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含意非常通俗易懂,可以用“珍惜时光”这个词来概括。这原是一种每个人都懂的道理。可是,它使 读者感到愿望单纯而强烈,使 人感到无比的震撼,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全诗每一句似乎都在反复强调“莫负好时光”,而每句又都有些微妙变化,重复而不啰唆,回环不快不慢,形成优美的轻盈旋律。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句式相同,都以“劝君”开始,“惜”字也出现了两次,这是二句重复的因素。但第一句说的是“劝君莫惜”,第二句说的是“劝君须惜”,“莫”与“须”的意思是相反的,这就是重复中的一些变化,但是主要意思是不变的。“金缕衣”是非常贵重的衣物,却“劝君莫惜”,说明世间还 有比它更为珍贵的东西,这就是“劝君须惜”的“少年时”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诗句未直说,那本是不言自明的:“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然而青春是非常宝贵的,一旦逝去是再也回不来的。一再“劝君”,用规劝的语气,情真意切,有很浓厚的歌味和娓娓道来的神韵。两句一个否定,一个肯定,否定前者是为了肯定后者,似分实合,虚实相生,形成了诗中第一次反复和咏叹,旋律和节奏轻盈舒缓。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则构成第二次反复和咏叹,单就诗意看,与一、二句差不多,还是“莫负好时光”那个意思。这样,除了句与句之间的反复,又有上联与下联之间的较大的回旋反复。但两联表现手法就不一样,上联直抒胸臆,是赋法;下联却用了譬喻方式,是比义。于是重复中仍有变化。三、四没有一、二那样整饬的句式,但意义上彼此是对称得铢两悉称的。上句说“有花”应怎样,下句说“无花”会怎样;上句说“须”怎样,下句说“莫”怎样,也有肯定否定的对立。二句意义又紧紧关联:“有花堪折直须折”是从正面说“行乐须及春”意,“莫待无花空折枝”是从反面说“行乐须及春”意,似分实合,反复倾诉同一情愫,是“劝君”的继续,但语调节奏由徐缓变得峻急、热烈。“堪折——直须折”这句中节奏短促,力度极强,“直须”比前面的“须”更加强调。这是对青春与欢爱的放胆歌唱。这里的热情奔放,不但真率、大胆,而且形象、优美。“花”字两见,“折”字竟三见;“须——莫”云云与上联“莫——须”云云,又自然构成回文式的复叠美。这一系列天然工妙的字与字的反复、句与句的反复、联与联的反复,使诗句琅琅上口,语语可歌。除了形式美,其情绪由徐缓的回环到热烈的动荡,又构成此诗内在的韵律,诵读起来就更使人感到回肠荡气了。
此诗另一显著特色在于修辞上的别致新颖。一般情况下,旧诗中比兴手法往往合一,用在诗的发端; 而绝句往往先景语后情语。此诗一反惯例,它赋中有兴,先赋后比,先情语后景语,殊属别致。“劝君莫惜金缕衣”一句是赋 ,而以物起情,又有兴的作用。诗的下联是比喻,也是对上句“须惜少年时”诗意的继续生发。不用“人生几何 ”式直截的感慨,用花来比少年好时光,用折花来比莫负大好青春,既形象又优美,创造出一个意象世界。
这就是艺术的表现,形象思维。错过青春便会导致无穷悔恨,这种意思,此诗本来可以用但却没有用“老大徒伤悲”一类成语来表达,而紧紧朝着折花的比喻向前走,继而造出“无花空折枝”这样闻所未闻的奇语。没有沾一个悔字恨字,而“空折枝”三字却耐人寻味,富有艺术感染力。
关于此诗的主旨,历代学者看法很不一致,主要有两种意见。《毛诗序》云:“文王能官人也。”“官人”语出《尚书·皋陶谟》:“知人则哲,能官人。”意谓善于选取人才并授以适当官职。而姚际恒《诗经通论》则曰:“此言文王能作士也。小序谓‘文王能官人’,差些,盖袭《左传》释《卷耳》之说。”“作士”一语直接取自此诗的“遐不作人”。孔颖达疏:“作人者,变旧造新之辞。”朱熹《诗集传》:“作人,谓变化鼓舞之也。”概而言之,即为培育造就人才及鼓舞振作人心。其实这两种意见并无大异,小序着眼的是前三章,故得出“官人”的结论,姚氏着眼的是后二章,故得出“作士”的结论。“官人”也罢,“作士”也罢,都离不开周王的盛德。
全诗五章,每章四句。除第二章外,其余四章均以兴为发端,这在《大雅》中是罕见的。
首章以“棫朴”起兴。毛传释曰:“山木茂盛,万民得而薪之;贤人众多,国家得用蕃兴。”此是将棫朴喻贤人。而《诗集传》释曰:“芃芃棫朴,则薪之槱之矣;济济辟王,则左右趣之矣。”意为灌木茂盛,则为人所乐用,君王美好,则为人所乐从。此是将棫朴喻君王。毛传释兴,每每孤立地就兴论兴,所以兴与下文的关系往往显得牵强附会。朱熹释兴,总是将起兴句与被兴句有机地联系起来,符合其“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的定义。就此章而言,朱熹的解释似更为合理。
首章是总述,总述周王有德,众士所归。而士分文、武,故二、三篇又分而述之,以补足深化首章之意。
二章四句皆为赋。前两句“济济辟王,左右左璋”承上两句“济济辟王,左右趣之”而来,而又启出下两句:“左璋峨峨,髦士攸宜。”“璋”有二解,一为“牙璋”,发兵所用;一为“璋瓒”,祭祀所用。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此诗下章言六师及之,则上言左璋,当是发兵之事。故传惟言半圭曰璋,不以为祭祀所用之璋瓒耳。”据此,此章则与下章一样,均与武士有关。但马瑞辰注意了下章的“六师”而疏忽了此章的“髦士”。“髦士”在《诗经)中凡二见,另一为《小雅·甫田》中的“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甫田》的髦士肯定为文士(多以为是田畯,即农官),故此诗恐亦不例外。所以璋还是训“璋瓒”为好。
三章以“泾舟”起兴。朱熹《诗集传》以为舟中之人自觉划动船桨实喻六师之众自觉跟随周王出征,云:“言‘淠彼泾舟’,则舟中之人无不楫之。‘周王于迈’,则六师之众追而及之。盖众归其德,不令而从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亦云:“文王征伐,六师扈从,有似烝徒楫舟,则其作武勇之士也又可见。”齐诗根据此章末两句“周王于迈,六师及之”而断定此诗是言文王伐崇之事,后人多有从之者。其实以诗证史可信,以史证诗难信,况且把诗中所言一一坐实并无多大意义,所以还是把此章看作泛言为好。
如果说前三章是以众望所归来烘托周王的话,那么后两章则转为直接的歌颂了。
四章以“云汉”起兴。郑笺曰:“云汉之在天,其为文章,譬犹天子为法度于天下。”诸家多认为“云汉”乃喻周王。末句“遐不作人(何不培养人)”虽是问句,实则是肯定周王能培育人。严粲《诗缉》云:“董氏曰:‘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类似的用法还见于《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遐不眉寿”、“乐只君子,遐不黄耇”。
末章的兴义较难理解。朱熹在《诗集传》中曰:“追之琢之,则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则所以美其质者至矣。勉勉我王,则所以纲纪乎四方者至矣。”他还在《诗传遗说》中补充道:“功夫细密处,又在此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四方都便在他线索内牵著都动。”他答人问“勉勉即是纯一不已否?”又曰:“然。如‘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工夫到后,文章真个是盛美,资质真个是坚实。”二者合而言之,也就是说:精雕细刻到极致,是最美的外表,纯金碧玉到极致,是最好的质地,周王勤勉至极,有如雕琢的文彩和金玉的质地,是天下最好的管理者。如此释诗,似太迂曲,所以很多人并不把前两句视作兴,他们认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的“其”指的就是周王,意谓周王既有美好的装饰,又有优秀的内质,而又勤勉不已,所以能治理好四方。
文章作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时袁枚往广东肇庆探望弟弟袁树,途经峡江寺。
峡江寺在广东清远县城北中宿峡后峡山上,建于南朝梁武帝时,初名正德寺。又传轩辕黄帝二庶子太禺与仲阳化为神人,将安徽舒城上元延祚寺在一个风雨之夜飞携此处,故又名飞来寺。寺后有飞泉亭。亭临水崖,疏槛面江,众木蓊郁,游人稀少。
游记最忌平均用笔,拉杂而书,犹如流水帐、日程表、好的游记善于发掘景色独特之处,从主观上去认识与适应客观世界,使读者相会于心。峡山飞泉,正如袁枚文中所说,没有什么奇特,难与天台、雁荡瀑布比肩。但袁枚通过自己的感受,从“游趣”出发,挖掘平淡中的奇异,舍瀑布而记亭,逐一展示亭的好处:先写亭能遮阴,得从客观瀑;接写亭的环境,以景物衬托亭的幽雅;再写亭子本身,“闭窗瀑闻,开窗瀑至”,可自由自在地在亭内休憩赏玩,从而又引出在亭内下棋、吟诗之悠闲容与。这样,全文通灵活透,完美地把风景的秀丽与游人的心理结合消融在一起。宣扬了以逸待劳,以旁观的态度欣赏风云变幻,而又愿把自己与天地同化的思想,有丰富的哲理。
“百病从中来,悟罢本谁病”,按照佛学的“万法唯心”“境由心生”的观点,人的得病首先是由心得病而产生的,心在人体的“正中”,故百病从中而来。如果参透了这个道理,就知道治病该先治心。
“西风将小雨,凉入居士径”,既有佛学上的大彻大悟,再加上一阵西风带着小雨,使居士的周围更加清凉。心病好了,身病也会慢慢好起来。
“苦竹晓莲塘”,莲是佛教崇敬的一种花,按《大日经疏》卷十五所说,它是一种吉祥清净,能愉悦众心的象征,因此黄庭坚紧接说“自悦鱼鸟性”,这是从常建的“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题破山寺后禅院》)那里学来的。
“红妆倚翠盖,不点禅心净”,用的是维摩诘问疾、天女散花的故事。黄庭坚在病时常以维摩诘自居,如他在《病起荆江亭即事》组诗中自称是“翰墨场中老伏波,菩提坊里病维摩”,“维摩老子五十七,大圣天子初立年”。这首诗也是咏病,用维摩问疾的故事是非常自然的。黄庭坚以这个故事说明自己学佛有得,虽有红妆之艳,紧倚翠盖,也不能使自己的禅心受到点染,因而大彻大悟,战胜了疾病。这首诗虽用了佛学典故,但由于黄庭坚善于锻句,善于“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用了非常形象的“西风”“小雨”“苦竹”“莲塘”“红妆”“翠盖”等最常见的词汇去烘托,因而融深奥晦涩的禅理于浅显易明的境界之中,丝毫不显得艰深难懂,这显示出黄庭坚艺术手法的高超。结构上,李淼称这首诗“首尾照应,结构严谨”,的确是点出了它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