这首曲子写暮春景色，表达了浓浓的惋春、惜春、伤春之情。全曲通篇用问答方式进行，词意转折跌宕，题为“送春”，而全篇不着一个“送”字，处处不现“春”字，纯以自然景象与人的活动罗列来加以描绘，别有一番情趣。
“问东君何处天涯”，起得十分突兀。题为“送春”而由“天涯”着墨，构思是别致的。“东君”在《楚辞》中为日神，后指神话中的仙人东王公，或谓春神东君。此处即指春神。如是，“送春”二字不点自明。以问句开端，让“何处”复盖整支曲子，合全篇而作出回答。
此后的五句从五个方面展示季候的变化，由小见大，探寻自然界的奥秘。“落日啼鹃”是一幅画图，写在落日的余晖中杜鹃独啼；“流水桃花”，写桃花在流水中冲涤，此中隐含桃花已行将谢去，纷乱地跌落泥尘，有一部分随流水冲去；“淡淡遥山”，写山之遥远，只在视线中留下淡淡的痕迹；“萋萋芳草”，写暮春的芳草茂盛，而且暗含“芳草有情，夕阳无语”之意，仍照应晚景；“隐隐残霞”，写残霞也只留下隐隐的身影。这五种自然景象中，有几种是相关连的，如落日与残霞，淡淡与隐隐，桃花与芳草；也有一些是单独存在的如啼鹃、流水。而季候明显的是流水中的桃花，萋萋的芳草，正因为有它们的点睛，其余部分也就受到辉映，著上了残春的色彩。“随柳絮吹归那答，趁游丝惹在谁家”是个对句，更进一步探寻“春去也”的踪迹。柳絮与游丝惯常被诗人用来表示春的存在，形象地看到春的踪影。此处用设句的方式，把主语“春”有意省略，柳絮今日吹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游丝又惹到谁家去了呢？这两个疑问实际上是用不着回答的，柳絮与游丝自然己随春而逝了。此正是曲家巧思高明之处。
“倦理琵琶，人倚秋千，月照窗钞”三句深化前面的形象，对“何处天涯”最后作出回答。可是这个回答又是具象的，往日爱弹的琵琶，现在倦去理它；人倚靠在秋千上想晃一下又下不了决心；只剩下月亮照在窗纱之上。这三个短句中前二者主体是人，后一句主体是月，但月已被拟人化，似乎月亮也感受到气候的变化，也变得春困夏乏起来。纵观末三句，似乎只字未提到春幕，也没照应“何处天涯”，可是整体形象却仍扣紧了主旨，留下了想象的余地。
全曲通篇用问答方式进行，有的要回答，有的又不要回答，造成词意的转折跌宕，增加阅读的兴味。许多事物的描写，貌似平列，而实有关连，在连与不连之中，推动感情的进展。纯用白描手法，以最省俭的笔抓住最富于特征的事物形象呈现在纸上，有以小见大的效果。末尾三句，形有尽而意无穷，很像影视中的“定格”，给人一种回味。全篇不著一“送”字，不著一“春”字而言尽“送春”意绪。
诗人在诗中描绘了北方一个处处可见的西瓜园。
诗的一、二句写西瓜生长的环境和年来年去每到夏天到处都吃瓜的情景。西瓜与蒲萄、苜蓿一样，都是舶来品，此时在北方已是常见之物，“碧蔓”“软沙”，绿黄二色对比鲜明却又和谐统一，充满了田家之美，然而“凌霜”词却又猛然一寒，美丽的东西是很难经得起严霜的。
接下来诗的三、四句写西瓜的形状味道。诗人觉得生长在北地的西瓜在形状上、味道上都不尽如人意，不能与葡萄、苜蓿相比。隐隐地透露出了一丝遗憾。蒲萄、苜蓿在西汉时传入中原，李颀《古从军行》最后两句感慨道：“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盛唐的诗人是在感慨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唐王朝所进行的开边战争的残酷，而这在“祈请国信使”范成大听来却充满了丝丝苦涩。一方面，南宋军事力量的薄弱，对金国的俯首称臣，注定范成大的出使必然少不了受辱；另一方面范成大又渴望如苏武一样为国尽忠。矛盾交织，面对同为舶来品的西瓜，联想到唐人诗句，苦涩横亘心头，报国的赤胆忠心和对强大国力的渴慕逐渐鲜明起来。
诗题旁还有一个自注：“味淡而多液，本燕北种，今河南皆种之。”燕北为女真族的起源之地，而河南则为北宋故都所在，燕北的西瓜如今遍布河南，国破家亡之恨暗含其中。诗人借助北方特有的物产，在对西瓜的描绘中，委婉地表达了故国沦丧的悲痛和失地人民渴望回归的愿望。虽然这些诗仍然围绕着爱国主义这一主题，但与《州桥》等篇忍痛直询和《双庙》等篇借古讽今相比则有了很大的区别。诗人不再高声呼喊，直抒胸臆将自己的感情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相反，诗人把自己的感情潜藏在清新的田园风光之下，乍一看轻松惬意，深深品味之后却又渗透出一层挥之不去的沉重，从而使感情更加深刻。诗人巧妙地借助题后自注，把自己含而未说的意思点破，达到不说而说的效果。
范成大在这首诗中表现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小中见大，用意深婉，通过北地特有的物产的描绘以及题后小注的巧妙运用，在田园风光背后寄托着自己的故国之思，把表层的轻快与深层的沉重进行对比，达到“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王夫之《姜斋诗话》）的效果。
全诗两章，每章四句，均以“鹑之奔奔”与“鹊之强强”起兴，极言禽兽尚有固定的配偶，而诗中男主人公的行为可谓腐朽堕落、禽兽不如，枉为“兄”“君”。全诗两章只有“兄”“君”两字不重复，虽然诗人不敢不以之为“兄”、以之为“君”，貌似温柔敦厚，实则拈出“兄”“君”两字，无异于对男主人公进行口诛笔伐，畅快直切、鞭辟入里。
此诗作者可能是一位女子，她唾弃那被她尊重，却品德败坏的男人“鹑鹊之不若”。意思是鹑鹊尚知居则常匹，飞则相随的道理。而这位被她尊敬的男人，却败坏纲常，乱伦无道，肆意妄为，是一个禽兽不如的东西。而她却一直把他当作兄长、君子，岂知他并非谦谦善良之人，长而不尊，令她感到非常痛心。于是，她一怒之下，做诗斥之，以舒其愤。此诗的主旨应该立足于“女斥男”的根本之上。
全诗以比兴手法，告诫人们鹑鹊尚知居有常匹，飞有常偶，可诗中的“无良”之人，反不如禽兽，而作者还错把他当作君子一样的兄长。作者据此，将“无良”之人与禽兽对待爱情、婚姻的感情与态度，构成了一种强劲的反比之势，加强了诗歌的批判力量。
全诗虽然只有两章八句，并没有直接对男主人公的形象进行任何客观的描写，却能使其形象非常鲜明而且突出。这根源于诗歌文本所构筑出的剧烈而又异常强大的情感落差，此种落差来源于人与禽兽对待异性配偶的不同态度，这种态度的不同造成了这种巨大而有悬殊的逆向对比关系。从而使男主人公的恶劣形象直接迎面袭来，令人不寒而栗却又厌恶透顶。
诗歌上下两章前两句完全一样，只是位置发生了改变，却能给人造成一种回环与交错的感觉。每章后两句，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避免了反复咏唱时容易引起的单调的感觉。这对这种重章叠句的诗歌来说，应该是《诗经·国风》中的一种重要的艺术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