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了穆叔与范宣子论何者为“不朽”的一段名言。范宣子以世禄为不朽，穆叔却认为世禄不能称为不朽。他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欧阳修这篇文章里所说的“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就是指立德、立功、立言。全文用了一半篇幅，论三者之所以为不朽。并将“修之于身”（立德）放在最高地位，“见之于言”（立言）排在第三，这自然不无重道轻文的意思。但这篇文章的主旨，又不在权衡文道之孰重孰轻，而另有其深意在。
文章重点在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细读这段文字，会发现文章在立论上有一个矛盾。前面说，圣贤是不同于草木、鸟兽、众人的，这种人“虽死而不朽，愈远而弥存”。他们之所以被人尊为圣贤，长存不朽，是由于他们曾经立德、立功、立言。这里指明立言为三不朽之一。而第三段又说：“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这是说，立言之士，与草木鸟兽之必然速朽没有区别。下文说得更明显：著作之士“卒与三者（指草木、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前后矛盾。
再三涵泳这段文字，就会悟出这里面有含而未申之意。这含而未申之意，正是该文的主旨之所在。第一，古人留下的著作，大多数仅在《汉书·艺文志》诸书中著录其书名、篇目，具体的作品则“百不一二存”。这说明，历史对立言之士的著作进行了无情的淘汰。那“百不一二存”的传世之作，是大浪淘沙剩下来的金子，是经受过时代的严格考验的，其余的早就湮没不存了。于此可见，文章难工，传世不易。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这是作者的慨叹，既以自勉，也以之勉徐无党。其次，前两段把“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三者并列为“不朽”，是阐述古代经传中论道之言，反映的是书本上的人生价值观念。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将与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欧阳修读史自悟之理。所谓言之不可恃。就是文章著述不重于人的委婉说法。这是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反映了实践中呈现的另一种价值观念。书本上的价值观念与实践中的价值观念如此不同，遂使古今无数文士为之荷笔彷徨。作者自己一生的体验，便是明证。因此，文章结尾用“亦以自警焉”，暗暗透出个中消息。由此可见，这篇文章还表明了自古以来文章之士共同的悲哀，因以之警徐无党。
这样就见出该文的第一个特点：题旨深隐。欧阳修在其《论尹师鲁墓志》一文中提出：写作应该力求“文简而意深”，并说：“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诗人之志，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他这篇《送徐无党南归序》，无愧于文简意深、爱深言切的典范之作。
全文立意，既重在表明文之难工与立言之不足恃，抒发包括自己在内的千古文章之士共同的悲慨，写来便情真语切，感慨深沉，这是该文的另一个特点。自古文士，留下来的篇章已仅“百不一二”，其余都“散亡磨灭”，是事之一可悲。留传下来的文章，“文字丽矣，语言工矣”，又“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是事之二可悲。这些人士活着的时候，“汲汲营营”，辛苦忙碌、呕心沥血地进行写作，才达到文丽语工的境地；而当其“忽焉以死”，仍然免不了“同归于泯灭”，是事之三可悲。末了写到“今之学者”，穷其一生精力，孜孜于文字著作，结果是“皆可悲也”。这段文字，饱含深情，既哀人亦复自哀。那种苍茫万古之意，发而为声，则抑扬唱叹，慷慨苍凉。试诵读第三段，先用“百不一二存焉”，“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发出深沉的咏叹；次用“汲汲营营”一个反问句抒发感慨；再用“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一收一顿；最后用“皆可悲也”放声长吁：语调吞吐抑扬，声情契合，不仅足以“摧其（徐无党）盛气”，也足以引起后之文士读此文者无限悲怆。事之不平，积为愤懑。全篇无一愤语，却饱含愤意于笔端。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还有一个特点：结构非常紧凑，前呼后应，针线绵密，因此读来气势流贯，又回环往复，现出一种感情上的涡流。人手一句，先提出“草木”、“鸟兽”、“众人”三者都无法逃避同归灭亡的自然规律，然后从“众人”中引入“圣贤”，说他们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六字扣紧首句，文境稳步推开。接下去论圣贤之所以不朽在于修身、施事、见言，将三者平列。继以比较法层层筛选，步步推出中心。首则拿“施事”与“见言”比，论见之于言者不如施之于事；再拿“施事”、“见言”与“修身”比，引孔子的弟子宰我、子贡善于言语，冉有、季路长于政事，都比不上能修身立德而并不长于言语、政事的颜回，突出修身为首要之道，立言居三者之末，渐渐过渡到第三段论立言之不足恃，文意暗暗逗出，又层层推进。到第三段，先说“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束以“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荣华”紧承“丽”字，“好音”紧承“工”字，接榫紧密。又加上“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使草木、鸟兽、众人汇齐，与篇首第一句“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桴鼓相应。复承以“而卒三者同归于泯灭”、“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再提“泯灭”、“不朽”，首尾回环，遥相顾盼，使这篇短文在畅达中有一种遒练逆折的劲气。这些地方，都见出作者为文炼气的功力和缜密的文心。
这首诗从陈后主宫中的屏风引发开来。前八句为第一段，紧扣陈后主的屏风而写对社会变迁无常的感慨；后八句为第二段，着重抒发个人的身世的感慨。
“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世事变化无常，迅速如早晚变换，无常如浮萍漂流。“朝暮”一本作“朝露”。朝露这个晶莹的、转瞬即逝的形象，过去常用来比喻人生的短促。汉乐府古歌《薤露》、曹操的《短歌行》中，都曾经出现过。浮萍这个飘忽不定的形象，过去则常用来比喻人生的流离漂泊。作者把这两个习见的形象，转用来比喻抽象的“盛衰”和“世道”，指出：人世间的一切，皆是短暂的、变化无常的。这一带有哲理性的概括，把历史、社会、人生皆包括在内了。作为女性的创作，起笔如此开阔，是不多见的。可见大义公主个人经历的复杂，以及她所眼见的社会变故的剧烈。她的一生遭遇，在感情上是沉重的，且是难以承担的，所以只能将一切归委与世事本身的变迁无常。既然人世是变迁无常的，那么从逻辑上而言，盛衰乃是不断更迭的现象。但作者所注重的，只是“衰”，是人间幸福的毁灭。因此接着两句，转为“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池台”是“荣华”的标志。荣华难守，是世道变迁的趋势；池台终平，是世道变迁的结局。当然，“平”是从象征意义上来说的。旧的皇家建筑不一定被毁坏，而常常是改换了主人。但对于旧主人而言，这也意味着“平”。过去的已经过去，人们常常这样安慰自己。但这是没有力量的，因为一切过去的变迁，都实实在在地影响着现在和未来。姓宇文的“千金公主”也变成了姓杨的“大义公主”了，而杨家的王朝不可能像宇文氏的王朝与她同样血肉相连、可信可靠。因此纵然作者从世道无常的哲学命题出发解释了荣华难守的事实，内心对往昔仍抱着无限的怀念与眷恋。当然，诗还是从陈后主的屏风来着笔：“富贵今何在？空事写丹青。”陈后主的富贵生活，已然被隋文帝扫荡一空了，他本人亦做了囚徒，而在这屏风上，却徒然留下了往昔富贵生活的影子。对大义公主本人而言，她想到的是北周。画中的景象，仿佛就是她往昔梦痕。接着两句，写得非常巧妙。“杯酒恒无乐，弦歌讵有声。”这里面有有多层内涵。第一层，是把画中人和现实中的人合成一体来写。画中边饮酒作乐，边欣赏歌舞的贵人，仿佛是昔日陈后主以及侍臣们。这些囚徒，只是以泪洗面，苟延残喘罢了。第二层，是用陈后主以及其侍臣的命运，影射北周的王公贵族。第三层，则是把自己也涵盖在内，作为亡国的公主，同样是杯酒无乐，不复有弦歌之声。
以上八句，构成全诗的第一阶段。在字面上，这一段完全是扣紧陈后主的屏风而来，但深沉内涵，则完全是感慨北周的覆亡。由于大义公主当时的身份与地位，她无法直接表达对北周王朝的哀悼，只好把陈王朝兴亡的感慨，上升至对于人类社会变迁无常的概括，而将哀悼北周王朝的情感，寄托于哀婉曲折的词语之间。
后八句是全诗的第二段，着重抒发个人的身世之感。“余本皇家子，飘流入虏廷”二句写出个人命运的急剧变化。宇文氏本属鲜卑族，但入主中原后，接受华夏传统文化，汉化程度日深，渐渐以华夏正统自居，而视突厥为野蛮民族，即所谓“虏”。当公主居住在洛阳王宫中时，不但生活安逸，而且每日与亲朋相聚，或诗酒高会，或游园赏春，人生是那样无忧无虑。一旦担负起沉重的政治使命，出嫁突厥可汗，处于完全陌生的人群和文化中，她的不幸感和孤独感，已经是很难承受了。但毕竟，还有一个北周王朝在支撑着她，保证了她在突厥的地位。及至北周为隋所灭，这一点支撑也失去了。尽管杨坚赐给她隋宗室“大义公主”的名义，但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并没有多少可靠的成分。事实上，当杨坚不再需要大义公主时，对她便毫不留情；突厥可汗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也绝不顾惜她的生命。她好像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飘荡在狂恶的风云中，失去了把握自己命运的任何希望。在这样的处境中，“一朝睹成败”，由陈想到周，她不能不“怀抱忽纵横”。但一个女子，对于历史的急剧变化，终究是无能为力的。她只能安慰自己：“古来共如此，非我独申名。”这里是重新回复到开头的哲学命题：自古以来，人世间就充满了变换，一切荣华富贵，都难以久保，并不是我一个人懂得这个道理。既然如此，又何必多说。这是无可奈何的自我排遣。然而，如果说历史的变迁是不可抵抗的，远嫁突厥，都纯粹是自己的个人遭遇。自己本来也刻意嫁一个普通男子，即便在王朝覆灭之后，也未必不能过一般百姓的生活，享受天伦之乐。所以最后归结到“惟有明君曲，偏伤远嫁情”。这里似乎是从邦国覆灭的不幸中摆脱出来，而仅剩下远嫁异域的不幸，其实并不是。正因为北周王朝覆灭了，她作为亡国的公主，孤独地生活在异域，远嫁的不幸更显得沉重。她的不幸，依然是双重的。也有人认为末二句言外之意是自己不以远嫁突厥，而疏远了北周宗室宗族之情。
皇家的公主，在常人看来，总是享尽荣华，一生幸福。其实，由于她们的命运与政治的需要、政权的兴衰联系太紧，有时比普通百姓的女儿更难把握自己。全诗表面上是凭吊陈朝之亡，实际上是在怀念故国北周为隋所灭，己身流落“虏庭”，作者睹物伤怀，慨叹万分，大有昭君远嫁之哀。此诗感情深沉，在哀婉曲折之中透有清绮之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