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声不愿奏，古意一何深。
晏景托孤艇，倦飞还旧林。
阖闾城下寺，几里认钟音。
繁声不愿奏，古意一何深。
晏景托孤艇，倦飞还旧林。
阖闾城下寺，几里认钟音。
本首诗盛赞书之好处，讲开卷有益之理，极写读书之趣，作者于谦，是明代著名民族英雄、诗人。他生性刚直，博学多闻。他的勤学苦练精神与他的高风亮节一样名传后世。这首诗写诗人自我亲身体会，抒发喜爱读书之情，意趣高雅，风格率直，说理形象，颇有感染力。
首联说书本好似感情真挚的老友，每日从早到晚和自己形影相随、愁苦与共，形象地表明诗人读书不倦、乐在其中。本诗开篇，即以个人读书的独特体会，谈出自己和书本的亲密关系。中间两联，集中写己读书之乐。
颔联是说眼前的书，一读即是无数字，读书之多之快，表现诗人读书如饥似渴的心情，胸中顿觉爽快，全无一点杂念。“直下三千字”，写为书所吸引；“全无一点尘”，写书本知识荡涤心胸，心无杂念。这两句诗使诗人专心致志，读书入迷的情态跃然纸上，也道出了一种读书方法。
活水句，化用朱熹《观书有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句，是说坚持经常读书，就象池塘不断有活水注入，不断得到新的营养，永远清澈。“东风”句是说勤奋攻读，不断增长新知，就像东风催开百花，染绿柳枝一样，依次而来，其乐趣令人心旷神怡 。
结尾一联，以“金鞍玉勒寻芳客”为陪衬，写出书斋之乐。“勒”为马笼头。“金鞍玉勒”者是富贵公子，再缀以“寻芳客”三字，直是富家浪子。这些人日以寻花问柳为能事，他们和作者是两个不同世界之人，故而他们自然不会相信书斋之中别有一个烂漫的春天。以贵公子反衬，显示读书人书房四季如春的胜景。读书可以明理，可以赏景，可以观史，可以鉴人，可谓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这美好之情之境，不是玩物丧志的游手好闲者流所能领略的。
2、人们对于一切事物都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把事情做好。反之，单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去做，即使有善良的愿望，美好的动机，结果也只能是适得其反。
3、要按照自然规律做事，不要急于求成，否则，只能是适得其反。
这首小令赞颂了隐居生活的安逸恬适。起首两句即道明因现实社会中布满险恶，遂隐居山林过着闲适若仙的生活；紧接着以“诸葛茅庐，陶令松菊，张翰莼鲈”三句鼎足对，具体显示隐居的优越性；在列举事实之后，作者更概括诸葛亮、陶渊明、张翰受人尊敬的原因在于“不顺俗，不妄图清高风度”，这正是隐者的精神风貌；结句“任年年落花飞絮”与首句“荆棘满途”相对比，突出了隐居是明智的选择。全曲语言流畅自然，用典朴直。
曲子开篇，作者便直接抒发归隐的缘由，及对隐逸生活的神往。“荆棘满途”，道破了作者对仕路风波之险恶、人事繁复之多艰的无限感慨，人生旅途，苦恼已多，回首时路，荆棘密布，举步维艰，时有“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唐李白《行路难三首》）的痛苦与无奈。现实生活已然险恶，如履薄冰，还是回归田园山林，去到“蓬莱闲住”，寻求隐居生活的无限安静与祥和，乐得逍遥。于此，作者对比了现实与隐居生活的两种境界，既突出了现实生活的世逼事危，又彰显了园田林下生活的安闲自得，作者的生活选择已然不言自明。
由“蓬莱”一词过渡而来，作者很自然地引出“诸葛茅庐，隐令松菊，张翰莼鲈”三句。诸葛亮、陶渊明、张翰这三位历史人物的隐居事迹是享誉士林的。作者借三位隐逸名士作比，紧扣这三位历史人物的隐居生活状况，具体描述了他们的品貌风格：诸葛所居草庐，陶潜之松菊做伴，张翰家乡的土产莼羹鲈鱼。此处描写亦虚亦实，既可视为虚写前贤往事，亦可看做作者本人安贫乐道生活情趣的实叙。且为了这份久违的自在逍遥，心灵放逐，作者又直抒胸臆：“不顺俗，不妄图，清高风度”，表明心迹决不随波逐流，追名逐利，永葆高洁清雅之隐逸风度。一任其花谢花飞，春来春去，作者誓将那份淡薄与闲适的隐逸生活进行到底。此处曲已尽，情未了。作者因现实之无情与冷漠，回归隐逸，自适安然，看似平淡，亦满含无奈与辛酸。
整首小令格调从容自然，与作者所要表达的归隐情怀相得益彰。尤其在使事用典上，妥帖自然，作者以淡雅的草堂庐舍，味美的莼菜鲈鱼，傲岸的青松，迎霜吐艳的黄菊，描述了隐士身之所居、口之所食、目之所及的生活画面。同时，小令中用典，既是一种高度浓缩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深情委婉的抒情方式，于此可谓将用典发挥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