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记从批评世人以己之所好而骄人、笑人的陋习,层层演进,引出对张希元爱好书法却怀才不遇寄予同情,并相信他会以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表现了苏轼积极用世的人生观。此文不循常理,不守成规,将一篇普通的记述散文写得纵横开阖,出人意表。
这篇文章一共分为三段,第一段一上来就阔发议论。紧紧围绕着一个“笑”字延伸开来,描述了世人的种种偏见与短识。琴棋书画爱好者们嘲笑那些喜好声色的平庸之辈,但他们又被喜好文章的人嘲笑;而喜好功名的人对好文者同样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文章不过是些酸腐“空言”而已;而这些追求功名的人们,即使能够像刘、项、汤、武一样掌管天下,但是他们竟依然无法避免他人的嘲笑。因为在大隐士许由和大圣人孔子看来,这些功名不过过眼云烟,不值一提。最后以“世之相笑,岂有既乎”为结,说明世间人们的相互嘲笑从来未曾停止。苏轼对这些嘲笑统统给予了否定。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对收藏者的痴情、痴态、痴行进行了进一步的延展和刻画。他们为书画“弃躯忘亲”,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他们为书画“椎心呕血”,连生命都可放弃;他们为书画“剖冢斫棺”,可谓不择手段,用尽心思。但是作者苏轼理解他们,说人世间人们所看重的声色享乐都不足以吸引他们,转移他们的志趣。他们在书画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是连他们自己都无以言表的,其他人就更加无法理解他们了。作者强调,不理解并不能成为嘲笑他们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根据。他总结说:“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这不仅批评了那些嘲笑琴棋书画爱好者的人们,更将所有的同类嘲笑给予了归纳否定,依然用“笑”字串连,与上文呼应,文气贯通一气。
从“毗陵人”到“属余为记”为第三段的开端,介绍作记的缘起。这里应该详细地记述、描绘张希元如何爱好书画典籍,珍藏了什么,规模是怎么样的。但是作者仅寥寥数笔,便戛然而止。张希元“家世好书”,其风可追;“所蓄古今人之遗迹至多”,多善可陈;“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精神之嘉,可予彰表。苏轼以“蜀人”“蜀言”为转接承续,引出对人生道路设计、从业选择的看法。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的意思是:学习书法绘画的人,要耗费大量的纸张;学医术会因医术未精而伤害他人。谚语虽非名人名言,但是因为其在民间口头传播,有很大影响力。文末,苏轼特别郑重地谆谆告诫张希元:“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苏轼对张希元是否希望从政文章并没有明确道出,只是提出了期望和警示——从政非同藏书等个人爱好,关乎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因而需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苏轼对行业、职业的评价不甚明确,观点有些含糊,但这恰恰是对张君明确的提醒,是苏轼的高明之处。因为从政好坏因人而异,关键是个人能否把握掌控问题。提出原则,而不给具体结论,其实是最好的答案。
以“记”的本色而论,本应该写人、写堂,而此篇文章表面看从头到尾全是议论声;但是细品之下,却是无一字不是写人、写堂,无一字不是记其所应记。文章借对世人嘲笑的议论,记述了建堂所遇到的压力、阻挠和困难;借对堂主苦恼劝解的议论,记述了堂主为收藏付出的种种代价、牺牲和精神压力。可谓是句句写堂,句句写人。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上片开篇点题,重笔写春水。“波暖绿粼粼”三句,词人用绿波、归燕和苏堤三个景物,描绘了春日西湖阳光明媚、生机盎然的景象。随后,词人再用鱼没、流红和东风三个动态的意象,与前句相互应和,进一步描写春景。其中, “鱼没浪痕圆”一句写得生动传神,将鱼儿潜入水中时的轻盈姿态刻画得人木三分。流红引得鱼儿浮出水面,而燕子掠水则将鱼儿惊回水中,只留下阵阵涟漪和无力的春风。笔调轻松写意,描写细致传神。“荒桥断浦”两句承上启下,是全词的转折之笔。 “桥断”即写断桥,与前文的“苏堤”相应,再次点明地点是杭州西湖,一“荒”字与前文形成对比,转而写西湖之荒凉。“柳阴撑出扁舟小”一句则静中见动,反衬西湖此刻的寂静。结尾两句,词人化用谢灵运的典故为这样一幅春景增添了一抹虚幻的色彩。
下片写景之余重在抒情。起句词人写“空山”,悲凉之意转浓。“新绿乍生时”三句及“余情渺渺”两句,均为词人对往昔美好生活的追忆。词人看到“孤村路”,忆起旧时与一众友人到此游玩,大家在“茂林”中尽情“觞咏”,而今“茂林”变成了“孤村路”, “觞咏”的热闹也褪去成“悄”,只余下“情渺渺”。至此彻底反转上片轻松、优美的意境,抒发了词人对往昔的回忆和对“物是人非”的感叹。结尾两句,词人进一步抒发自己的哀叹,可见其当时心中愁绪之浓。
全词笔调细腻,绘景出彩,过渡自然。词人由优美的苏堤游至荒凉的断桥,感情也随之由欢快转为悲伤,情景交融,精妙绝伦。
这是一首借古讽今、抒发悲愤的怀古诗。诗的前两句,语出惊人,直抒胸臆,提出人“生当作人杰”,为国建功立业,报效朝廷;“死”也应该做“鬼雄”,方才不愧于顶天立地的好男儿。深深的爱国之情喷涌出来,震撼人心。最后两句,诗人通过歌颂项羽的悲壮之举来讽刺南宋当权者不思进取、苟且偷生的无耻行径。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两句发调惊挺,掷地有声。“人杰”出自《史记·高祖本纪》,指张良、萧何和韩信等贤臣良将;“鬼雄”出自屈原《九歌·国殇》:“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高度凝练的诗句鲜明而响亮地唱出了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为国捐躯,生死何惧!自先秦以来,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正是这种文化精神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但是如果把这两句诗放置在女性文学的视野中,却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战争对于女性而言,其残酷之处在于她们无法像男性一样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只能是铁蹄下哀叹呻吟的承受者。然而在李清照的笔下,她所显现的自我形象却并不是一个等待挽救的弱者。她虽然不能亲临沙场,但也从未置身事外,她关心着时局,为深受压抑的抗金志士扼腕不平,又毫不掩饰对惜命逃跑的南宋君臣的轻蔑和愤怒。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即借咏史而讽世。项羽兵败,退至乌江,乌江亭长舣船相待,劝他暂避江东,重振旗鼓,项羽却拒绝东渡,自认为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江边。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项羽暴露了作为军事领袖的诸多缺点,然而在其生命的最后关头,却显示了一个英雄的凛然无畏。在李清照看来,他无愧“人杰”“鬼雄”之称。而在当时金兵铁蹄长驱南下,宋朝君臣望风而逃的大背景下,项羽之“不肯过江东”更具有鲜明的批判性。以当时的形势而言,金兵是孤军深入,黄河南北的许多州郡有的尚在宋人之手,有的虽已被占,但金兵数量不多,立足未稳;在金兵的进攻下,太行山一带抗金的义军蜂起,威胁着金兵的后方;如果赵构能蓄志抗金,中原事是大有可为的。但赵构一开始就没有恢复国土保卫人民的愿望,带着臣僚仓皇南逃,喘息刚定,就在临安定都。举出项羽的不肯东渡,正是对怯懦畏葸、只顾逃命苟安的南宋君臣的辛辣讽刺。而对于赵明诚临危而遁的行为,一向光明磊落的李清照内心是有着诸多失望的,“人杰”“鬼雄”之语也当包含着对丈夫的劝诫和勉励。
这首诗在字面上只是对千年前的英雄抒发感慨,但对时事沉痛悲愤的谴责之情却溢于言表。她正是在朝廷败逃的情势下被弄得家破人亡,更因此颠沛流离,尝尽人间艰辛。面对时局,她不得不兴起“汝为误国贼,我作破家人”(吕本中《兵乱后杂诗》)的怨愤。这种怨愤也正是当时千万蒙难人民共同的怨愤。因此,此诗不仅抒发了个人的悲愤,还是广大百姓的心声。这样一首诗出自一位封建时代的女子之手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