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前九句写病妇临终时对丈夫的嘱咐。首二句“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从病妇方面落墨，单刀直入，直叙其事。病妇久病不愈，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所以她要把丈夫叫到床前，留下临终遗言了。“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病妇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已是潸然泪下，泣不成声了。临终托言，已不堪悲，未语先泣，更见酸楚。这几句酿足气氛，先声夺人，读者已然可从那“翩翩”长调中，想见病妇内心之深痛了，可又想进一步了解她悄焉动容、魂牵梦萦的是什么。写到这里，诗人笔锋从诀别之凄惨场面，转入诀别之悲切言辞：“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寥寥五句，而慈母爱子之情，尽在其中。其中“累”字，并含有将入幽冥之自伤、拖累夫君之自歉，平平写来，凄然欲绝。“饥”字、“寒”字，虽指来日，而往日的饥寒，亦可以想见。而“行当”二字，更见得长期贫苦的生活，孤儿已是极为虚弱，倘再使其饥而且寒，他们也很快就会天折的啊！这一切，自然在病妇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创伤，永诀之时，便交织成忧虑与惊恐，发而为嘱托之辞了。两个“莫”字的紧承，语气之强烈、专注，直如命令；而在这迫切请求之下，又可看到那款款深情的脉脉流动。即将经受幽显隔绝、无缘重见之苦，也就愈加系念留在人间的幼男娇女，“思复念之”，唠叨再三，更将殷殷嘱望之情，溢于言表。一个人临终之时，什么都可放下，唯独自己的孩子，却委实难割难舍。这既是母爱深沉的表现，也是劳动妇女善良品质的自然流露，情真语真，字字皆泪，令人歔欷感叹不已。
病妇死后，家境如何？“乱曰”以下，从病妇丈夫方面落笔，先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饥寒交迫的悲惨画图：寒风凛冽，孤儿啼泣。父亲欲抱孩子上市觅食，却找不到长衣，唯有的短衣又是单的，难以御寒。只得关门堵窗，留儿在家，独自上市。“抱时无衣，襦复无里”句，就寒而言，直笔写穷，映衬前文。母亲生前无使饥寒的愿望，已经落空一半，而另一半也未必见妙。“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关门堵窗，或可挡风避寒，防止禽兽伤害孩子。母爱由言语泄出，诀别之辞何等切切；父爱则由行动导出，关切之情何等拳拳！着一“舍”字，父亲那欲离不忍，欲携不得，忧郁徘徊、悲伤绝望的动态心态，跃然纸上！“舍”也，实为不舍，实出无奈，下文因而逗出：“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儿买饵。”父求人为儿买饵（糕饼之类），正是为了抽身回家伴儿，这又从侧面暗示了不“舍”。一般说来，男儿有泪不轻弹，而父亲路遇亲友，竟呜咽不止，久坐不起，若非伤心至甚，安能如此！“对交涕泣，泪不可止”二句，同意反复，一唱三叹，将悲伤之情，更进一层。怜念子女、自伤孤孑、悼怀亡妻，诸多情结，尽在这一把辛酸泪中。
主妇一死，留下孱弱儿女一堆、债务一摊，对一个家庭来说，不啻是梁崩柱摧，不能不涕泪俱下，肝肠寸断。悲伤已极，却以“欲不伤悲”逼出“不能已”之本旨，一抑一扬，诗意翻跌，令人为之愁肠百结、纡曲难伸。“探怀中钱持授交”，为此段结束之句，由哭诉悲伤转为乞友买饵，一句之中连续三个动作，宛然可感父亲“怀中钱”那温热的气息，以及“持”的凝重、“授”的郑重。父亲道逢亲交，涕泪未尽，匆匆赶回家中，所见又是什么呢：“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父泣子啼，雪上加霜，触目惊心。此中之“啼”，缘于饥，缘于寒，更缘于思母。一个“索”字，将孤儿号啕四顾、牵衣顿足，急要母亲的神态宛然画出。“徘徊空舍中”句，既写出了父亲疾首蹙额、徒呼苍天的凄惶之态，也反映了室内饥寒交迫，家徒四壁之状。“空”者，空在无食无物，也空在无母无妻。儿啼屋空，由听觉而视觉，将悲剧气氛烘托得浓而又浓。末句突然一转，向苍天发出的绝望呼叫，戛然结束全文。此句意为孩子的命运将同妈妈相似，还是抛开这一切，别再提了！语极凄切。其实，“行复尔耳”之结局，父亲未喊出，读者已然可从诗中描写的场面中得出了。而“弃置勿复道”句，更是抚今思昔，百感丛集，“勿复道”，正是道而无用，言而愈悲之故。从“对交啼泣”，向亲友哭诉，到欲说还休，气结难言，令人产生更有深悲一万重之感受，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全诗至此，大幕急落，黯然收束。至于结局，前已有病妇托孤、父求买饵、孤儿索母这一幕幕经过充分酝酿的情节，后已有“行复尔耳”之悲号，答案尽在其中，无须作者再拉开帷布了。
这首诗通过托孤、买饵和索母等细节，描写了一个穷苦人家的悲惨遭遇。他们的语言行为、动态心态，皆如一出情节生动的短剧。全诗沉痛凄惋，真切动人，这正是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特色的突出表现。
这是咏重九两首之一。第一首题为《重阳喜雨》，上片开头云：“今日是何日，春色向秋开。凭栏早起，一望深雨涤浮埃”，写重阳遇雨; 过片前三句： “况田家、谣甘泽，更悠哉”，极写农家久旱逢雨的喜悦。而词人却因重阳有雨不能登高眺远，僧舍孤坐，浮想联翩，因有此词之作： 回忆昔日登丹霞山绝顶——螺岩的情景。
丹霞山在广东仁化县南十七里，重岩绝巘，踞锦石岩之巅， 绕山有海山门、长老峰、紫玉台、海螺岩、天然岩、天柱山诸胜。词题《忆螺岩霁色》之螺岩即丹霞山之海螺岩。作者的诗词集中多首写海螺岩诗词均作螺岩，盖属诗词中字数所限。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题作“忆翠岩霁色”，以“螺”为“翠” ，是校对之讹(按：《词学季刊》时转载不误)。后来选本沿此误注为“翠岩当指翠屏岩，在浙江天台县南二十里”是根据地名辞典误注，紧接着又引伸：“因金堡与屈大均同时投靠浙江西湖名僧函是门下做和尚，后来移住广东韶州丹霞山寺做主持。此词可能是作者在广东忆浙江翠屏岩而作”，不知所据何书。屈大均与金堡投函是均在广东，而不在西湖。这个选本还将上片第二句之“海山门”注为“浙江台州海门山”，则纯属无根据之臆测。依照这些误注，对此词的理解也就陷入谬误，不得不在此予以纠正。
康熙三十八年(1669)廖燕所作《游丹霞山记》，对丹霞山形势有详细描述，兹摘有关海山门，海螺岩与金堡关系之句如下，帮助理解此词所写的内容。“……正气阁后峭壁插天，右望隐隐见海山门如在天半。予顾同游曰：‘明日从此登海螺岩’ ，众颇有惧色……二十四日晨起，复由松岭数折至绝壁下，攀铁练面壁而上，路益高而陡，至海山门神稍定。扶筑右行至海螺岩，澹师塔在焉。师为开山第一祖，予从之游，今别一十八年矣……左转为舍利塔，为丹霞绝项。”廖氏亲游所记，可知海山门、海螺岩均为丹霞山顶部景区，而不在浙江天台县和海门(今椒江市)。金堡本人亦有多首诗词描述海螺岩的景色，与廖氏所记吻合。辨明以上各点，我们就可以顺利地解释这首词了。
前片首四句，词人因雨孤坐，既为久旱遇雨而欣喜，又为因雨不能登高而遗憾。他已惯于登螺岩眺远，因今日不得登而神游。“少得白衣一个，赢得翠鬟千叠，罗立似儿孙。”是踞山巅下望群峰的景色。“白衣”似直写仁化江畔的观音岩，这里也不是深奥的典故，因从海螺岩俯瞰，看不到观音岩，只能见碧翠群峦环绕，似成群儿孙罗立。郑绍曾诗：“锦石(丹霞山别名)耸云端，岗峦势郁盘。”又李永茂诗：“孤留一柱撑天地，俯视群山尽子孙。”金堡化用杜甫“西岳崚嶒竦处尊，诸峰罗列如儿孙”诗句，十分自然，既合此地山川形势，又抒发了作者的清情逸致：“独坐可忘老，何用更称尊”，自叹自慰，自我陶醉。他生前极爱此境，死后建塔埋骨于此，借青山以共存。
过片用晋桓温九月九日燕僚佐于龙山，和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登项羽戏马台两个故事，回忆昔日与友人重阳聚会的情景。而今朋友四散，无人共与登高，更无志同道合者吟诗论文，孤栖寂寞，难以排遣。所谓“古今画里，且道还有几人存”是慨叹人事沧桑。他的同年、诗朋、战友，至今散的散、隐的隐、死的死; 而他自己一生更是“难挽天河洗是非，铁衣着尽着僧衣，百年如梦须全入，一物俱无只半提”(《鹧鸪天》)，两袖清风，茕茕孑立，只有青山为伴。以下三句借用佛典，写海螺岩居群峰之巅，又抒发超脱凡尘之情致。《智度论》五曰： 佛以譬喻说劫义，四十里石山，有长寿人每百岁一来，以细软衣拂此大石尽，而劫未尽; 又《菩萨璎络本业经》下曰： 譬如一里二里乃至十里石，以天衣重三铢，人中日月岁数三年一拂，此石乃尽，名一小劫。“劫”为佛家表示不能以通常年月日时计算的长时节。“便拂六铢石尽”就是借用“盘石劫”之典说历时之长。“四空天”句表示“境界”之高。佛家认为，凡夫生死往来之世界分为三： 一欲界、二色界、三无色界。无色界最上有“四天”： 空无边天，识无边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天。此四天居三界之顶，又名为四空处，为修四空处定所得之正报。三句合起来是说不论历时数千万之“劫”，即使“四空天”堕，此地仍超然屹立，不涉尘世。此外，这三句也是写实景，丹霞山有十二景之一——“舵石朝曦”，鲁超有《颂舵石诗》云：“杲杲赤羽从东来，凡光照耀天为开。满空云气落沧溟，丹霞碧巘相昭回。盘石崚嶒云气上，瞳眬晓色看千状。须臾旭采丽中天，万里尘氛化清旷。”金堡生前极爱此景，常独坐此石观赏四空山色，并以“舵石”为号吟诗作画。其以此“盘石”联想到佛学之“盘石劫”亦属情理之中。结两句写海螺岩暮景。“碧落” 指天，《度人经》注：“东方第一天，有碧霞遍满，是云碧落。”薄暮从海螺岩远望，水天相接，茫茫一色，只有眉月一钩高挂天际。此词虽属追忆之笔，而登高、俯视、眺远仍能使读者如历其境。作者因景而发的感慨，“共谁论”、“还有几人存”等语，亦使不得志于世者产生共鸣。
在《原道》中，韩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对儒道的理解：“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以此为据，他批评了道家舍仁义而空谈道德的“道德”观。他回顾了先秦以来杨墨、佛老等异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义道德之说趋于混乱的历史，对儒道衰坏、佛老横行的现实深表忧虑。文章以上古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证，表彰了圣人及其开创的儒道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功绩，论证了儒家社会伦理学说的历史合理性，并以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为对比，批评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的心性修养论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们对社会生产生活和纲常伦理的破坏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具体措施。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道统”的授受体系。韩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后，总结说:“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宋儒所乐道的“道统”的形态即由此而来。关于韩愈的“道统”说，《原道》最直接的打击对象是佛老,韩愈所要诛的“民”，也是士农工贾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原道》的指责显然是不合适的。韩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指责佛老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这种基于现实功利的批判无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观，“至武宗会昌灭佛时，官度僧尼已达二十六万多人”。
《原道》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还隐隐地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个强大的对手，藩镇。对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揭示。他认为，韩愈在文章中屡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实包含着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深忧，因为安史是“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汉人”。此说虽有理，似略显迂。相比之下，倒是蒋凡先生之说更为显明。《原道》中说:“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藩镇割据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赋不入，这样的乱臣贼子，正在可诛之列。只是由于当时藩镇势力正炽，才不得已以曲笔加以诛伐《原道》之作，实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