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五言诗是陶渊明为周续之、祖企和谢景夷三人,在马队旁边那样极差的环境讲解和校勘《礼记》所作。萧统《陶渊明传》说:“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廨,近于马队。是故渊明示其诗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从诗中“意中人”等语中可以看出,陶渊明与周续之等三人亦为知交好友。
诗从作者自己说起,诗人说自己养病在破败住宅的屋檐下,整日里没有一件高兴的事。除服用药剂和砭石之外还有不少空闲时间,于是想念起那些好朋友。但志趣已相去甚远不再是寻常事,路途遥远也不是什么真的原因。周续之先生正在著述孔子的学业,又有祖企、谢景夷二个在积极响应并将臻于完成。儒家的大道理已失传上千年了,此时又重新听到这些。马队并非是个讲习的场所,校勘书籍也确实够勤奋了。诗人表示应有自己的爱好,只是想与周续之等三人成为邻居。但愿能教导好自己的几个儿子,让他们跟随他到颍水之滨洗干净耳朵。诗中说,“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这本是令人高兴的事,但请几个饱学之士在马队旁边校书讲《礼》,而马队是武事的畜力所在,这就十分不协调了。诗人希望周续之、祖企、谢景夷能与自己成为邻居,听他们讲习《周礼》,以摒弃名缰利索,甘心与自己一起洗耳于颍水滨,即甘愿终生隐居林泉。
颖水滨,是巢父、许由隐居之地。这里还有一个饶有趣味的典故:许由因恶闻尧帝召其做九州长而洗耳于颍水滨。巢父牵着小牛来此饮水,说许由故意这样做给世人看,是想得到好的声誉,因此怕污染了小牛的口而牵着小牛到颖水的上游饮水去了。陶渊明诗中的“愿言诲诸子,从我颍水滨。”便是巧用这个典故,并言“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就是说,买卖马匹牲畜的市场不是讲经的场所,勤勉校书也是徒然,以此善意劝导周、祖、谢诸子放弃一切尘念,一心一意做个真正的隐者。
陶渊明认为周续之、祖企和谢景夷三人校书讲《礼》,十分勤苦,这是对孔子之业的发扬光大,值得赞扬;但他们的所居之处近于马队,与所从事的事业极不相称,未免滑稽可笑。所以诗中有称扬,也有调侃,最终以归隐相招,表明了诗人的意趣与志向。诗中扬抑交替,最后善意相招,显示了陶渊明继承了传统的婉讽特色。
短文用白描手法,用词简省浅近,人物特点却入木三分,体现了柳氏寓言一贯的特点。
《哀溺文序》的特色是用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相结合的手法,主要刻划了溺死者要钱不要命的心态,使全文叙述相当精炼,人物形象十分生动传神。
正面描写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行动描写,“尽力而不能寻常”,暗示钱的累赘;二是语言描写,“吾腰千钱,重,是以后”,说明他明知关键在钱,却仍不愿割舍;三是表情描写,两次“不应,摇其首”,说明他要钱不要命,至死不悟。
侧面烘托也是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反衬,“善游最也”,借他人之口指出他平素善于游泳,从而反衬他今日“尽力而不能寻常”的反常行为;二是对比,把最善游泳的他反倒淹死,与本来游水本领不如他的人都能安全到达彼岸进行对比。三是用“己济者”的呼号,从侧面揭示他的蒙昧自蔽。
作者通过三个正面描写和三次侧面烘托,在简省的白描中通过强烈而深刻的对比,戏剧化地突出了人物性格物征,深刻而令人警醒地彰明了“哀溺”的主题。
从细节运用与结构分析方面来看,此文也可圈可点。
在永州民众“咸善游”,而水“暴甚”,几人渡河,船破于中流的背景下,众人皆游。“咸”点明人人都水性好,即使水“暴甚”,本来众人也可以游至岸边。
“其一氓尽力而不能寻常”,一笔转折,使读者注意力自然聚于此“一氓”,而后又特借“其侣”来点明,这个“尽力却不能寻常”的人正是“善游最也“之人,那所有人都不禁要问“今何后为”了。
曰:“吾腰千钱,重,是以后。”腰缠千钱,财难舍,可谓“氓”之常情。到底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读者都要问“何不去之?”了,生死危机下,应该“去之”了吧?结果“氓”“不应,摇其首。有顷,益怠。”
对这样要钱不顾命的人,人们都忍不住喊出“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货为?”的劝诫。
出人意料的是,“氓”“又摇其首。遂溺死。”这一转笔,直让人慨叹竟然真有这样要钱不要命的人,何其可悲。再回想前文,这人是“咸善游”的民众中“善游最也”之人啊——这样的人,竟是溺死河中。为何?已不言自明。
小小篇幅,重重铺垫,层层对比。设悬念、作伏笔,起承转合,多在细节处见匠心。
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于是作《哀溺》。最后“合”笔之处,点明主旨,“善游最也”的“氓”为千钱便溺死河中而不顾,那“大货”又会溺死多少“大氓”呢?
“得不有”一句是理解整篇辞赋的关键,也是作者由“序文”过渡到赋文的桥梁。林纾在《柳文研究法》中说:“《哀溺文》与《蝂传》同一命意。然柳州每于一篇言之中,必有一句最有力量、最透辟者镇之。……‘序’之结尾即曰:‘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语极沉重,有关系。”
从故事到人物,从记述到描写,都鲜明具体,活灵活现,如一篇“小小说”。这个被淹死的“氓”,钱迷心窍,爱钱超过爱命,死到临头还执迷不悟,最后终因金钱的拖累而被淹死,实在可悲而又可怜。可是从另一方面说,他在紧急的关头,分不清主要、次要,依然恋钱不舍,又有些死得活该。柳宗元在“哀之”的同时,马上想到“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从被淹死的“氓”想到正在被淹没的“大氓”,从永州一件具体的生活事件想到整个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