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蚕事已毕，思妇犹苦身。”这位农家妇女辛辛苦苦地下田耕地、养蚕缫丝，结果“田蚕事已毕”，收获多少姑且不说，单是丈夫在外，她一个人在家里支撑门户，原本就很辛苦，可是“田蚕”忙过之后，依然不能像别的妇女那样得以短暂的修整和喘息。“犹苦身”，即仍然要继续劳作，也就是说她没有时间和条件休息。她的丈夫为什么外出？出门干什么去了？是出征疆场了，还是不得已出去谋生了呢？诗中虽未点明，但我们不难想象，这不能说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暑理絺服，持寄与行人。”从“思妇” 归拢整理的家织粗布衣服我们不难想象，她虽然种地养蚕，但是她仍然穿不起绫罗绸缎之类的好衣服，最多也只能穿那些“絺服”——细密一点的葛布衣服，这说明她的收获除了苛捐杂税可能已经所剩无几了，她只能自己穿那些粗疏的葛布，而将稍为细密的葛布寄给出门在外的丈夫。正所谓“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哪！
这首民歌语言凝练优美，生动流畅，自然率真，委婉含蓄，恰切地表达思想感情，较为突出地体现了南朝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暑理絺服”是一个情景场面描写，也是一个极具色彩的细节描写，你看：骄阳当头，酷暑难耐，一位农家妇女，在院子里，细心地拍打晾晒着一件件准备给丈夫寄去的细密的家织葛布缝制的衣服，浸着汗津俊俏的脸庞，有欣慰，有期待，也有幽怨。此时，虽然没有像别的妇女那样躲在凉爽的屋檐下乘凉，但是她并不觉得辛苦，因为她心中充满了对丈夫的牵挂与思念，这也许就是千百年来中妇女的伟大之所在。
此诗写诗人夜宿田家的所见所想。全诗语言质朴，描写细腻，犹如一幅生动逼真的社会生活画，揭示了唐末社会的无比黑暗，表达了诗人强烈的好恶之感，是一篇思想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品。
全诗共分三层意思。先写诗人日暮投宿，夕阳没入了远山，诗人来到这偏僻的山村之时，已经感觉很疲倦了。“日落下远峰”点明了时间，“芜村倦行履”交代了投宿的地点，而且这两句渲染出一派苍凉索漠的氛围，为全诗定下了凄凉的基调。三、四句为过渡句，诗人在小店中借住一宿，这看似平静的茅店，真的是平静的吗，这就自然地引出了下文，同时“酣睡”二字也紧扣上联中的一个‘倦’字，突出了诗人旅途中的疲劳。
这首诗第二个层次是写诗人在店舍中所见所闻。“忽闻扣门急，云是下乡隶”，这两句叙述差人的到来惊醒了睡梦中的诗人，“扣门急”是诗人所闻。一个“急”字写来人来势之猛，扣门的声音一声急似一声。在这之后点出了人物，原来这是一伙催租的差吏。这两句也暗示了差人的跋扈及其嚣张气焰。诗人又用“公文捧花柙，鹰华假声势”，来写差吏的装腔作势和鹰单般的凶狠，这两句极其生动地刻画了差人狗仗人势，狐假虎威，穷凶极恶的丑恶嘴脸。一个“捧”字，突出了差人对上司的媚颜奴骨；一个“假”字，则突出了差人作为官府鹰犬的可憎面目。
接下来的十二句是写田家应付官差的情形，是诗人所见。“良民惧官府，听之肝胆碎。”这两句描绘了农民们老实可怜的样子，和差人的穷凶极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惧”字体现了官府扰民、欺民、掠民对农民心理造成的恐惧感之深、之重。
下两句描绘了一位老人夜晚开门出去应付差人时步履蹒跚的情景。为什么会是老母亲去应付如狼似虎的公差，年轻人此时都哪儿去了，诗人虽未明说，但也可知是那无止境的徭役和兵役是出现这一情景的主要原因。村中的年轻人也许早就被抓丁拉差掠走一空，即使有剩下的，哪还敢见公差，何况是晚上。“老脚走颠踬”一句饱含辛酸，官府无道、掠民扰民，民不堪负重，于此可见一斑矣。
“小心事延款，酒余粮复匮”这两句描述的是老母亲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准备招待公差，却苦于酒少粮缺。“小心”突出了老母亲对公差的恐惧。“酒余”句则突出了农户家中十分窘迫的生活状况，反衬了公差的可恶，揭示官府及其爪牙不体恤民情，扰民掠民的事实。
“东邻借种鸡，西舍觅芳醑”这两句描述的是老母亲借鸡酒招待差人的情景。差人既然已经来了，家境再窘迫也得想法招待，于是只好去东借西借，这个中的酸楚及痛苦也许只有这无奈的老人心中才最清楚。要在平时，谁又舍得去宰吃正在下蛋做种的鸡。可差人来了又不得不宰，这平白的叙述中隐蕴了千千万万老百姓内心深处的多少无奈。
“再饭不厌饱，一饮直呼醉。”差人吃了又吃却不仅仅满足于吃饱，酒一直喝到酩酊大醉方才罢休。“不厌饱”、“直呼醉”是诗人对差人丑态穷形尽相的描写。而老母亲，她害怕明天去官府见官，在灯前跪着对差人苦苦哀求。一个“怯”字进一步体现了老百姓对官府的恐惧之深。“苦苦”、“跪”都是描写老母亲的，年纪大得连走路都跌跌撞撞的，在忙忽着让差人酒醉饭饱之后还要对其下跪哀求。此情此景，真可谓撕心裂肺，让作者目不忍睹。诗人虽并未写差人此时的举手投足，但已经暗暗说明：如果不是他的恶言相逼，老母亲又怎么会有如此的举动呢？
诗的第三层是写诗人的感叹。“不成眠”说明诗人对官吏横行，贫民受苦的情景久久不能忘怀，可见诗人对人民痛苦的同情。用“滴清泪”体现诗人对这民不聊生的关心和哀叹。下四句正是从这感叹中发生而来。诗人感叹的是“民膏日已瘠，民力日愈弊”。在统治者严酷的剥削压榨之下，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
全诗层次分明、脉络清晰，记人记事具体形象。人物虽着笔不多而形象却很生动逼真，各具情态，老妇的衰老与伤心，差吏的凶残与无厌，诗人对田家的同情与对差吏的痛恨的感情都真实流露了出来。
这篇文章以扬为抑，褒中有贬，在探究北宋立国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原因的同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文章条理清晰，措辞委婉，情感恳切坦诚，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
此文大致可分为五段。第一段是交代写作缘起。宋神宗赵顼是一个有志图强的年轻皇帝，公元1067年即位。即位时只有二十岁，出于谋求富国强兵、改变“本朝”积弊的迫切愿望，他即位第二年便召见王安石进京议对。此时王安石已近“知天命”之年，其经历、见识很不一般。他从少年时起即胸有“轩冕”之志，曾自言“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出仕前又跟随宦游四方的父亲到过岭南、江苏的不少地方，对于下情已有所体恤。中经丁忧，二十一岁人京应礼部试，首试即中，以第四名的好成绩登杨真榜进士。王安石由于个性拗强，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素有“矫世变俗之志”，名播朝野。神宗早在东宫时已闻王安石大名，继位后，对这位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提出“改易更革”主张的王安石十分倚重。这次把他由江宁召回京都，就是向他咨询北宋百年来没出大乱子的问题，要他当面回答这是什么原因。面对皇上，口头回答这么重大的问题，难无惶恐，加之时间紧迫，未敢迁延，来不及详对，即告辞返回。事后，他又觉得不符合近臣侍奉君主的道理，遂写了这篇《札子》，进一步申述改变积贫积弱局面、实行变法的实际需要和理论依据。神宗激赏此文，次年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变革遂张。此文可视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声。
第二段是对“本朝”自开国皇帝赵匡胤至仁、英二宗的一一称颂，从而作出“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初步答案。既然是百年的事，自然以前几任皇帝都得提到。宋太祖因是开国之君且较有作为，所以说得较多，其余太宗、真宗、英宗都是一句带过，唯独对宋仁宗所论最详。这倒不是仁宗特别英明，而是因为他在位时间长，而暴露出的问题最多，后遗症亦最‘大，所以必须加以详尽分析。
第三段，作者以“从官”的身分极言仁宗的所谓政绩美德，称颂他“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王安石认为仁宗当皇帝时，对上尊崇天意，对下兼听众议，宽仁恭俭，做得自然而又始终如一。尤可贵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审理案件力求给犯人留一条活路，而对于官吏扰民深恶痛绝。对外不忍兴师动众，对内赏罚合理，不信谗言，处处依法办事。皇帝给监察机关带了个好头，所以各级官吏不敢擅自发号施令。也不敢做伤害百姓的事。自西夏归顺宋朝后，再没有发生较大的边境民族叛变之事。这样边民可免遭战乱之灾，内地民众亦可安居乐业。皇亲国戚不敢触犯法令，他们立身行事有的比百姓还谨慎，这是刑法公道所收到的成效。上百万军队是稳定的，一旦有贪污盗窃的人，很快便被揭露，至于在灾荒之年趁火打劫的人，会立即被破获，而皇帝身边的人也不敢擅作威福，索取贿赂。奸佞贪婪者偶被录用，但不能长久。各级官吏的任命提升虽不尽如人意，但也并无遗珠之憾，这是任人唯贤和依靠法制的结果。由于深得人心，所以在仁宗皇帝去世时，人们就像死了亲生父母一样悲痛万分。
第四段篇幅比上段略短，却是全文的重点段落，也是作者的醉翁之意之所在。头一句开门见山，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可谓深中腠理。这些弊病分别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一是皇帝朝夕共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妇女，临朝理事，又不外是一些琐碎之务，远不如那些有作为的国君，能同士大夫一起研讨先王的治国之法，从而在全国加以推行。二是对于事物不分名与实，一切听凭自然而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虽任用了贤人，但小人也占据一定职位；正确的言论皇帝不是不听。但错误的主张也时时被采纳。三是没能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以诗赋和背诵古书的办法取士，论资排辈、按科名资历任用官吏，而没能采取必要的考核措施。四是监察机关（监司）没有称职的官员，边将不是由军队中有指挥经验的人担任，而是任命一些并无军事知识和指挥能力的人充当。五是官吏调动频繁难以考核其政绩，而“游谈之众”便以假乱真，贤人反被埋没；靠私交、“走后门”扩充自己声望的人，大都成了高官；不靠后台、对公事尽职尽责的人，有时反被打击排挤，故而上下偷懒，一味取悦于人；贤人有职无权，才能得不到发挥，实等同于庸人。六是沉重的徭役造成农民破产，而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兴办整修农田水利等等。七是边防部队没有进行训练整顿，其中多有疲惫衰老者；内地驻军全是兵痞无赖，没能改变五代以来在养兵问题上笼络迁就的坏风气。八是对于皇族成员不曾经过严格教育和选拔，竟然委以重任，这不符合先王奖优罚劣的用人原则。九是朝廷对于理财，大都没有恰当的办法，所以尽管皇帝本人很节俭而百姓并不富裕，皇帝对国事百般操劳而国家却不强盛；幸而没有外患，也没遇到特大天灾，所以一百多年来没有出乱子。十是虽说事在人为，但“本朝”的创建和存在却是上天保佑的结果。
显然，以上十条，没有一条不是对北宋朝廷的严厉批评。遗憾的是后世读者曾对王安石的这一苦心孤诣产生了误解，认为“虽日人事……此其所以获天助”之说，是对北宋的歌功颂德，把功劳归于皇帝和上天，表现了他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实则相反，这是王安石改革主张彻底性的实际表现。因为这十条的寓意在于北宋王朝已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仅仅靠上天帮助的偶然性得以维持，如不改革，绝无出路。《宋史》本传载：神宗诏问“为治所先”，王安石对日“择术为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北宋以来因循守旧的现行治术，而主张必须择取和制订足以对付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新的治国方案。
第五段指出“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也不能理解为作者对宋神宗的吹捧。鉴于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有作为的大臣的满腹牢骚，也只能是委婉地、甚至是违心地加以表述。这一段话虽不多，但分量很重，它无异于警告赵顼说：天助是靠不住的，人事也不可有始无终，即使你对这些话很忌讳，因此而怪罪我，我也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从而忠告你必须重新选择（择术为先）有助于变法图强的“人事”。成败在此一举，你如听取劝告，留心国事，实施变法，这便是天下人的一大福份!王安石的这些话中之话何等尖锐，哪里有什么美化和吹捧的意味！
特点一：本文组织严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论述明白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特点二：措辞委婉，情感直白坦诚。语言表达上谦恭委婉。如一、五段，极尽臣子之礼。表述思路上以颂扬为铺垫，寓贬于褒、以扬为抑。如二、三、四段。由此，王安石剖析了四十多年中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指出因循守旧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特点三：在语言方面，本文很好地运用了对偶、排比等手法，使字句音节铿锵，为文章生色不少。
这是一首久客异乡、缅怀故里的感怀诗。写于初来乍到之时，抒写久客伤老之情。
“少小离家老大回”，诗一开始，就紧扣题目，单刀直入，点明离家与回乡相距年岁之久、时间之遥，其中已蕴藏着很深的感慨。这感慨在同题第二首诗中即有明白的描写：“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山河依旧，人事消磨，将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多变作了鲜明的对照。这里是明写，在“少小离家老大回”中是隐含，表现手法不同，艺术效果也不同。
第二句“乡音无改鬓毛衰”用的也是对比法，但不是自然与人生的对比，而是语言与鬓发的对比。语言习惯一经形成，虽经岁月磨砺也难以更改；美好青春难以永驻，童颜黑发转眼即可衰颓。“乡音无改”既是故乡在诗人身上打下的永远抹不掉的烙印，又是诗人亲近故乡儿童的媒介，所以弥足珍贵；“鬓毛衰”本是离乡数十年来宦游奔波的必然结果，幸而叶落归根，在白发飘萧的垂暮之年，终于返回朝思暮想的故乡，因而倍觉幸运。诗人这时的感情是悲喜交集，感慨与激动参半。
三四句从充满感慨的一幅自画像，转而为富于戏剧性的儿童笑问的场面。“笑问客从何处来”，在儿童，这只是淡淡的一问，言尽而意止；在诗人，却成了重重的一击，引出了他的无穷感慨，自己的老迈衰颓与反主为宾的悲哀，尽都包含在这看似平淡的一问中了。全诗就在这有问无答处悄然作结，而弦外之音却如空谷传响，哀婉备至，久久不绝。
就全诗来看，一二句尚属平平，三四句却似峰回路转，别有境界。后两句的妙处在于背面敷粉，了无痕迹：虽写哀情，却借欢乐场面表现；虽为写己，却从儿童一面翻出。而所写儿童问话的场面又极富于生活的情趣，即使读者不为诗人久客伤老之情所感染，也不能不被这一饶有趣味的生活场景所打动。
此诗运用了三种对比：通过少小离家与老大回乡的对比，以突出离开家乡时间之长；通过乡音难改与鬓毛易衰的对比，以突出人事变化速度之快；通过白发衰翁与天真儿童的对比，委婉含蓄地表现了诗人回乡欢愉之情和人世沧桑之感，并且将这两种迥不相同的感情水乳交融地凝合在一起。全诗采用白描手法，在自然朴素的语言中蕴藏着一片真挚深厚的感情。读之如饮醇醪，入口很淡，而后劲无穷。
第二首可看作是第一首的续篇。诗人到家以后，通过与亲朋的交谈得知家乡人事的种种变化，在叹息久客伤老之余，又不免发出人事无常的慨叹来。
“离别家乡岁月多”，相当于上一首的“少小离家老大回”。诗人之不厌其烦重复这同一意思，无非是因为一切感慨莫不是由于数十年背井离乡引起。所以下一句即顺势转出有关人事的议论。“近来人事半消磨”一句，看似抽象、客观，实则包含了许多深深触动诗人感情的具体内容，“访旧半为鬼”时发出的阵阵惊呼，因亲朋沉沦而引出的种种嗟叹，无不包孕其中。唯其不胜枚举，也就只好笼而统之地一笔带过了。
三四句笔墨荡开，诗人的目光从人事变化转到了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上。镜湖，在今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北麓，周围三百余里。贺知章的故居即在镜湖之旁。虽然阔别镜湖已有数十个年头，而在四围春色中镜湖的水波却一如既往。诗人独立镜湖之旁，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触自然涌上了他的心头，于是又写下了“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的诗句。诗人以“不改”反衬“半消磨”，以“惟有”进一步发挥“半消磨”之意，强调除湖波以外，昔日的人事几乎已经变化净尽了。从直抒的一二句转到写景兼议论的三四句，仿佛闲闲道来，不着边际，实则这是妙用反衬，正好从反面加强了所要抒写的感情，在湖波不改的衬映下，人事日非的感慨显得愈益深沉了。
还需注意的是诗中的“岁月多”、“近来”、“旧时”等表示时间的词语贯穿而下，使全诗笼罩在一种低回沉思、若不胜情的气氛之中。与第一首相比较，如果说诗人初进家门见到儿童时也曾感到过一丝置身于亲人之中的欣慰的话，那么，到他听了亲朋介绍以后，独立于波光粼粼的镜湖之旁时，无疑已变得愈来愈感伤了。
陆游说过：“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回乡偶书二首》之成功，归根结底在于诗作展现的是一片化境。诗的感情自然、逼真，语言声韵仿佛自肺腑自然流出，朴实无华，毫不雕琢，读者在不知不觉之中被引入了诗的意境。像这样源于生活、发于心底的好诗，是十分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