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这是一首借物咏志的诗。诗人把新笋描绘得非常美丽。竹壳一片片剥落下来,竹笋抽节上长了,它晶莹透碧,像是刚刚经过刻刀雕琢出来的碧玉一般。这里的笋的形象,是经过诗人理想化、诗化了的形象。它晶洁如玉,生机勃勃,茁壮挺拔;它要挣脱壳箨的束缚,要向上生长,由于这株笋有着如此美好的姿质,所以“母笋是龙材”的赞美就不使人感到突然,而是水到渠成。
如果说上两句主要是写笋的外美的话,那么后两句就是承接着上面写笋的生长愿望,进一步刻画笋的内美。“更容”一词的涵义很深刻,这是假设之词,假如容许的意思。这两句的意思是,假如容许它尽情生长,一夜之间拔节挺长千尺,它自然会脱却尘泥而直插青云之上。这里就表达了新笋冲上九霄的豪情壮志,它不甘心于埋没园泥之中的现状。这是新笋的内美。另外,“更容”一词的反面含意是,现在是“不容”,不能容许新笋一夜抽千尺,所以它就不可能拔地而起直上青云。这就包含着深沉的幽怨。抱怨自然是来自他不能尽情地生长。这一层含意则从另一角度写出了新笋的丰富的“内心世界”。
诗人把新笋刻画得具有这般美好的形象和美好的内心,是托物咏志,这新笋就是诗人李贺。诗人李贺虽然命途多舛,遭遇坎坷,但是他没有泯灭雄心壮志。他总希望会实现自己的拔地上青云的志愿,这首咏笋的绝句就正是他这种心情的真实写照。
其二
这首咏物诗前两句描述自己在竹上题诗的情景,语势流畅而又含蕴深厚。句中的“青光”指代竹皮,同时把竹皮的颜色和光泽清楚地显现出来:“楚辞”代指作者自己创作的歌诗。诗人从自身的生活感受联想到屈原的遭遇,这里因借“楚辞”含蓄地表达了郁积心中的怨愤之情。首句短短七个字,既有动作,又有情思,蕴意十分丰富。次句运用了对比映照的手法:新竹散发出浓烈的芳香,竹节上下布满白色粉末,显得生机勃勃,俊美可爱;可是题诗的地方青皮剥落,墨汁淋漓,使竹的美好形象受到污损。这里,诗人巧妙地以“腻香春粉”和“黑离离”这一对矛盾的形象,表现内心的幽愤。
后两句着重表达怨恨的感情。“无情有恨”,似指在竹上题诗的事。诗人毁损了新竹俊美的容颜,可说是“无情”的表现,而这种“无情”乃是郁积心中的怨愤无法抑制所致。对此,姚文燮有一段很精彩的评述:“良材未逢,将杀青以写怨;芳姿点染,外无眷爱之情,内有沉郁之恨。”(《昌谷集注》)诗人曾以“龙材”自负,希望自己能象新笋那样,夜抽千尺,直上青云,结果却无人赏识,僻处乡里,与竹为邻。题诗竹上,就是为了排遣心中的怨恨。然而无情也好,有恨也好,却无人得见,无人得知。“无情有恨何人见?”这里用疑问句,而不用陈述句,使诗意开阖动荡,变化多姿。末句含蓄地回答了上句提出的问题,措语微婉,然而感情充沛。它极力刻画竹的愁惨容颜:烟雾缭绕,面目难辨,恰似伤心的美人掩面而泣;而压在竹枝竹叶上的积露,不时地向下滴落,则与哀痛者的垂泪无异。表面看起来,是在写竹的愁苦,实则移情于物,把人的怨情变成竹的怨情,从而创造出物我相契、情景交融的动人境界来。
此诗通篇采用“比”、“兴”手法,移情于物,借物抒情。有实有虚,似实而虚,似虚而实,两者并行错出,无可端倪,给人以玩味不尽之感。
其三
这首诗写竹的生命力旺盛、一片生机。“家泉石眼两三茎,晓看阴根紫陌生。”原先自家庭院中泉水石缝中长着两三根竹子,清晨看墙外的大路旁,已窜出竹根。“紫脉”,一作“紫陌”。紫陌通常指帝都郊野的道路。李白《南都行》谓:“高楼对紫陌,甲弟连青山。”刘禹锡《戏赠看花诸君子》云:“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李贺的家乡福昌县在唐代东都洛阳的近郊,故其乡间大路可称紫陌。竹鞭的滋生能力极强,无论是岩缝、墙壁、坚硬的土块,它都可穿过。诗中以“家泉”与“紫脉”对举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竹鞭已从院墙底下穿过而长到墙外去了。竹鞭生长最旺盛的季节是盛夏到初秋时节,如同竹笋状的竹鞭头部在表土较薄的地方常窜出地面,很快又弯成弓状,鞭头又重新钻入泥土中。诗人以“两三茎”与“紫陌生”对举,也显示出竹的顽强,两三茎不起眼的竹枝,很快长到墙外通衢大道上。见此情景使人不难设想:“今年水曲春沙上,笛管新篁拔玉青。”这两句诗中所写的情景虽非实景,却有一定的必然性。“笛管”,言新篁之材。“玉青”,言新篁之色。绘形绘色,如在目前。
李贺本满怀着一腔热血和胸中成竹,但却最终只能是饮恨而逝,他不断地被希望和绝望所折磨着,只有靠诗歌来实现自我的存在,因此他用一种可怕的激情去创作。诗人愤懑满怀的情绪主要表现为艺术上的精雕细琢,修饰上的叠床架屋。在这首诗中,作者字斟句酌,用“家”“石”“阴”“紫”“春”“新”等等修饰各种意象组合,纵观全句,几乎无一物无修饰,无一事有闲字。他把相关的意象加以古人不常联用的字联用,加以修饰再组合起来,综合运用了通感、移情的写作手法,由家泉到石眼再到竹茎,仿佛用诗句串联起装扮一番的意象群,不是因感而倾泻,而是字字雕刻而来。此时作者诗中的竹子不再是单纯的清雅之士,而仿佛是穿上了绮丽诡异又有异域风情的楚服的起舞人。同时,把石眼、阴根等不为竹所常用的意象与竹子相连缀,更见作者的匠心独用,研磨之工。
其四
这首诗以司马相如归卧茂陵自喻,慨叹自己家居昌谷时的清贫生活。诗的开头两句“古竹老梢惹碧云,茂陵归卧叹清贫”,意为老竹虽老,仍矫天挺拔,梢可拂云,而自己年纪并不大老,却只能像家居茂陵时的司马相如一样,甘守清贫。“古竹”是相对新笋言之。“茂陵归卧”,《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司马相如曾为孝文园令,因病免官,家居茂陵,而诗人自己也失意家居,贫困潦倒。“叹清贫”,并不见于史书记载,但却是诗人自己处境的生动写照。李贺虽忝为唐王室的后裔,但一生只做过奉礼郎之类的小官,甚至因为父名的缘故,连进士考试也不能参加,与李商隐一样“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辞官家居后更过着清贫的生活,以至两年后在贫病中死去,一“叹”字,感慨万分。“风吹千亩迎雨啸,鸟重一枝入酒樽。”这两句写的是另外两种形态下的竹枝形象。其一是风吹雨啸之中。“雨啸”,非雨声,而是风吹竹声,仿佛雨啸。这是大片竹林才有的现象,老竹叶坚硬而挺,相互碰撞,声音清脆。竹叶也可制成叶笛,吹奏起来声音嘹亮悦耳。千亩之竹,其情景气魄自与“家泉石眼两三茎”之竹不同,风吹过后声浪如排山倒海;而风和景明之日,一小鸟栖息枝头,其景却可映入酒樽之中,这又是何等静谧安闲。这情景于竹本身而言,却道出其一个特点:坚韧,不管怎么弯曲也不易折断。“皎皎者易污,峤峤者易折”,这于竹枝却不然,它是既坚又韧,而且无畏于寒冬的风刀霜剑,而被与松柏一起称作“岁寒三友”。
苏轼曾夸张地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古往今来,喜竹、咏竹、画竹的骚客、丹青手是颇多的,而这组诗在众多的咏竹佳作中也堪称上乘。
这是一篇寓言性质的小品文。作者在文中以谪龙自比,用轻蔑的态度回击了腐朽势力对自己的侮辱,表现了决不与那些“非其类”的人们同流合污的昂扬气概。文章内容神奇瑰丽,形象生动,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作者当时的处境和文中的谪龙——奇女子一样。这个奇女子,是一个性格坚强、光彩照人的女神形象。虽然被贬,心中志趣未消。她的人身志趣容不得外人轻辱冒犯。她捍卫自己的圣洁,正如同作者要保持自己人格的完美一样,一直坚定不移。这里显示了作者在发扬古代士大夫“可杀不可辱”的凛然正气。当然作者对朝廷仍然心存幻想。所谓“七日当复”,即是说朝廷不久就会收回成命,招作者重归长安,加以重用的。殊不知作者至死也没有再回到朝廷任职。被贬十四年后客死于柳州刺史任上。这正是历代士大夫认识上的悲剧:就算朝政混乱,君主还是好的;小人虽然横行一时,正人君子终会有好报。然而,残酷的现实,无情地打破了作者一类的善良的知识分子的美梦。文章结句“非其类而狎其谪,不可哉!”的严正警示,更令读者深切感受到处于逆境中的作者不甘受辱而自我保护、自我期许的人格精神。
文章通篇记述了扶风马孺子所讲少年时的一段见闻,只有篇末两句是作者的话,但是含义却非常深刻。全文具有借谪龙以喻谪人的象征性,具有强烈鸣不平的现实指向性和警示性。而作为文学作品,它又极生动形象。奇幻惊警。从奇女初谪人间时的“有光晔然”和华丽穿戴,到她被贵游少年狎辱时的“頩尔怒焉”、“今吾虽辱尘土中,非若俪也。吾复且害若”,再到她七天之后取杯水饮之,呼嘘云气,化为白龙,徊翔在天的变化,无不悚人耳目,使读者对其事始则同情,终而快意。
这组诗共两首,第一首是七律,大概在初识张氏时所作,形容他的为人。仇兆鳌《杜诗详注》认为:前四句写景,后四句抒情,中间大概为分段处。若细分之,首句张氏,次句隐居。三四句切隐居,言路之僻远,五六句切张氏,言人之廉静。末二句说得宾主两忘,情与境俱化。
诗人在诗中用了反衬手法表现人的孤寂和山的幽静:“春山处处子规声”(清陆以湉《冷庐杂识·潘太守诗》),而张氏却独生无伴,只好自说自话,以春山的“闹”衬托孤寂的人,人越发孤寂了;丁丁的伐木声,以“有声”衬托幽静的山,山越发幽静了。诗人用典故表现张氏的廉静:《南史》载梁隐士孔祐至行通神,尝见四明山谷中有钱数百斛,视之如瓦石。《关中记》:辛孟年七十,与麋鹿同群,世谓仙鹿。而结尾二句,更是诗人的良苦用心:“迷出处”,暗示张氏迷人的隐居环境如同桃花源,使诗人“迷不复得路”(陶渊明《桃花源记》);“泛虚舟”,则表现“至行通神”张氏的飘逸与神秘。
第二首为五律。大约跟张氏已很相熟了,所以开首便道“之子时相见”,《杜诗镜铨》以为“当是数至后再题”,《杜诗详注》以为“往来非一度矣”,皆是。
虽是一首应酬之作,却可以看出作者的人情味与风趣。这首诗直说与用典双管齐下。直说与用典是古诗常用的两种表现方法,如不能分辨,诗意便不明白。在这里却两两密合。假如当作直说看,那简直接近白话;假如当作用典看,那又大半都是些典故,所谓无一句无来历。但这是形迹,杜诗往往如此,不足为奇。它能够有风趣,方是真正的难得。
如“之子”翻成白话当说“这人”或“这位先生”,但“之子”却见《毛诗》。第三句,池中鲤鱼很多,游来游去;第四句鹿在那边吃草呦呦地叫;但“鳣鲔发发”,“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并见《毛诗》。用经典成语每苦迂腐板重,在这儿却一点也不觉得,故前人评:“三四驱遣六艺却极清秀。”而且鹿鸣原诗有宴乐嘉宾之意,所以这第四句虽写实景,已景中含情,承上启下了。
“杜酒”一联,几乎口语体,偏又用典故来贴切宾主的姓。杜康是创制秫酒的人。“张公大谷之梨”,见潘岳《闲居赋》。这典故用得非常巧,显出主人的情重来,已是文章本天成,尤妙在说得这样轻灵自然。《杜诗镜铨》说:“巧对,蕴藉不觉。”慰藉不觉正是风趣的一种铨表。
诗还用透过一层的写法。文章必须密合当时的实感,这原是通例。但这个现实性却不可呆看,有些地方正以不必符合为佳。惟其不很符合,才能把情感表现得非常圆满,也就是进一步合乎现实了。这诗末联“前村山路险,归醉每无愁”就是这样。想那前村的山路很险,又喝醉了酒,跌跌蹱蹱地回去,仿佛盲人瞎马夜半深池的光景,没有不发愁之理;所以这诗末句实在该当作“归醉每应愁”的,但他偏不说“应愁”,颠倒说“无愁”。“无愁”虽非实感,却能进一步地表现这主题──主人情重,客人致谢,宾主极欢。
在这情景下,那么不管老杜他在那天晚上愁也不愁,反正必须说“无愁”的。所以另外本可以有一个比较自然合理的解释,喝醉了所以不知愁;但也早被前人给否决了。《杜诗集评》引李天生说:“末二句谓与张深契,故醉归忘山路之险,若云醉而不知,则浅矣。”杜甫正要借这该愁而不愁来表示他对主人的倾倒和感谢,若把自己先形容成了一个酒糊涂,那诗意全失,不仅杀风景而已。又这一句结出首联的意思来,“邀人晚兴留”是这诗里主要的句子。
题材的因袭,包括不同文学形式对同一题材的移植、改编,都有一个再创造的过程。王维《桃源行》固然是成功的一例,而他的《夷门歌》同样也是故事新编式的杰作。
此诗题材出自《史记·魏公子列传》,即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但从《魏公子列传》到《夷门歌》,有一重要更动:故事主人公由公子无忌(信陵君)变为夷门侠士侯嬴,从而成为主要是对布衣之士的一曲赞歌。从艺术手法上看,将史传以二千余字篇幅记载的故事改写成不足九十字的小型叙事诗,对题材的重新处理,特别是剪裁提炼上“缩龙成寸”的特殊本领,令人叹绝。
诗共十二句,四句一换韵,按韵自成段落。
一至四句交待故事的背景。先写七雄争霸天下的大势,后写“窃符救赵”事件的成因。以“何纷纷”三字道出天下大乱的局面,以“益围邯郸怠”推出情况的紧急,以“不救”二字表现出形势的严峻。
“七雄雄雌犹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秦兵益围邯郸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四句交代故事背景。细分,则前两句写七雄争霸天下的局势,后两句写“窃符救赵”的缘起。粗线钩勒,笔力雄健,“叙得峻洁”(姚鼐)。“何纷纷”三字将攻城杀将、天下大乱的局面形象地表出。传云:“魏安厘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赵都)”,诗只言“围邯郸”,然而“益急”二字传达出一种紧迫气氛,表现出赵国的燃眉之“急”来。于是,与“魏王不救平原君”的轻描淡写,对照之下,又表现出一种无援的绝望感。
五至八句,写信陵君礼遇侯生。连用两个“愈”字,一是写出侯生的有意傲慢,二是写出魏公子的礼贤。“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两句,巧用原文,点化为对仗句。
赵魏唇齿相依,平原君(赵国贤公子)又是信陵君的姊夫。无论就公义私情而言,“不救”都说不过去。无奈魏王惧虎狼之强秦,不敢发兵。但诗笔到此忽然顿断,另开一线,写信陵君礼贤下士,并引入主角侯生。
“公子为嬴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下。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信陵君之礼遇侯嬴,事本在秦兵围赵之前,故这里是倒插一笔。其作用是,暂时中止前面叙述,造成悬念,同时运用“切割”时间的办法形成跳跃感,使短篇产生不短的效果,即在后文接叙救赵事时,给读者以一种隔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感觉。信陵君结交侯生事,在《史记》有一段脍炙人口的、绘声绘色的描写。诗中却把诸多情节,如公子置酒以待,亲自驾车相迎,侯生不让并非礼地要求枉道会客等等,一概略去。单挑面对侯生的傲慢“公子执辔愈恭”的细节作突出刻画。又巧妙运用“愈恭”“愈下”两个“愈”字,显示一个时间进程(事件发展过程)。略去的情节,借助于启发读者的联想,得到补充,便有语短事长的效果。两句叙事极略,但紧接二句交代侯嬴身份兼及朱亥,不避繁复,又出人意外地详。“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臣乃市井鼓刀屠者”,都是史传中人物原话。“点化二豪之语,对仗天成,已征墨妙”(赵殿成《王右丞诗集笺注》),而唱名的方式,使人物情态跃然纸上,颇富戏剧性。两句妙在强调二人卑微的地位,从而突出卑贱者的智勇;同时也突出了公子不以富贵骄士的精神。两人在窃符救赵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故强调并不多余。这段的一略一详,正是白石道人所谓“难说处一语而尽,易说处莫便放过”,贵在匠心独运。
九至十二句专写侯生,与首段呼应。以“献奇谋”,即策划窃符救赵及夺晋鄙军写出其智;以“向风刎颈”写出其义。末两句写得慷慨豪迈,感人颇深。
“非但慷慨献奇谋,意气兼将生命酬。向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最后一段专写侯生,既紧承前段又遥接篇首,回到救赵事上来。“献奇谋”,指侯嬴为公子策划窃符及赚晋鄙军一事,这是救赵的关键之举。“意气”句则指侯嬴于公子至晋鄙军之日北向自刭事。其自刎的动机,是因既得信陵君知遇,又已申燕刀一割之用,平生意愿已足,生命已属多余,故作者着力表现这一点。末二句议论更作波澜,说明侯生义举全为意气所激,并非有求于信陵君。慷慨豪迈,有浓郁抒情风味,故历来为人传诵。二句分用谢承《后汉书》杨乔语(“侯生为意气刎颈”)和《晋书·段灼传》语(“七十老公复何所求哉!”)而使人不觉,用事自然入妙。诗前两段铺叙、穿插,已蓄足力量,末段则以“非但”、“兼将”递进语式,把诗情推向高峰。以乐曲为比方,有的曲子结尾要拖一个尾声,有的则在激越外戛然而止。这首诗采取的正是后一种结尾,它如裂帛一声,忽然结束,却有“慷慨不可止”之感,这手法与悲壮的情事正好相宜。
此诗写战国时隐者义士侯嬴献策救赵,慷慨捐躯的壮烈行为,热烈歌颂侯嬴和朱亥这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见义勇为的豪侠精神,也赞扬了信陵君能任用贤才的开明政治风度。
此诗把一个有头有尾的史传故事,择取三个重要情节来表现,组接巧妙、语言精炼、人物形象鲜明,代表着王维早年积极进取的一面。唐代是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扬眉吐气的时代,这时出现为数不少的歌咏游侠的诗篇,决不是偶然的。《夷门歌》故事新编,溶入了新的历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