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当作于公元767年(唐代宗大历二年),当时杜甫56岁,居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
黄鹤注:依旧次,编在大歴二年。盖寄诗在先而题屋在后也。顾宸注:公过学士茅屋,羡其立品之高,读书之勤,故题其茅屋如此。按诗言读书以取富贵,于学士尚不相似。黄氏谓朂其子侄者得之。
仇兆鳌《杜诗详注》:学士茅居旧有藏书,上四句叙事,五六句写屋前秋景,七八句勉其子侄。下截承上。杜诗近体有两段分截之格,有两层遥顶之格。此章若移晴云、秋水二句,上接首聨;移古人、年少二句,下接末聨,分明是两截体。今用遥顶,亦变化法耳。又中间四句,平仄仄平俱不合律,葢亦古诗体也。
黄生曰:旧疑此诗不似对学士语。今考《寄柏学士诗》及《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诗》始知其说,一则云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学士,亦奔波,叹彼幽居,载典籍,萧然暴露依山阿。一则云叔父朱门贵,郎君玉树高。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风骚。是学士乃柏大之叔父。柏大之山居,即学士之茅屋,学士奔波之所载,即柏大山居之所精。二诗语意互见。此诗则合而言之,勉其子弟。而本其父兄以为劝言勤苦以取富贵尔。叔父业有前效,则年少积学之功,安可少哉。
此诗刻画了怀素酒后运笔挥洒的形态,如骤雨旋风,纵横恣肆,给人以龙腾虎跃,奔蛇走马的艺术享受。“草书天下称独步”,李白对怀素的书法评价极高。
此诗由于语言率直,与李白以往的诗风稍有差异,曾引起历代学者的怀疑和争论。宋代大学士苏东坡曾以“‘笺麻素绢排数箱’之句,村气可掬”为由,认定此诗非李白所作。与苏轼同时代的书法家朱长文则认为“此诗本藏真(怀素)自作,驾名太白者”。清人王琦“以一少年上人而故贬王逸少、张伯英以推奖之,大失毁誉之实。至张旭与太白既同酒中八仙之游,而作诗称诩有‘胸藏风云世莫知’之句,忽一旦而訾其‘老死不足数’,太白决不没分别至此。断为伪作,信不疑矣。”其实这些多为推测之语,尚不足断定此诗非李白所作。现代学者郭沫若先生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李白与其他诗人每每有率直之句,这是不成其为理由的”。肯定了李白的诗作。
从这首诗的题材形式比较,此诗以乐府《杂曲歌辞》旧题形式写成。李白以诗歌著称于世,作诗近千首。一生最擅长以乐府歌行旧题作诗,而且以乐府旧题写诗成就最高。他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浑然天成,不假雕饰,散发着浓厚的民歌气息。具体表现为语言的直率自然。此诗以乐府歌行旧题体裁形式写成,恰巧与李白擅长相符。而诗中的“笺麻素绢排数厢”句,正体现了他率真的一面。对苏轼的“村气可掬”是一个很好的回应
从这首诗的风格及表现手法比较,此诗豪迈,格调飘逸,想象丰富,音节错综,语言奔放,在民歌体中融入了齐梁体的某些表现手法,而以李白自身独具的俊逸之气将它们统一在一起,典型地表现了诗人“清水出芙蓉”的特色,符合李白的诗风特征。李白作诗喜用夸张之句,此诗中“须臾扫尽数千张”、“一行数字大如斗”与李白其它著名诗句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燕山雪花大如席”等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这首诗的创作状态分析,此诗是在一种醉态中写成。诗中“墨池飞出北溟鱼,笔称杀尽中山兔”,正是诗人醉态狂幻气质的表露。小小的墨池在诗人的醉眼里被幻化成苍茫的北海,书家狂书疾书的情景,似乎连中山兔都要杀完了。这种狂幻式的语言描写,与李白一生好酒、嗜酒、常在醉态之中“斗酒诗百篇”的状态有关。因此,这首诗的创作状况和李白大量写有酒的诗歌风格极其一致。
湟水源出青海,东流入甘肃与黄河汇合。湟水流域及与黄河合流的一带地方称“河湟”。诗中“河湟”指吐蕃统治者从唐肃宗以来所侵占的河西陇右之地。公元849年(宣宗大中三年),吐蕃以秦、原、安乐三州及右门等七关归唐;公元851年(大中五年),张义潮略定瓜、伊等十州,遣使入献图籍,于是河湟之地尽复。近百年间的战争给人民造成巨大痛苦。此诗所写的“河湟旧卒 ”,就是当时久戍幸存的一个老兵。诗通过这个人的遭遇,反映出了那个动乱时代。
此诗叙事简淡,笔调亦闲雅平和,意味很不易一时穷尽。首句言“随将讨河湟”似乎还带点豪气;次句说“时清返故乡”似乎颇为庆幸;在三句所谓“十万汉军零落尽”的背景下尤见生还之难能,似乎更可庆幸。末了集中为人物造象,那老兵在黄昏时分吹笛,似乎还很悠闲自得呢。
以上说的都是“似乎”如此,当读者细玩诗意却会发现全不如此。通篇诗字里行间、尤其是“独吹边曲向残阳”的图景中,流露出一种深沉的哀伤。“残阳”二字所暗示的日薄西山的景象,对一位“头白”老人来说,那几乎是气息奄奄、朝不虑夕的一个象征。一个“独”字又交代了这个老人目前处境,暗示出他从军后家园所发生的重大变故,使得他垂老无家。这个字几乎抵得上古诗《十五从军征》的全部内容:少小从军,及老始归,而园庐蒿藜,身陷穷独之境。从“少年”到“头白”,多少年的殷切盼望,俱成泡影。
而此人毕竟是生还了,而更多的边兵有着更其悲惨的命运,他们暴骨沙场,是永远回不到家园了。“十万汉军零落尽”,就从侧面落笔,反映了唐代人民为战争付出的惨重代价,这层意思却是《十五从军征》所没有的,它使此绝句所表达的内容更见深广。这层意思通过幸存者的伤悼来表现,更加耐人玩味。而这伤悼没明说出,是通过“独吹边曲”四字见出的。边庭的乐曲,足以勾起征戍者的别恨、乡思,他多年来该是早已听腻了。既已生还故乡,似不当更吹。却偏要吹,可见旧恨未消。这大约是回家后失望无聊情绪的自然流露。他西向边庭(“向残阳”)而吹之,又当饱含对于弃骨边地的故人、战友的深切怀念,这又是日暮之新愁了。“十万汉军零落尽”,而幸存者又陷入不幸之境,则“时清”二字也值得玩味了,那是应加上引号的。
可见此诗句意深婉,题旨与《十五从军征》相近而手法相远。古诗铺述丰富详尽,其用意与好处都易看出;而“作绝句必须涵括一切,笼罩万有,着墨不多,而蓄意无尽,然后可谓之能手,比古诗当然为难”(陶明濬《诗说杂记》),此诗即以含蓄手法抒情,从淡语中见深旨,故能短语长事,愈读愈有味。
此诗既是诗人为自己的诗集题记,又是赠友之作,而且是“戏赠”,即兼有与友人戏谑的意思。全诗八句,诗人首先举出自己全部诗作中最有名气、流传最广的代表作,表明自己的创作用心。先列出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强调其情感文采;再列出讽喻组诗《秦中吟》,强调其社会价值:接近《诗经》之“正声”。白居易特意列举出了自己的这些作品,意在表明自己的以诗歌干预现实的思想和自己成功的实践。
诗第三、四两句下,诗人曾分别自注:“元九向江陵日,尝以拙诗一轴赠行,自是格变。”又注:“李二十尝自负歌行,近见余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元稹写诗乃受到白居易的启发,李绅、白居易同作乐府,但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后来居上,令李绅自叹弗如,这里称元稹为“老元”,称李绅为“短李”,又故称曰“偷”、曰“伏”,都朋友之间的戏辞,由此也可见元、李、白三诗人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关系。诗中接着写“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这是诗人结合自己命运遭际的牢骚话。他说:世上富贵人人所羡,但我却命中无份,看来只有身后的文名,聊可自慰了。这里虽有对自己诗才的自许,但也蕴含着不平和辛酸。白居易后来在与遭谗被贬的好友刘禹锡会面时,曾即席赋诗相赠,其中有诗云:“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这虽是就诗人刘禹锡的遭遇说的,但也是发诗人自己的心声。最后,诗人更以故做自傲的语气,夸饰自己新编诗集后的得意心情。
从写作背景来看,诗人在这首诗中所蕴含的感情是复杂的,表面上是自矜自许,是对自己文章的夸耀,是对友人的戏谑,但实质上充满不平、辛酸和自嘲,当然也不乏对自己才能的自豪。从整个诗的风格来看,可以说是亦庄亦谐,名曰“题卷”,而不拘泥于记事;称为“戏赠”,并不仅是戏言。全诗对仗工整,一气呵成,寓深意于轻松调侃之中,既诙谐幽默,又耐人寻味。
这首词载于《敦煌曲子词》中,此词上片写船夫启航、扬帆的经过,下片叙舟中人行船所见。全诗篇幅不长,却多变化,借助行船及舟中人所见情景的生动描画,以轻快的节奏,传达出船夫愉悦的心情。
起首“五两竿头风欲平”,是说原先船停泊在避风的港湾,好容易从候风器测知风向。五两,古代候风器。楚人候风器用五两鸡毛制作而成,悬挂在五两竿头,借以窥测风向和风力。李白有《送崔氏昆弟之金陵》诗“扁舟敬亭下,五两先飘扬”可证。风欲平,谓风力转弱,是为风向改变的前兆。复以“长风举棹觉船行”紧承上句。长风,大风,此指顺风。举棹,打桨。顺风挂帆,又是打桨。“觉船行”,着一“觉”字,其费劲缓慢可想。“柔橹不施停却棹,是船行”,船到江上,不需举手之劳而船在乘风破浪,顺利行进。
换头“船眼风光多闪灼”,波光明灭,闪烁不定。不说船行进的快速,而以“看山恰似走来迎”,化静为动,着重写出船行山迎相对运动的感觉。山,原本岿然不动,由于舟船行驶,映入舟中人眼帘的是仿佛山在迎面走来。这种疑动式是由视官造成的心理错觉。审美主体赋予静止的审美对象以动感,可以增强诗词展现的画面的趣味性。这在古典诗歌中用得较多,比如梁元帝萧绎《早发龙巢诗》:“不疑行舫动,唯见远树来。”庾肩吾诗句也有“只认己身往,翻疑彼岸移”(《随园诗话》卷三引)。李白《望天门山》有“两岸青山相对出”句。这些都是描写一种疑动的境界。但,在曲子歌辞里却并不多见。而此篇写得又早,弥觉可贵。煞尾又说:“子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兜底点破,未免失之过于直露。
这首词上片写启航、扬帆的经过,下片叙行船所见。乍看起来仿佛纯在写景,只字未及船夫的心情。其实不然。诗贵含蓄。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载张戒《岁寒堂诗话》引刘勰语:“情在词外曰隐。”所谓“隐”,不是一目了然的正面直说,而是借物达意,深文隐蔚,馀味曲包。这首词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它借助行船及舟中人所见情景的生动描画,以轻快的节奏,传达出船夫愉悦的心情。押韵自由,“行”字韵重复又重复,却又非独木桥体,这是早期民间词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