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诗人的笔下，绵绵不断的细雨总是和“愁思”难解难分的，如：“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但是在蒋捷词里，同是“听雨”，却因时间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不同而有着迥然不同的感受。词人从“听雨”这一独特视角出发，通过时空的跳跃，依次推出了三幅“听雨”的画面，而将一生的悲欢歌哭渗透、融汇其中。
第一幅画面：“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它展现的虽然只是一时一地的片断场景，但具有很大的艺术容量。“歌楼”、“红烛”、“罗帐”等绮艳意象交织出现，传达出春风骀荡的欢乐情怀。少年时候醉生梦死，一掷千金，在灯红酒绿中轻歌曼舞，沉酣在自己的人生中。一个“昏”字，把那种“凤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的奢靡生活表现出来。这时听雨是在歌楼上，他听的雨就增加了歌楼、红烛和罗帐的意味。尽管这属于纸醉金迷的逐笑生涯，毕竟与忧愁悲苦无缘，而作者着力渲染的只是“不识愁滋味”的青春风华。这样的阶段在词人心目中的印象是永恒而短暂的。以这样一个欢快的青春图，反衬后面的处境的凄凉。
第二幅画面：“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一个客舟中听雨的画面，一幅水大辽阔、风急云低的江秋雨图，一只失群孤飞的大雁。这里的“客舟”不是《枫桥夜泊》中的客船，也不是“惊起一滩鸥鹭”里的游船，而是孤独的天涯羁旅，孤独、忧愁、怀旧时时涌在心头。这时的雨伴随着断雁的叫声。这一个“断”字，联系了诸多意境，同断肠联系在一起，同亲情的斩断联系在一起，有一种人生难言的孤独和悔恨。“客舟”及其四周点缀的“江阔”、“云低”、“断雁”、“西风”等衰瑟意象，映现出风雨飘摇中颠沛流离的坎坷遭际和悲凉心境。壮年之后，兵荒马乱之际，词人常常在人生的苍茫大地上踽踽独行，常常尔奔曲走，四方漂流。一腔旅恨、万种离愁都已包孕在他所展示的这幅江雨图中。
“而今听雨”的画面，是一幅显示他当前处境的自我画像。一个白发老人独自在僧庐下倾听着夜雨。处境之萧索，心境之凄凉，在十余字中，一览无余。江山己易主，壮年愁恨与少年欢乐，已如雨打风吹去。此时此地再听到点点滴滴的雨声，却已木然无动于衷了。“悲欢离合总无情”，是追抚一生经历得出的结论，蕴有无限感伤，不尽悲慨。“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似乎已心如止水，波澜不起，但彻夜听雨本身，却表明他并没有真正进入超脱沉静的大彻大悟之境，只不过饱经忧患，已具有“欲说还休”的情感控制能力。
捷的这首词，内容包涵较广，感情蕴藏较深。以他一生的遭遇为主线，由少年歌楼听雨，壮年客舟听雨，写到寄居僧庐、鬓发星星。结尾两句更越过这一顶点，展现了一个新的感情境界。“一任”两个字，就表达了听雨人的心情。这种心情，在冷漠和决绝中透出深化的痛苦，可谓字字千钧。虽“一任点滴到天明”，却也同时难掩听雨人心中的不平静。身在僧庐，也无法真正与世隔绝，也不能真正忘怀人生。
方位名词的巧妙运用，是这首词的一大特点。“少年听雨歌楼上”，追欢逐乐，无忧无虑，正是作者一生中最美好、最快乐的时光，因而一个“上”字，正好暗合作者这样一种生活情境。“壮年听雨客舟中”，这时期的作者，进士及第不久，南宋灭亡，他不肯仕元，开始了漂泊生涯。“软语灯边、笑涡红透”的家庭生活既已失去，离乱生活，使他惟有感时伤怀，于客舟中听潇潇冷雨，吹瑟瑟西风，看辽阔的江面堆满铅灰色的云，失群孤雁传来凄厉的哀鸣，心境一何愁苦悲凉！但这时的处境与暮年相比，还未到达极端孤寂的境地，因而用一“中”字，倒也贴切。“而今听雨僧庐下”，已是白发老者的他，已经尝遍了悲欢离合的滋味，大半生坎坷遭遇的折磨，几乎使他到了麻木的地步，悲欢离合，已经无法掀动他感情的涟漪，因而他能够听任檐前冷雨一直滴到天明。作者真的已经麻木不仁、万念俱灰了吗？如果四大皆空，又为什么彻夜难眠呢？可见作者的忧愁痛苦不仅没有得到解脱，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这另一种形式的愁苦，是情感的内敛与深化。这时一个“下”字，自然与作者风烛残年的境遇高度一致。三个方位名词，也许并非刻意安排，但作者一生的际遇，确实能从这三个方位名词上看出端倪，不是吗？
这首词以“听雨”为线索，以时间为顺序，选取作者一生三个典型片断，凸显词人晚年悲苦凄凉的境遇和心情。同是听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际遇，有着迥然不同的感受。
此诗描写了暮秋时节，诗人独步山林时的所见所感。诗中运用比喻、衬托等手法，描绘了暮秋的景色，突出了山林的空寂，也映衬了作者倦于仕途奔波的空虚惆怅的心境。语言清新自然，描绘生动传神，构思新奇巧妙，意境幽远凄清。
诗的开头就以“马”“长坂”写山行，但并非写山间行走，而是写山间停歇。而且这种停歇又并非那种充满雅致逸兴的停歇，而是“疲卧”，以马的疲于山行，衬托了人的倦于奔波。接着，又以渡口西沉的斜阳来烘托诗人的心境。
诗的下面四句写“暮秋”，是山行的环境。“山风吹空林，飒飒如有人”两句先以风吹空林来表现林的“空”，又以仿佛有人而实则无人来衬托林的“空”，幽深静寂的环境写得十分生动。“如有人” 的比喻，更加反衬出树林的空寂。
“苍旻风凉雨，石路无飞尘”，正值秋日凉雨初风，路上行尘不起。前两句从左右，这两句从上下将山间景色点染得更为幽静空寂。这四句所写的山色极其生动逼真，使人如临其境，就其本身而言，如唐代殷璠所说，是“宜称幽致”的，然而在此时此地，它所映衬的却是诗人空虚惆怅的心境。诗人之所以“卧”，并非由于山色幽雅宜人，而是由于千般烦恼与愁绪集于一身，是由于“疲”。由“千念”一转，写所感。此时正是岁暮时节，而迎萧瑟秋风，诗人百感交集，而其感情基调则是一“悲”字。以“千念”统领，说明诗人感触很多，这一切都由“暮节”而引发。“万籁”表明其声响之多，然而这一切音响只能越发触动诗人悲愁心绪。客观环境中的“万籁”，反衬主观心境中的“千念”。
“鶗鴂昨夜鸣，蕙草色已陈”，在这里，诗人用屈原诗意，以鶗鴂已鸣，芳草色陈，比喻盛时已过，年岁渐高，抱负难以施展；流露出对岁月，实际是对自身处境的深深忧虑。
诗的最后两句在上文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说明自己的处境：岁月已晚，而自己仍在异乡漂泊奔波。“远行”二字呼应题目“山行”，表现此行之遥远艰辛，同时暗示出远行奔波之毫无成就。诗人所疲于山行的原因，就在诗的这四句中说明了；而“苦辛”二字则为“暮秋山行”作了总的归结。将暮秋景色与山行所感紧密结合，使之相互衬托，从而突出了诗人倦于仕途奔波的心境。其中写山色四句，语句清新自然，描绘生动传神，意境幽远凄清，与全诗格调极为和谐。
这是一首咏史诗，全诗的特点是借古讽今。诗人借汉武帝的事例，深刻地讽刺了当时朝政的弊端与崇尚迷信的风气，目的是为了打破宋真宗东封泰山后所产生的虚妄的吉庆气氛，体现诗人的忧国情怀。
“汉武高台切绛河，半涵非雾郁嵯峨。”两句是以状物起兴。汉武帝一生好为崇楼峻阁，奉巫祠神。元鼎三年（前114年）春所作柏梁台，高二十丈，“用香柏百余，香闻十里”（《封禅书》），是用来供奉长陵女巫神君的。以后又兴建通天台，高三十丈；井干台、神明台，均高五十丈（《封禅书》），诗中的天台即是这众多仙台的总称，“天”，以言其高。这二句诗抓住了天台“高”而“入云”的两个侧面，以精丽的语言，创造了笼罩全诗的迷离虚幻的气氛。天台之高，竟直切绛河(即银河)。“切”字特为天台拔地矗起、如锋锷参天的气势传神。“非雾”指五色祥云，与上句“绛河”互映，便见彩霭氤氲。又用“半涵”两字，“半涵”与“非雾”相配，加深缥缈空灵之意；切天台含云吐雾，郁郁纷纷，犹如紫气护绕的仙家灵山。“郁嵯峨”三字为二句殿末，水到渠成，工巧而自然。
“桑田欲看他年变，瓠子先成此日歌。”两句引用沧海桑田的典故并言明汉武帝的教训。诗人借仙女麻姑三历人间沧海桑田之变而自己不变老的典故，明说汉武常修天台的目的是为了敬奉神仙，以求保佑江山稳固、天下苍生安宁、自己成仙登天。而急转直下写汉武帝修仙台祈福，不但没保国泰民安、自己成仙，反而黄河的瓠子口连连决口二十余载，多次修治无效，汉武帝亲自督塞也未果，只能望决口而作歌：“匏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旰旰兮间殚为河。”（《河渠书》）诗人取材汉武帝塞河决这一事例，形象指出求仙梦的破灭。此二句转折突兀却流荡妥贴的倒装句，则顿然给人以洪水浩渺之感，有力地表达了诗旨。
“夏鼎几迁空象物，秦桥未就已沉波。”两句写造镇国之鼎、修跨海寻仙之桥都难保国势人运盛衰兴亡。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九鼎在汾水边现世，汉武信方士“出与神相通”之言，“上封则能仙登天矣”（《封禅书》），于是即东封泰山，复巡蓬莱，冀遇诸神。在位的二十多年里遍封三山五岳，求仙不止。秦始皇也曾多次封禅东巡，修桥寻仙，愚举一生。唐李贺曾作《苦昼短》：“刘彻茂陵多滞骨，赢政梓棺费鲍鱼。”是对两位雄主不羡江山只羡仙可悲结局的真实写照。这两句承三、四句转折之势意讽真宗见祥瑞而乱封禅不智之举应以先帝君之愚举为鉴戒。
“相如作赋徒能讽，却助飘飘逸气多。”两句以司马相如作《大人赋》的典故点睛结尾。汉武帝侍臣司马相如曾作《大人赋》以讥仙家的虚妄，却因描过甚，结果“天子大悦，飘飘然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汉书司马相如传》)，“谏意不切”，其含意更深。诗人用此典故，承上讽喻意，称自己也只能与相如一样以作诗为讥，不知真宗见后，是否也象汉武帝一样辜负臣子的初衷，此诗收于叹息期盼之情。
全诗多用典实，深奥但非僻冷，位置妥帖，并不堆垛，这是因为此诗内容充实，不同于西昆体常有诗风；而另一重要因素是结构颇见匠心，既保持了西昆体组织细密的特点，又深得李杜七律构思神理，语言清丽，议论恰到好处。
这首词作于公元1188年（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戊申）正月初一这一天，刚好是立春。自然界的节候推移，触发了他满腔的忧国之情。这一年辛弃疾已四十九岁，屈指一算，他渡江归宋已经整整二十七个年头了。二十七年来，辛弃疾无时不盼望恢复大业成功，可是无情的现实却使他一次又次地失望了。于是，他在春节的宴席上挥毫写下这首小词，借春天花期没定准的自然现象，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国事与人生的忧虑。这也是辛词善于以比兴之体寄托政治感慨的一个特点。
这首词的开篇通过节日里众人热闹而自己索然无味的对比描写，表达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感伤情怀。“谁向椒盘簪彩胜？整整韶华，争上春风鬓”，说的是当时民间春节风俗。正当美好年华的整整等人，争着从椒盘中取出春幡，插上两鬓，春风吹拂着她们头上的幡胜，十分好看。
这里通过描写节日里不知忧愁为何物的年轻人们的欢乐，来反衬自己“忧愁风雨”的老年怀抱。接下来两句：“往日不堪重记争，为花长把新春恨。”笔锋一转，说明自己并非不喜欢春天，不热爱生活，而是痛感无忧无虑的生活对于自己早已成为“往日”的遥远回忆。并且，其不爱春天热闹的原因还有更深的意义。
在过去的岁月里，作者岁岁苦盼春来花开，可年复一年，春天虽来了，“花”的开落却无凭准，这就使人常把新春怨恨，再没有春天一来就高兴的旧态了。显然这里一个“恨”字，已不是简单地恨自然界的春天了。接下来，作者从一个“恨”字出发，着重写了自己对“花期”的担忧和不信任。字里行间，充满了怨恨之情。这种恨，是爱极盼极所生之恨。
“春未来时先借问，晚恨开迟，早又飘零近。今岁花期消息定，只愁风雨无凭准。”作者急切盼望春来，盼望“花”开，还在隆冬就探询“花期”；但花期总是短暂的，开晚了让人等得不耐烦，开早了又让人担心它很快凋谢；这一年是元日立春，花期似乎可定，从他平时言行读者不难了解，可是开春之后风风雨雨尚难预料，谁知这一年的花开能否如人意？
作者在这里写的虽是自然界的变化，实际上是在曲折地表达了对理想中的事物又盼望、又怀疑、又担忧，最终还是热切盼望的矛盾复杂心情。作者之所以会有如此缠绵反复、坚凝执着的心理呢？就是因为他心中有抗金复国这一项大事业！所谓“花期”，即是作者时时盼望的南宋朝廷改变偏安政策，决定北伐中原的日期。
在正月初一这样的节日，人们忙着庆贺这个双喜的日子。尤其是年轻人，更是天真烂漫，兴高采烈，欢呼新春的到来。但是，这样的节日场景，对于长期削职闲居，壮志难酬的辛弃疾来说，无疑是别有一番滋味，眼看着这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却怎么也乐不起来。
就在他写此词前两个月，太上皇赵构死了，这对于恢复大业也许是一个转机。如果宋孝宗此后善作决断，改变偏安路线，则抗金的“春天”必将到来。可是锐气已衰的孝宗此时已无心于事业，赵构刚死，他就下令皇太子赵惇“参决国事”，准备效法他老子传位于太子，自己当太上皇享清福了。
由此看来，“花期”仍无定准，“风雨”也难预料。上饶离临安不远，作者想必已听到这一消息。而他在词中所感叹的“花期”无定、“风雨”难料，也是由此而发。通篇此词，作者比兴结合，含而不露，十分自然地表达了他政治上的感受和个人遭遇的愁苦复杂的心情。
当时，辛弃疾被劾离官闲居已五年余。是年奏邸忽腾报辛因病挂冠，此迟到的风雨具见京城大老们的荒唐和对稼轩的忌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