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写桃花源,用了散文与诗两种文体。《桃花源记》主要是描写渔人出入桃花源的经过和在桃花源中的所见所闻;《桃花源诗》是以诗人的口吻讲述桃花源人民生活的和平、安宁。《桃花源诗》内容丰富,对于了解陶渊明描写桃花源的意图和生活理想很有帮助。
诗分三段。开头六句为第一段,叙述、说明桃花源中人的来历,跟《桃花源记》中所记“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意思大体相同。但诗中具体列出黄(夏黄公)、绮(绮里季)避秦时乱到高山的实例,来暗示桃花源中人与这些古代贤者志趣一致,或者说,正是那些贤者带他们到桃花源的。
中间十八句为第二段,介绍桃花源中人的生活情景。先写桃花源里人参加劳动,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相命肆农耕”,是说相互招呼,努力耕作。“秋熟靡王税”,是说到了秋收时,劳动果实归劳动者所有,用不着向官府缴纳赋税,说明没有封建剥削和压迫。“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和《桃花源记》中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相照应,两句意思大体一致。接着写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仍然保持着古代的礼仪,衣裳也是古代的式样。孩子们纵情地歌唱,老人们自由自在地游乐。最后写那里的一切都是顺应自然,怡然自得。随着季节的自然变化调节生活和劳作,所以连历法也用不着,更不用竭尽思虑、费心劳神了。
最后八句为第三段,诗人发表议论和感慨。“奇踪隐五百”,是说从秦到晋,桃花源中人隐居了五百年(概数,实际是约六百年)。“一朝敞神界”是说桃花源被渔人发现,泄露了这个神仙般的世界的秘密。“旋复还幽蔽”,是说桃花源刚敞开又立即与外界隔绝,也就是《桃花源记》中所说的“遂迷,不复得路”。既然渔人离开桃花源时已“处处志之”,那么怎么会再也找不着呢?其实这个问题在《桃花源诗》里已经作了回答,那就是“淳薄既异源”,意思是说,世俗生活的浅薄与桃花源中民风的淳朴,是格格不入,绝然不同的。如果真在那么一个桃花源,而它又果真给刘子骥他们找到了,那么,它就不能独立存在。东晋末期,战乱频繁,徭役繁重,人民逃亡。诗人把桃花源中人的生活写得那么安宁、和谐,这正是对黑暗现实的一种否定。千余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对桃花源的有无进行过探讨。有人说,避乱逃难时,确实有许多人跑到深山野林,穷乡僻壤去过理想的生活。但显然不能据此而把这个理想与桃花源等同起来,因为桃花源中的生活情景是被诗人理想化了的。“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意思是世上的一般人“游方士”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尘嚣外”(桃花源)的生活情景的。“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这是诗人抒发自己的感情,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意思是希望能驾起轻风,腾飞而起,去追求那些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们(其中包括诗的开头所说的古代贤者和桃花源中人)。
据萧统《陶渊明传》记载:“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无弦琴是弹奏不出声音的,拨弄它是为了“寄其意”,描写一个美好的世外桃源,虽然超尘脱俗,无法实现,却也正是为了“寄其意”。
从以上简单的分析来看,《桃花源诗》在有些方面确比《桃花源记》写得更为具体、详细。《桃花源记》局限于写渔人的所见所闻,渔人在桃花源逗留时间不长,见闻有限。而《桃花源诗》显得更为灵活自由,也便于诗人直接抒写自己的情怀,因此读《桃花源记》不可不读《桃花源诗》。
《桃花源诗》和《桃花源记》都是描写同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但并不让人觉得重复。《记》是散文,有曲折新奇的故事情节,有人物,有对话,描写具体,富于小说色彩;《诗》的语言比较质朴,记述桃源社会的情形更加详细。《记》是以渔人的经历为线索,处处写渔人所见,作者的心情、态度隐藏在文本之后,而《诗》则由诗人直接叙述桃源的历史状态,并直接抒发自己的感慨与愿望,二者相互映照,充分地显示桃花源的思想意义和审美意义。
有人认为《桃花源诗》赞美“古法”,不要“智慧”是一种消极、倒退的表现。这其实是没有真正领会诗人写作的本意。所谓“古法”,虽是一种寄托,表示向往古代社会的淳朴,而并非是要开历史的倒车;所谓“于何劳智慧”实际是对世俗生活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表示憎恶与否定。正如前人所指出的,陶渊明是一个“有志天下”“欲为为而不能为”的人,他有自己的理想和报负而无法实现,这才是他的思想本质。
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
《被衣为啮缺歌》选自《庄子·知北游》,题目为后人所加。
被衣自非等闲之辈,面对啮缺的问道,他着实谆谆告诫了一番:“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合。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瞳焉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庄子·知北游》)既要啮缺端正形体,集中视线,又要他收敛思想,统一姿态,让自然的和气与天界的神明降临。那时,德将造就他的内美,道将成为他的归宿。被衣要求他像刚生的牛犊那样,瞪着双眼,懵懵懂懂,无知无识又无期无求。言犹未了,啮缺就酣然进入梦乡。被衣见此,不禁心花怒放,一边吟唱,一边离开啮缺。他所吟唱的,就是这首《被衣为啮缺歌》。
“形若槁骸,心若死灰”,一、二两句从形神两方面入笔,勾勒出一个从躯体到灵魂都已死灭的形象。从形体看,他既无润泽的肌肤,又无丰满的血肉,俨然一副骨骼标本;从心灵看,他既无复杂的思想,又无美好的期冀和追求,他万念俱灭,宛然一堆不复燃烧的死灰。这两句取喻精到,前者以槁骸喻形体的枯瘦,乃以虚喻实,后者以死灰喻寂灭的心灵,则以实喻虚,虚实相生,给人形象的思辨美感。而“心若死灰”更以其比喻的精警形象,凝成固定的成语,用以形容不为外物所动的精神境界,现代仍作为灰心丧气的形象表述,可见其语言的生命力。
“真其实知,不以故自持”,三、四两句揭橥一种审慎对待自我的人生态度,展现一种睿智内蕴而不外露炫耀的精神境界。此人明明具有不同凡俗的真知实学,却深藏不露,决不夸耀于人。对他来说,才智是一种充实,一种内蕴,一种修养;一切炫耀、夸饰、矜持、自傲都无必要,甚至成为生活的累赘。
“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谋”,五、六两句抉示其处世哲学,显现其混沌糊涂、无所用心的生活态度。貌似糊涂,实则大智若愚,这正是洞察世事、参透人生的智慧的表现。“不可谋”,于世无功利目的,于己则可远离尘世的喧嚣和骚扰而求得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彼何人哉”,最后总赞一句:这是怎样的一种人呢?戛然而止。《庄子·知北游》云:“大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不言、不议、不说、不作,是庄子大道无为思想的精义。而《被衣为啮缺歌》中着力刻画的槁骸似的形体,死灰般的灵魂,不以实知自持的风范,媒媒晦晦的举止,则形象地诠释了这一思想。这种人格,正是庄子所标举的至高无上的境界。此诗的思想内涵也在于此。
1087年(宋哲宗元祐二年),诗人由苏轼、傅尧俞等人推荐,以布衣充任徐州教授。徐州是诗人的家乡。还乡赴任道中,恰逢重阳佳节,想到那数载“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流离生活即将结束,诗人心中充满欣慰。但同时又想到那与他“潦倒略相同”(《除夜对酒赠少章》)的好友秦觏仍旅寓京师,心中又感到惆怅。于是他以诗寄友,抒发自己的万千感慨,并勉励朋友奋发有为。
作者首先从所见的景物下笔。“疾风回雨水明霞,沙步丛祠欲暮鸦”,两句描绘的是诗人舟行一天,泊船投宿时的景色。傍晚时分,一阵急风将雨吹散,晚霞映照的水面泛着粼粼波光。从系在水边的船上,可以看到茂盛草木包围着的土地庙中,已有暮鸦来集。见到祠庙,才使诗人想起这一天是九月九日重阳节。人逢佳节,不能少了吟诗喝酒赏菊花,何况诗人此刻心情颇佳,是“一杯一杯复一杯”,大有不喝到酒酣耳热、颓然醉倒而不罢休之势。但他“九日清尊欺白发”,尚未尽兴却已不堪酒力。这年诗人才三十五岁,却说“白发”,这是因为“发短愁催白”(《除夜对酒赠少章》),在“十年为客负黄花”的窘迫潦倒生涯之中,诗人为前途渺茫而发愁,为生活无着而发愁,早就愁白了头。眼前欢乐的节日气氛,使他回忆起不久前的流离生活。那时,为了生计而奔走他乡,寄人篱下,重阳佳节没有心思赏花喝酒,白白辜负了黄花。这一联,“九日”句写他眼前所见,“十年”句忆往事。诗人眼前略有兴致,开怀畅饮;而往事却不堪回首。一喜一怨,感情复杂,往复百折,极其沉郁。
接着,诗人抒发自己对秦觏的怀念之情和慰勉之意。九日登高是当时的风俗,一般写重阳节的诗中都要提到,并非一定是实指。“登高怀远心如在,向老逢辰意有加”两句是写对秦觏的怀念。垂老之年,逢此佳辰,多所感慨,因此更加怀念在远方的朋友,他的心仿佛仍然留在朋友身边。这样一位天下闻名的“淮海少年”,逢此佳节不可能无所创作。方回以为,“无地落乌纱刀”,用典极佳。这一句是用东晋孟嘉事,孟嘉是大将军桓温的参军,重阳节与桓温同游龙山,风吹落帽,桓温命孙盛写文章嘲弄他,孟嘉又写一文回敬,都写得很好。从比,“九日脱帽”就成了重阳登高的典故。作者巧妙地用此典故,说明自己虽已渐向老境,然而逢此佳节,仍兴致勃勃,何况有秦觏这样的少年豪俊之士;他要结伴登高,写出优秀的诗篇来。对朋友的赞美之情、慰勉之意、期望之心,全都凝聚在此联之中了。
这首诗颇有特色。既是“九日”,那么吟诗、饮酒、赏花、登高皆是题中应有之义,作者巧妙地将它们揉合在诗中,既有实景,又有虚构。既然是寄友,那么他当时的处境、心情和对朋友的问候、祝愿等也有所交代。作者用精炼的笔触,巧妙剪裁安排。全诗风格沉郁含蓄,意蕴深长,令人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