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绝句与其说是写春寒,不如说是咏海棠。说到咏海棠,自然忘不了苏轼的《海棠》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其实,这两首海棠诗都是借海棠写自己。苏轼笔下的海棠圣洁、幽寂,是他贬官黄州时的写照;陈与义笔下的海棠雅致孤高,是他流亡时的写照。
这首诗的前两句是铺垫。“二月巴陵日日风,春寒未了怯园公”,联系到下文,不仅有风,而且有雨,春寒料峭中,日日风雨,凄冷无比。更何况诗人还流离失所、漂泊无依。由己及物,想到满园即将吐蕊发芽的花木,禁不住有些担心。“怯园公”此三字,道出了诗人心境:既怯花不发,又怯花发遭雨打。
尽管有些心情,但孤寂的诗人还是希望寻觅到些许的安慰。当他看到园中海棠时,欣喜之情油然而生:“海棠不惜胭脂色,独立蒙蒙细雨中。”宋祁词《锦缠道》曰:“海棠经雨胭脂透。”海棠经雨打风吹,像湿透的胭脂一样,会有所残败。但诗人眼中的海棠,却是那样的傲然不屈:“不惜”娇色、“独立”风雨。花木不会有什么情感,有情的只是诗人,诗人“情眼观物”,便万物皆有情了。此时的海棠不再是海棠,而是诗人的化身——风流,雅致,却还有孤傲的品格。
此诗作者开海棠喻己之风,以海棠幽寂喻自己贬官遭际。而陈简斋笔下的海棠雅致孤高,不仅风致,更具品格,正是他流亡时的写照。诗人将自己的风骨、品格融入对海棠的描写中,使这首诗成为咏物诗的上乘之作。联系到“靖康之难”后大多北方的宋人被迫漂泊他乡,这首诗也就获得了超越个人情怀的普遍品格。
此赋描述了作者想摆脱“贫儿”却根本甩不掉的无可奈何之情景。首段“舍汝远窜”以下到“勿复久留”几句说,扬雄想舍弃贫儿,故而跑到昆仑之巅,但贫儿却跟着在天上飞;扬雄躲到山崖里,贫儿也跟着上山来;扬雄摇着船躲到海上去,贫儿也跟着来到海上;扬雄走,贫儿也走,扬雄停下来,贫儿也停下来;扬雄质问贫儿为何要这样跟着自己,他要贫儿赶快离开他,一刻也不能耽搁。由此可知,扬雄想摆脱贫儿,他到处躲,但就是躲不掉,这实际上是他自己辛酸生活的艺术描绘,他用的笔调却是轻松的、充满玩笑的,这种自嘲自解的戏谑很有一种黑色幽默之美感。另外,《逐贫赋》对贫儿答语的描写也充满了黑色幽默之美:“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暑不忒,等寿神仙。桀跖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蔽,予独露居;人皆怵惕,予独无虞。”贫儿说:“主人倒是不错啊,你从小就经得住寒暑的侵袭,你简直就是不会死的神仙,那些盗贼和贪官从来也不会来打扰你,别人要几重门锁着才敢睡,你却敢在露天下睡,别人都提心吊胆的,你却从来都没有担忧。”扬雄在这里用开玩笑的语调来写贫儿的辩解,这实在是一种黑色幽默,由此可以见出扬雄抒情赋的大胆和幽默,显露出一种独特的美学色彩。
扬雄在《逐贫赋》显示了一种新的态度。那就是对贫穷——物质穷乏的态度。在他酸溜溜的口气中,读者能发现中国人“一分为二”思维方式对生活本身发生的影响。在这种思维方式里,关键不在于怎样生活或生活得怎样,而在于如何解释生活、解释得怎么样。这种典型的唯心主义生活观、幸福观后来构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这种生活观的负面影响是较大的,它往往导致人们随遇而安,安于现状,不能或不愿改善生活,而只是改变对自己生活的判断。扬雄的虚弱无力和无可奈何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得很充分,他没有能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便设法把不好的生活解释为好的生活。虽然是自欺欺人,但获得心理平衡,这才是最重要的。他试图找出贫寒生活的优点,找出富贵生活的不足。这种努力,后来在道德层面上得到了完成,那就是:富贵的,总是不道德的,至少是道德可疑的;贫寒的,则往往是因为道德高尚。富贵变成了道德负号,贫寒则成为道德正号。于是,精神的奖励就弥补了物质的匮乏,甚至成了生活中的画饼。扬雄的这篇《逐贫赋》,可能就暗示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这一深刻转捩。
上片,“昨夜扁舟京口,今朝马首长安。”词人先向新任杭州太守林子中诉说着他的仕宦奔波之苦。这句词份量沉重,内涵复杂,至少含有两层意思:其一,词人说自己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只留下一堆吟咏西湖山景的诗作了,表现了东坡的谦虚和自责精神,令人钦敬。其实,词人这次知杭政绩斐然,尽人皆知,他不仅积极抗旱救灾,施粥送药,救活了很多贫困百姓;而且开河浚湖、兴建水利,在西湖中筑造堰闸,修建南北三十里长堤,并在堤上造六桥,置九亭,遍植杨柳芙蓉,不仅美化了风景,还方便了行旅耕作,深得人民崇敬,以至人们“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做生祠以报。”
下片,集中请求林子中评判其湖山新诗。“此景百年几变,个中下语千难。”词人说西湖山景千变万化,百年数异,自己对之描写是很困难的。这里,词人把其湖山诗作的内容限制在自然景物的范围内,与其他(如政治)无关,而且“百年几变”,“下语千难”,表明其诗歌内涵随着风景的变化而复杂多变,用语费神颇多,是正常现象。“使只才气卷波澜。与把新诗判断。”这末二句是词人对林子中的客套颂扬之辞,当然也含有某种期待的愿望,他说林子中才气如壮阔波涛,一定会对自己的新诗做出公正的评判。用语谨慎巧妙,表面上是请友人品赏、评说自己的新诗,而却带有某种警惕性。因为词中连用“公案”、“判断”二词,十分醒目,这涉及到诉讼、判案性质,东坡决不会随便使用之。东坡似是有意把自己当作了“被告”,等待审判,但他实际上却又是问心无愧,心地坦荡,并且充满了自信心。
全词表现了词人对自己奔波在仕宦之途中的无可奈何心境,用意深微,浑然妥贴,章法平中有奇,虚实柜生,宛曲味永。
诗前二联用几个典故追溯金廷覆亡的原因。首联以讽喻的笔致,揭示亡国的根源在于金廷最高层在决策思想上对蒙古南侵野心缺乏足够的警戒和清醒的认识。一“初”一“已”呼应紧凑,提示了问题的紧迫和严峻。而金廷满脑子求和思想,对蒙古入侵毫无准备,这是它必然走向灭亡的内在根源。颔联以追悔的语调,指出亡国的原因还在于金朝军队在军事上丧失战斗力,无力抵御蒙古军队的入侵。他只知道金军如汉代霸上驻军一样真把军事守备当做儿戏,谁料到竟导致神州沉沦,江山易姓!“只知”、“谁谓”,流水而对,以意外的惊愕,表达出诗人内心极度的震撼和后悔。
后二联抒发国破家亡的情愫。颈联借用历史故实,抒写被羁管出京的凄凉心境。上句用丁公化鹤的典故,倘若汉代丁令威化作白鹤飞到青城城门的华表柱上,看到金朝生灵涂炭,他当然“应有语”,慨叹“城郭如故人非昔”。这正是金亡后人民惨遭蹂躏的真实写照和高度概括。下句用金铜仙人辞汉的典故。铜铸的仙人尚且流泪,而作为有血肉之躯的人,诗人他们的心情就不言自喻。这两句,一“去”一“来”,正切合“出京”和“来”青城“暂居”,用典精切工巧,含蕴深广,可谓“于极工炼中,别有肝肠崩裂之痛”(清沈德潜语)。尾联揭示历史巧合,哀叹亡国悲剧的重演出于天意安排。青城是北宋靖康元年(公元1127年)十一月金接受北宋徽宗、钦宗二帝降表的地方,宋廷后妃、皇族都被俘虏北去,金灭北宋。而一百年后,亡国的金廷皇太后、两宫嫔妃及诸宗族在此被杀戮,诗人和其他官员作为蒙古军队的俘虏也暂居于此。兴在青城,亡在青城,历史的巧合让诗人感慨不已。在他看来,一“兴”一“亡”,恰恰是天公的意旨。金廷之“兴”已成“古”,金廷之“亡”正是“今”。这一“古”一“今”终将被历史的潮汐淘汰,唯有记载金廷兴亡的青城继续存在,给后人留下一面明镜,让人们观览和记取国家兴衰存亡的历史经验。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促使诗人写下了这首立意深刻精警的诗篇。
诗用了几个典故以寓亡国之痛。“霸上真儿戏”,用《史记》载汉文帝语,暗讽金国军纪松弛,早已潜伏危机,不料竟因此亡国;“华表鹤来应有语”,用“汉丁令威学道成仙化鹤归来,城郭如故人非昔”的故事,比喻京城沦陷,“人非昔”矣;用“魏明帝迁徙汉长安铜盘人”故事,喻国祚转移。用古事古语,不着痕迹,如出诸己,是善用典者。“留着青城阅古今”,劫难之后仅仅青城还在,人物荡然无存矣!青城,是两朝痛史的见证。
元好问“纪乱诗”的一个特点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他往往把对现实的悲怆情怀与对历史的批判意识融合在一起,从而增加了诗的思想深度。诗人在国家沦亡的悲愤中,对国家武备松驰而招致败亡的历史教训作了深刻的省察。其他如《出都》、《岐阳三首》等,也都表达了诗人对金朝败亡原因的理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