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
这首词虽然很短，但却贯串了好几个不同的时空。“樱桃花底，相见颓云髻”在时间顺序上是最早的过去，是回忆与那个女子相见时的情景。“樱桃花底”是以环境的美丽衬托人物；“颓云髻”是形容那个女子因羞涩腼腆而低下头来的样子。人与花互相衬托，那女子的美丽多情可想而知。“的的银釭无限意，消得和衣浓睡”是离别后的现在。“的的”，形容灯光在昏暗的房间里明亮显眼的样子。“无限意”既是灯对人的情意，也是我对那个女子的情意，因为我也在为相思而痛苦，那痛苦无异于灯油的自我煎熬。“消得”带起一个问句，意思是“怎禁得起”；“和衣浓睡”是说自己孤独无聊。
“当时草草西窗”，是对过去和那女子相处的回忆。西窗之下与相知之人剪灯共语，何等安静，何等温馨，何等从容，而王国维却冠以“草草”的状语。“草草”是匆忙仓促，亦有草率的意思，因此这里就含有一种悔恨之意：当时苦知有现在的离别，就一定会加倍珍惜那短暂的相聚，可惜当时自己却把这种相聚视为很平常的事情，随随便便就把那段时间打发过去了。
“料得天涯异日，应思今夜凄凉”是遥想今后。既然说“天涯异日”，可见现在虽已和那人离别，但还没有身在天涯。这两句说明，不但今日与那个女子相聚无望，而且今后更是无望，因为今后自己还要漂泊到比现在更远的天涯海角，与情意却只能越来越深，所以到那时候，今夜这种孤灯下的相思也将成为难忘的场景，永远留在自己的记忆里。
这首诗通过写与故人久别重逢的感怀，借对云英的安慰，抒发了作者屡试不第、不遇于时的悲愤之情。全诗采用欲扬先抑及侧面衬托的手法，起到了跌宕起伏、言简意赅的效果。从文字风格看，此诗寓愤慨于调侃，化严肃为幽默，亦谐亦庄，耐人寻味。
这首诗为云英的问题而发，是诗人的不平之鸣。但一开始却避开那个话题，只从叙旧平平道起。“钟陵”句，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十二年前，作者年少英敏，风华正茂，才气逼人；歌妓云英正值妙龄，体态轻盈，色艺双全。“酒逢知己千杯少”，当年彼此互相倾慕，欢会款洽，都可以从“醉”字见之。“醉别十余春”，含有对逝川的痛悼。十余年转瞬已过，作者是老于功名，一事无成，而云英也该人近中年了。
“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两句中第一句写“别”，第二句则写“逢”。由怀旧过渡到眼前。前句兼及彼此，次句则侧重写云英。用汉代赵飞燕“掌上舞”典故。当诗人在“十余春”后再次见到已属半老徐娘的云英的时候，其婀娜的身姿竟然还同十余年前 一样，犹有“掌上身”的风采，可以想见年轻时的云英一定是十分令人倾倒。
如果说这里啧啧赞美云英的绰约风姿是一扬，那么，第三句“卿未嫁”就是一抑。如果说首句有意回避了云英所问的话题，那么，“我未成名”又回到这话题上来了。“我未成名”由“卿未嫁”举出，转得自然高明。宋人论诗最重“活法”──“种种不直致法子”（《石遗室诗话》）。其实此法中晚唐诗已有大量运用。如此诗的欲就先避、欲抑先扬，就不直致，有活劲儿。这种委婉曲折、跌宕多姿的笔法，对于表现抑郁不平的诗情是很合宜的。
既引出“我未成名卿未嫁”的问题，就应说个所以然。但末句仍不予正面回答，而用“可能俱是不如人”的假设、反诘之词代替回答，启人深思。它包含丰富的潜台词：即使退一万步说，“我未成名”是“不如人”的缘故，可“卿未嫁”又是为什么？难道也为“不如人”么？这说不过去（前面已言其美丽出众）。反过来又意味着：“我”又何尝“不如人”呢？既然“不如人”这个答案不成立，那么“我未成名卿未嫁”原因到底是什么，答案也就很明确了。此句情感深沉悲愤，一语百情，将诗人满腔的愤懑、无奈倾泻无余，是全诗不平之鸣的最强音。至此，全诗的情感达到了顶点。
此诗以抒作者之愤为主，引入云英为宾，以宾衬主，构思甚妙。绝句取径贵深曲，用旁衬手法，使人“睹影知竿”，最易收到言少意多的效果。此诗的宾主避就之法就是如此。赞美云英出众的风姿，也暗况作者有过人的才华。赞美中包含着对云英遭遇的不平，连及自己，又传达出一腔傲岸之气。
“俱是”二字蕴含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深切同情。不直接回答自己何以长为布衣的问题，使对方从自身遭际中设想体会它的答案，语意简妙，启发性极强。如不以云英作陪衬，直陈作者不遇于时的感慨，即使费辞亦难讨好。引入云英，则双管齐下，有言少意多之效。这首诗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有跌宕起伏之妙；引入云英来衬托自己，收到了言简意赅的效果。
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九日黄花酒，登高会昔闻。”首联二句概言边塞无事，重阳佳节，众人按照传统的庆祝方式，喝酒登高，一派和熙欢乐之景。“霜威逐亚相，杀气傍中军。”颔联二句意指封常清治军雷厉风行，又能在和平时期时刻保持谨慎。“横笛惊征雁，娇歌落塞云。”颈联二句是诗人信手描写节日里战士们的欢愉活动，所谓“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些笛声、歌声里都蕴含着深深的思乡之情。“边头幸无事，醉舞荷吾君。”尾联二句是称颂在封常清的英明领导下，边境安宁，因而将士们能在重阳佳节高歌豪饮。
封常清是唐朝名将，在安史之乱初期因谗言被杀，历史上对唐王朝统治者自毁长城的举动贬斥颇多，而这首诗中则生动反映了这位将领能征善战，治军严谨，同时又放达不拘与下属同乐的可贵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