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概作于词人婚后不久,赵明诚离家远游之际,写出了她对丈夫的深情思念。
开头一个对句“香冷金猊,被翻红浪”,便给人冷漠凄清的感觉。“被翻红浪”,语本柳永《凤栖梧》:“鸳鸯绣被翻红浪。”说的是锦被胡乱地摊在床上,在晨曦的映照下,波纹起伏,恍似卷起层层红色的波浪。金炉香冷,反映了词人在特定心情下的感受;锦被乱陈,是她无心折叠所致。“起来慵自梳头”,则全写人物的情绪和神态。这三句工炼沉稳,在舒徐的音节中寄寓着作者低沉掩抑的情绪。到了“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则又微微振起,恰到好处地反映了词人情绪流程中的波澜。然而她内心深处的离愁还未显露,给人的印象只是慵怠或娇慵。慵者,懒也。炉中香消烟冷,无心再焚,一慵也;床上锦被乱陈,无心折叠,二慵也;髻鬟蓬松,无心梳理,三慵也;宝镜尘满,无心拂拭,四慵也;而日上三竿,犹然未觉光阴催人,五慵也。慵而一“任”,则其慵态已达极点。词人为何大写“慵”字,目的仍在写愁。这个“慵”字是“词眼”,使读者从人物的慵态中感到她内心深处有个愁在。
“生怕离怀别苦”,开始切题,可是紧接着,作者又一笔宕开,“多少事,欲说还休”,万种愁情,一腔哀怨,本待在丈夫面前尽情倾吐,可是话到嘴边,又吞咽下去。词情又多了一层波折,愁苦又加重了一层。
“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她先从人生的广义概括致瘦的原因:有人是因“日日花前常病酒”(冯延巳《鹊踏枝》),有人是因“万里悲秋常作客”(杜甫《登高》),而自己却是因为伤离惜别这种不足与旁人道的缘由。
从“悲秋”到“休休”,是大幅度的跳跃。词人一下子从别前跳到别后,略去话别的缠绵和饯行的伤感,笔法极为精炼。“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阳关曲》离歌唱了千千遍,终是难留,惜别之情,跃然纸上。“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把双方别后相思的感情作了极其精确的概括。武陵人,用刘晨、阮肇典故,借指心爱之人。秦楼,用萧史、弄玉典故。相传春秋时有个萧史,善吹箫,作凤鸣,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筑凤台以居,一夕吹箫引凤,夫妇乘凤而去。李清照化此典,既写她对丈夫赵明诚的思念,也写赵明诚对其妆楼的凝望,丰富而又深刻。同时后一个典故,还暗合调名,照应题意。
下片后半段用顶真格,使各句之间衔接紧凑,而语言节奏也相应地加快,感情的激烈程度也随之增强,使词中所写的“离怀别苦”达到了高潮。“惟有楼前流水”句中的“楼前”,是衔接上句的“秦楼”,“凝眸处”是紧接上句的“凝眸”。把它们连起来吟诵,便有一种自然的旋律推动吟诵的速度,而哀音促节便在不知不觉中搏动人们的心弦。古代写倚楼怀人的不乏佳作,却没有如李清照写得这样痴情的。她心中的“武陵人”越去越远了,人影消失在迷蒙的雾霭之中,她一个人被留在“秦楼”,呆呆地倚楼凝望。她那盼望的心情,无可与语;她那凝望的眼神,无人理解。唯有楼前流水,映出她终日倚楼的身影,印下她钟情凝望的眼神。词笔至此,主题似已完成了,而结尾三句又使情思荡漾无边,留有不尽意味。自从得知赵明诚出游的消息,她就产生了“新愁”,此为一段;明诚走后,洞房空设,佳人独坐,此又是“新愁”一段。从今而后,山高路远,枉自凝眸,其愁将与日俱增,愈发无从排遣了。
这首词写离愁,步步深人,层次井然。前片用“慵”来点染,用“瘦”来形容;后片用“念”来深化,用“痴”来烘托,由物到人,由表及里,层层开掘,揭示到人物灵魂的深处。而后片的“新愁”与前片的“新瘦”遥相激射,也十分准确地表现了“离怀别苦”的有增无已。在结构上,特别要注意“任宝帘尘满”中的“任”字,“念武陵人远”中的“念”字。这是两个去声领格字,承上启下,在词中起着关键性的转捩作用。从语言上看,除了后片用了两个典故外,基本上是从生活语言中提炼出来的,自然中节,一片宫商,富有凄婉哀怨的音乐色彩。前人所谓“以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邹袛谟《远志斋词衷》),信不虚也!
朱淑真是是一位才貌出众、善绘画、通音律、工诗词的才女,但她的婚姻很不美满,婚后抑郁寡欢,故诗词中“多忧愁怨恨之语”。相传她出身富贵之家,至于她的丈夫是什么样的人,其说不一。有的说她“嫁为市井民家妻”,有的说她的丈夫曾应礼部试,后又官江南,但朱与他感情不合。不管何种说法可信,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她所嫁非偶,婚后很不幸福。就所反映的内容看,这首词与她婚姻上的不同有密切关系。
“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两句,连用五个“独”字,充分表现出她的孤独与寂寞,似乎“独”字贯穿在她的一切活动中。“伫立伤神”等两句,紧承上句,不仅写她孤独,而且描绘出她的伤心失神。特别是“无奈轻寒著摸人”一句,写出了女词人对季节的敏感。“轻寒”二字,正扣题目“春怨”二字的“春”字,全词无一语及春,惟从“轻寒”二字,透露出春天的信息。“著摸”一词,宋人诗词中屡见,有撩拨、沾惹之意。如孔平仲《怀蓬莱阁》诗:“深林鸟语流连客,野径花香着莫人。”杨万里《和王司法雨中惠诗》诗:“无那春愁着莫人,风颠雨急更黄昏”。“著摸”即“着莫”,朱淑真词与杨万里诗用法完全相同。轻寒为什么撩惹春愁,失去爱情幸福的女词人深有体会。寡居的李清照感到“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声声慢》);对自己的婚姻深感不满的朱淑真在“伫立伤神”之际,不禁发出“无奈轻寒著摸人”的吟咏,足见两位女词人在“轻寒”季节,有着共同的伤心之处。
下片进一步抒写女词人愁怨。“此情谁见”四字,承上启下,一语双兼,“此情”,既指上片的孤独伤情,又兼指下文的“泪洗残妆无一半”写出了女词人以泪洗面的愁苦。结穴处的两句,描绘自己因愁而病,因病添愁,愁病相因,以至夜不成眠的痛苦。
这首词语言自然婉转,通俗流丽,篇幅虽短,波澜颇多。上片以五个“独”字,写出了女词人因内心孤闷难遣而导致的焦灼无宁、百无一可的情状,全是动态的描写。“伫立伤神”两句,转向写静态的感觉,但意脉是相承的。下片用特写镜头摄取了两幅生动而逼真的图画:一幅是泪流满面的少妇,眼泪洗去了脸上大半的脂粉;另一幅是她面对寒夜孤灯,耿耿不寐。
“剔尽寒灯”的落脚点不在“剔”字(剪剔灯心的动作),而在“尽”字。“尽”字是体现时间的。所谓“梦又不成灯又烬”(欧阳修《玉楼春》),显然是彻夜无眠。对于孤凄愁病的闺中人,只写这一泪、这一夜的悲苦,其他日子里也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又何况是“此情谁见”,无人见,无人知,无人慰藉,无可解脱!自写苦情,情长词短,其体会之深,含蕴之厚,有非男性作家拟闺情之词所能及者。
这首诗通过列锦的表现手法把烟村、人家、亭台、鲜花等景象排列在一起,构成一幅田园风光图,并创造出一种淡雅的意境,表达出诗人对大自然的喜爱与赞美之情。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两句是一种线状的视觉印象,“一去”做水平运动,”二三“虚指数量多,炊烟袅袅呈垂直状态,“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两句变换为点状视觉印象:亭台座座,鲜花朵朵。
诗人在这首诗中的每句安排一个量词,即“里”、“家”、“座”、“枝”,新颖有变化,也在每句中安排两三个数字:“一”字打头,“二三”“四五”和“六七”嵌于句中,“八九十”又回归句首,把一到十表示数目的十个汉字按照自然数序同小路、烟、村、亭台、鲜花编织在一起,随着诗句和画面自然排列,只用了寥寥几笔就构成一幅自然朴实而又朦胧的山村风景画,自然地融于山村的意境之中。
这首词写女子的妒忌之情。
上片头两句,写绣帘的华美,烘托环境美好富丽。“落花”句,写帘外暮春景象:落花微雨。“恨相兼”,是见了景色所引起的感情变化:花易落,人易老,而情不切,为下片责怨男方作了铺垫。
下片写她的妒情。她埋怨男子不知在何处游冶,真是“狂太甚”;回来后,又假说因喝醉酒,贪睡不止;这些表现,怎么不引起她的怀疑呢!怀疑什么,就不必明说了。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