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借景叙情,以烟霞泉石的真淳古淡,反衬出尘世的污浊纷攘,寄托了词人蓄之已久的“尘泥免相浣,梦寐见清颍”的思想情趣。全词语句清新自然,诗意又古朴雅致。全篇自然倾泻,真情实感流露笔端。
上阙起首“滩声荡高壁,秋气静云林”,首先摄入其笔的,是“滩声”之壮,“云林”之静。词人先以滩声之笔,点出了洛阳龙门的特有景色,起到了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荡”字为传神之笔,写出了水急声喧的非凡景象。“静云林”也写出了秋日风和、云止林静的特有画面。词人写景,用笔甚简,以短短的二句,包容龙门山水之胜,一动一静,有声有色,相映成趣,其间融进了词人对祖国河山的由衷热爱。下面笔锋陡转,以“回头”一语领起,将远在北面的古都洛阳的“尘土一何深”重重提出,恰与此地明洁的云林景色形成鲜明的对照。对照的不单一是自然景色,还有关于仕与隐,争竞与安恬,以及对其间苦与乐的观感、评价,都隐寓于中,表达了词人厌弃利名追逐、世俗扰攘的情操。继而,词人又紧扣人事,连用两个典故,来比况其挚友李长源情怀高朗,卓而不群。以以前风景之趣喻人生处世之道,由景道情,极其自然。词人借古人之事对挚友激励,劝勉,宽慰,语意委婉,真情可见。“一笑青山底,未受二毛侵”,二句似承转,由不计较世俗议论得失,转到徜徉山水、怡然自得的心理情态。既写出词人自己的志趣与认识,又用以进劝友人。
上阙由景物推向人事,又从人事兜回景物,终于二者融会于青山一笑之间,转折开合,严谨自然。下阙,自然地转入龙门登览的情状抒写。
龙门胜景,美不胜收。在短小的词篇里,若具体称述,难免顾此失彼。故而,词人于下阙中以一问句发端,运用“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的典故,总说龙门景色的丰富多彩,既补充了词人笔下的画面,回应了上阙首二句,又使词意含蓄蕴藉,耐人回味。如此风光,梦中亦所向往。词人此次与李长源是专程游龙门,用“留眼”字亦表出此处景物极吸引人,大可留连赏览。正由于有上文对龙门景色的渲染作铺垫,所以,下文的抒情自然流出。词人声称要在此酣饮长歌,唤取山花山鸟相伴,欣赏天籁之音,在飞瀑流泉、鸟鸣花放的优美环境中陶冶性情,并感染对方,使其同自己一样远离尘俗,洁身自好。这里一方面表现出词人对和平、安定、宁静生活的向往以及对污浊的黑暗现实的否定,同时,也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思想感情在其身上的体现。末二句写龙门山上泉声泠泠,清美动听,直用左思《招隐》诗“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成句,承接自然。
该词在艺术上的特点有三:
其一,巧用对比,笔势连转,利用画面和意绪的多重变换与剪接造成了令人惊艳的效果。写奇景,出奇笔,成奇趣,这也是遗山词的一个重要审美追求。
其二,词境恢宏阔大又自然清新,上阕写龙门山水动人心魄,下阕写山花山鸟又摇曳生姿,雄健中不乏深婉。
其三,多用典故成句但化用无痕,古朴雅致又不失晓畅直白。上阕连用三典,下阕后半直接拈来杜甫诗“船经一柱观,留眼共登临”以及左思诗“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用典的密度和力度不逊辛弃疾,但却丝毫不见板滞与晦涩,与词境融合圆美,语如己出。
赵孟頫夫人管道升的那首词“人生贵极是王侯”不失为真情之作,但从诗首先应当具有形象性的特质的角度而言,她的词未免有直露的、理念化的毛病。相比之下,还是她丈夫的诗高出一筹。赵词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入一个烟波浩淼的开阔境界,在水天相接的渺渺烟波间,一叶扁舟正在若隐若现地出没。赵孟頫是元代雄称一世的大画家,他“诗格清逸,词亦有风致”,他词中所描写的也正是用文字代替线条,勾勒出一幅能使人如亲临其境的“画境”。诗人从空间的角度描写了渔父纵一叶之扁舟,凌万顷之烟波的开阔自由的形象之后,接着便点明其活动的时间和周遭的氛围:西风阵阵吹来,片片落叶飘飘而下,五湖烟水笼罩着一派萧萧秋色。《楚辞·九歌》中有“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之句。唐人贾岛亦有“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之吟。赵孟頫融汇了前人绝唱的精髓,质朴而自然地创造出这样一个爽朗、清峻却不萧条、冷落的独特意境。
诗人对渔父生活境界的讴歌乃是自身理想与希望的一种寄托,诗人笔下的渔父,实质上是作者心中自己的化身。与鸥鹭为伴为友,笑做王侯权贵,这并不是生活中渔父的实际思想状况,而是诗人自己情绪的对象化。“盟鸥鹭”,诗人希望与鸥鹭为盟。陆龟蒙诗云:“除却伴谈秋水外,野鸥何处更忘机”,陈与义诗云:“知公已忘机,鸥鹭宛停时。”赵孟頫这首词中,“盟鸥鹭”三字涵盖了上述丰富的意蕴,暗喻自己因无追名逐利的机巧之心方可与鸥鹭“为盟”。最后一句含义也颇深邃。据说西晋时吴人张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而联想到故乡的纯羹、鲈鱼脍,感慨道:“人生贵得适志耳,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弃官而归。张翰较之一班功名利禄之徒,其风范情操已可谓高矣,而赵孟頫连鲈鱼(象征一切身外之物)也无所求,不管其是否上钩,似乎比张翰还高出一筹。不过赵于宋末以荫补官,入元又仕为翰林学士,史家历来认为他节操不高,并未超脱名利富贵,诗人这样写至少是反映了他思想与行为的矛盾或理性与感情的矛盾吧。
这首诗表达了对王、吴二人绘画艺术的观感及评价。
诗的发端四句,以错落的句法,点切诗题,交待王、吴二人画迹的所在,使人了然于普门、开元二寺俱有吴画,而王维的画则在开元寺的塔中。下面“吾观”二句,紧接着对二人的成就作概要的评断,肯定他们在画苑中并列的崇高地位。下面即分别描写二人的画象及是人所感受到的各自的艺术境界。
“道子实雄放”之下十句写吴道子画。“雄放”二字概括地道出吴画的艺术风格特点。“浩如海波翻”句以自然界的现象尽致地形容出雄放的气势。“当其”二句是诗人从画像中所感受到的吴道子运笔时的艺术气概。这种对吴道子创作过程的体会,也表达了诗人自己的艺术思想。后来诗人在其《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曾说:“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么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即逝矣。”若能意在笔先,成竹在胸,才能“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这是艺术家的创作获得神妙境界的三昧所在,只有内具于自身,才能领会到他人获得这种成就的匠心所在。“亭亭双林间”以下六句写吴画的形象,极精要地勾勒出画的内容,生动地显现出释迦临终说法时听众的复杂情态,他们或感悟悲涕,或扪心自省,而那些“相排竞进”者的状貌,又表现得非常情急,这一切都栩栩如生。
“摩诘本诗老”以下十句写王维的画。“摩诘”从王维的身份提起,寓含王维画品的精神特质。即所谓“画中有诗”。“佩芷”句是对王维的人品和艺术的高度赞赏,即王维的人品和诗画艺术都是芳美的。“今观”二句照应前面“诗老”句,引用人所熟知的王维的诗的成就来喻其画风。“清且敦”意谓其画亦如其诗之形象清美而意味深厚。“祇园”以下六句写王维画的内容。前二句写画中人物情态,不似吴道子画表现的强烈,而意味颇蕴蓄。后四句写画中景物,为吴画所无,俨然是一幅竹画,再现了竹的茎叶动摇于清风中的神姿。纪昀说“交柯”句“七字妙契微茫”,王文诰说这四句即“公之画法”,这里面即寓有诗人画竹的艺法。这六句的画面,都具有“清且敦”的艺术风味。
诗末“吴生”六句,就对王、吴二人画的观感作总的评论,在尊重之中又对二人艺术造诣的境界,有所抑扬。对吴道子画评为“妙绝”,是对吴画中听众情态毕现形象的评价,而“妙绝”仅在迹象,只是画工的高艺。诗人认为王维画“得之于象外”,如神鸟离开樊笼,超脱于形迹之外,精神自然悠远,于是心中佩服,觉得无所不足。这里也体现了诗人美学理想的又一个方面。他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又说:“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认为绘画不能但求形似,正如赋诗不能只停在所赋事物的表面,而要在形迹之外,使人在精神上得到启发,有所感受。瘦竹、幽花与幽人、处女,物类的质性迥异,而从瘦竹之感到幽人的韵致,从幽花如见处女的姿态,俱是摄取象外的精神,意味无穷。这种脱略形迹、追求象外意境的美学思想,长期支配中国文人画的创作,形成中国绘画艺术独具的风貌。
这首杂言诗以七言为主。七言古诗是盛唐诗人的一个胜场,李白、杜甫在这一诗体上是并峙的两座高峰。七古与五古同是在创作上极少拘束的,而七言长古更宜于纵情驰骋,在章法结构及气势节奏各方面更可变化无方,臻于奇妙之境。李、杜之后,中唐惟有韩愈能有不少佳作,再后就很寥落。苏轼的七言长古名篇迭出,成就之高,足与李、杜、韩相抗衡,这篇《王维吴道子画》即为其早年意气骏发之作。这首诗的章法很值得注意,整首诗的内容都在发挥诗题,而起结分合,条理清晰完密。诗的开始四句总提王维、吴道子,为全诗的纲领。“吾观”二句,又在分写王、吴画前先作总评。“道子实雄放”及“摩诘本诗老”两层,依次分写王、吴画面,为全诗的腹身。最后六句以评论收束,前四句分评吴、王,末二句于一致赞赏之余又稍有高低轻重,重申总评的精神。起和结的两节诗句于整齐中有参差,虽始终将王、吴二人并提,并极灵活而极错落之致。全诗章法如诗中所说:“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原。”
全诗的韵调具有优美的节奏感。开端四句闲闲而起,似话家常,语极从容。结尾六句,因评论而有所抑扬,语气于转折间呈矫健之势,而掉尾又觉余音袅袅,悠扬无尽。中间写吴道子一层,形象奇突,如峰峙涛涌,使人悚异;而写王维一层,景象清疏,如水流云在,使人意远。作为诗的中心的这两层,意象情调,迥然异趣。而全篇四节,波浪起伏,如曼音促节,递相转换,在大体上为七言句中适当间以五言,整体形成谐美的旋律,而气势仍自雄健。这是七言长古所必具的,也是不容易做到的。
挽歌,即“輓歌”。古人送葬时,执绋挽丧车前行的人所唱的哀悼死者的歌。崔豹《古今注·音乐》:“《薤露》、《蒿里》,并丧歌也。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丧之,为作悲歌。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二章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为挽歌。”
此首通篇写送殡下葬过程,而突出写了送葬者。
“荒草”二句既承前篇,又写出墓地背景,为下文烘托出凄惨气氛。“严霜”句点明季节,“送我”句直写送葬情状。“四面”二句写墓地实况,说明自己也只能与鬼为邻了。然后一句写“马”,一句写“风”,把送葬沿途景物都描绘出来,虽仅点到而止,却历历如画。然后以“幽室”二句作一小结,说明圹坑一闭,人鬼殊途,正与第二首末句相呼应。但以上只是写殡葬时种种现象,作者还没有把真正的生死观表现得透彻充分,于是把“千年”句重复了一次,接着正面点出“贤达无奈何”这一层意思。盖不论贤士达人,对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规律总是无能为力的。这并非消极,而实是因勘得破看得透而总结出来的。
一篇最精彩处,全在最后六句。“向来”犹言“刚才”。刚才来送殡的人,一俟棺入穴中,幽室永闭,便自然而然地纷纷散去,各自回家。这与上文写死者从此永不能回家又遥相对照。“亲戚”二句,是识透人生真谛之后提炼出来的话。家人亲眷,因为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可能想到死者还有点儿难过;而那些同自己关系不深的人则早已把死者忘掉,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论语·述而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是说孔子如果某一天参加了别人的丧礼,为悼念死者而哭泣过,那么他在这一天里面就一定不唱歌。这不但由于思想感情一时转不过来,而且刚哭完死者便又高兴地唱起歌来,也未免太不近人情。其实孔子这样做,还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诉诸理性的表现;如果是一般人,为人送葬不过是礼节性的周旋应酬,从感情上说,他本没有什么悲伤,只要葬礼一毕,自然可以歌唱了。
陶渊明是看透了世俗人情的,所以他反用《论语》之意,爽性直截了当地把一般人的表现从思想到行动都如实地写了出来,这才是作者思想上的真正达观而毫无矫饰的地方。陶之可贵处亦正在此。而且在作者的人生观中还是有着唯物的思想因素的,所以他在此诗的最后两句写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死只是意味着一种人际关系的脱落,尘缘的结束。这只是一种极其正常的生命代谢,是托身大山魂归自然的皈依。这在佛教轮回观念大为流行的晋宋之交,实在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唯物观点。这种自然的死亡观也让诗人本来贫病交加的命运化为诗化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