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楚国大诗人屈原曾写过一篇《天问》,全篇是对天质问,一连问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辛弃疾使用《天问》体,而创作的这首《木兰花慢》,构思新颖,想象奇瑰,与一般写悲欢离合的词人不同,他不思乡,不怀人,不吊古,而是紧紧抓住黎明前的刹那时间,像伟大诗人屈原那样,驰骋想象的翅膀,连珠炮似的对月发出一个个疑问,把有关月亮的一些优美神话传说和生动比喻交织成一幅形象完美的绚丽图画,给人以极大的艺术享受。他那妙趣横生的发问是:今晚的月亮是多么可爱,悠悠忽忽地向西走,它究竟要到哪里去呢?接着又问:是另外还有一个人间,那边刚好看到你升起在东头呢?还是在那天外广阔的宇宙,空无所有,只有浩浩长风把这美好的中秋月送走呢?它像一面飞入天空的宝镜,却不会掉下来,难道是谁用一根无形的长绳把它系住了吗?这些问题,问得异想天开,而又饶有兴味。传说后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羿妻姮娥窃以奔月,离开人间而独居于广寒宫。于是,作者又发问:月宫里的嫦娥直到如今没有出嫁,不知又是谁把她留住了呢?听说月亮游过海底,可又无从查问根由,这事真是不可捉摸,而叫人发愁。我怕大海中万里长鲸横冲直撞,会触破月宫的玉殿琼楼。月从海底经过,会水的虾蟆不用担心,可是那玉兔何曾学会游泳呢?如果这一切都安然无恙,那么,又为何逐渐变成弯钩模样?词人这一连串的发问,把读者带入了富于浪漫色彩的神话世界,想象新奇,幽默而又妩媚,问得奇,问得妙。
当然,稼轩写这首词不只是驰骋艺术才思而已,其中也有着作者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深入观察,作出了大胆的猜测。在诗词中,向月亮发问,前已有之,不算什么发明创造。如李白的“青天有月几时来,我今停杯一问之”,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等等,然而,这首词中所提出的一些疑问,表达了作者对自然现象的大胆猜测,却是前人所不及的。月亮绕地球旋转这个科学现象的发现,曾引起天文学界的革命。而在哥白尼前三、四百年,宋代词人辛弃疾在观察月升月落的天象时,已经隐约猜测到这种自然现象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稼轩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木兰花慢》以送月曰:‘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在宋代词人中,辛弃疾一向被推为豪放派的代表作家所谓“豪”,就是豪纵跌宕,横绝古今;所谓“放”,就是雄放恣肆,别开天地。辛弃疾的词,的确达了这种境界。他这首用《天问》体写词,通篇设问,一问到底,这在宋词中是一创格,表现出作者大胆创新、不拘一格的艺术气魄。它打破了词的上下片的界限,一口气对月发出一连串的疑问。词的用韵也完全适应豪纵激宕的感情,读起来一气贯注,势如破竹。并且多用散文化句式入词,使词这种形式更能挥洒自如地表现思想感情,给作品带来不可羁勒的磅礴气势。并且,这首词还有其另外一层含义,即作者对国家命运的忧思。在这首词中,作者以皎洁的圆月象征大宋江山,而对它的命运忧心忡忡,“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强烈地透露出作者对误国误民的奸邪势力的憎恶之情,表达了他对南宋朝廷命运和前途的深深忧虑,寓意深刻。
羽林郎,汉代所置官名,是皇家禁卫军军官。诗中描写的却是一位卖酒的胡姬,义正词严而又委婉得体地拒绝了一位权贵家奴的调戏,谱写了一曲反抗强暴凌辱的赞歌。题为“羽林郎”,可能是以乐府旧题咏新事。
这首诗在立意、结构和描写手法上,与《陌上桑》有异曲同工之妙。写女子之美,同样采用了铺陈夸张手法;写反抗强暴,同样采取了巧妙的斗争艺术;结尾同样是喜剧性的戛然而止。但《陌上桑》更多的是用侧面烘托,从虚处着笔;这首诗则侧重于正面描绘和语言铺排。前者描写使君的垂涎,主要通过人物语言,用第三者的叙述;这首诗刻画豪奴的调戏,则是用一连串的人物动作,即“过我”、“就我”、“贻我”、“结我”,妙在全从胡姬眼中写出。太守用语言调戏,豪奴用动作调戏,各自符合具体身份。罗敷反抗污辱是以盛赞自己的丈夫来压倒对方,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胡姬反抗调戏则是强调新故不易,贵贱不逾,辞婉意严,所谓“绵里藏针”、“以柔克刚”。罗敷在使君眼中已是“专城居”的贵妇人;而胡姬在“金吾子”眼中始终都是“当垆”的“酒家胡”。因而这首诗更具有鲜明的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家奴”本不过是条看家狗,却混充高贵的“金吾子”招摇撞骗,这本身就够卑鄙之极了;而“酒家胡”虽然地位低贱,但是终究不必仰人鼻息过生活,在“高贵者”面前又凛然坚持“贵贱不相逾”,这本身就够高贵的了。于是,尊者之卑,卑者之尊,“高贵”与“卑贱”在冲突中各自向相反的方向完成了戏剧性的转化,给读者以回味无穷的深思和启迪。
在古人心目中,“经”是至高无上的圣贤之教,而诗词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艺”,两者不可相提并论。然而,性格豪放不羁、富于创新精神的辛弃疾,却偏要突破这些清规戒律,将二者融于一体。辛弃疾的这首《踏莎行》,便是集经句而成的一首佳词。
此词上片开篇“进退存亡”,语出《易·乾·文言》,是说只有圣人才能懂得并做到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该存则存,该亡则亡,无论是进是退、是存是亡,都合于正道。“行藏用舍”,则是对《论语·述而》载孔子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云云的概括。即是说,倘若受到统治者的信用,就出仕;倘若为统治者所舍弃,就隐居。“小人请学樊须稼”,亦用《论语》。该书《子路》篇载孔门弟子樊须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种菜),孔子曰:“吾不如老圃(菜农)。”樊须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以上三句实际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即自己现在既不为朝廷所用,那么不妨遵循圣人之道,退居田园,权且做他一回“小人”,效法樊须,学稼学圃。接下去“衡门”二句,着重写自己归耕生活的乐趣。上句出《诗经·陈风·衡门》。“衡门”,谓横木为门,极其简陋,喻贫者所居。“栖迟”,犹言栖息、安身。此系隐居者安贫乐道之辞,词人不仅用其语,且袭其意。下句则出《王风·君子于役》,谓太阳落山,牛羊归圈。诗的原文是思妇之辞,以日暮羊牛之归反衬征夫之未归,词人却借此来表现田园生活情调。要而言之,上片主要讲自己归隐躬耕不仅合乎圣贤之道,而且恬静可喜。为另一层次,紧承上文,进而抒写归耕后的自适其乐。
此词下片笔锋一转,用反对“学稼”的孔夫子,来进一步说明耕稼之乐。“去卫灵公”一句,又用《论语》。据《卫灵公》篇载,灵公问阵(军队列阵之法)于孔子,孔子答曰:“俎豆(礼仪)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尝学也。”明日遂离卫而去。按《史记·孔子世家》,灵公问阵、孔子去卫,事在“遭桓司马”之后。作者这里将“去卫灵公”句置于前,可能与《史记》不属于“经”,用此与题例不合有关。“遭桓司马”,见《孟子·万章上》。“桓司马”即桓魋,时为宋国的司马,掌管军事。孔子不悦于鲁、卫,过宋时“遭宋桓司马将要(拦截)而杀之”,不得不改换服装,悄悄出境。“东西南北之人也”一句,为《礼记·檀弓上》所载孔子语,盖谓己周游列国,干谒诸侯,行踪不定。这里故意用孔子一意从政但却四处碰壁的故事,以引出下文所要表达的意思。“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这两句亦全用《论语》。上句出自《微子》篇,长沮、桀溺两人各持一耜,并肩而耕,孔子路过其傍,命弟子子路向他们询问渡口何在。桀溺对子路说:天下已乱,无人能够改变这种状况。你与其跟从“避人之士”(远离坏人的人,指孔子),不如跟从“避世之士”(远离社会的人,指自己和长沮)。下句则出自《宪问》篇,是微生亩对孔子说的话。这两句意思很明显,即孔子那样忙忙碌碌地东奔西走,不如像长沮、桀溺那样隐居来得逍遥自在,从而进一步突出词人自己陶陶然、欣欣然的归耕之乐。
从表面上看,这首词充满了对大圣人孔子的讽刺和挖苦,是对孔圣人的“大不敬”。而实际上,那执着于自己的政治信念、一生为之奔走呼号而其道不行的孔子,实是词人归耕前之自我形象的写照。讪笑孔子,正所以自嘲也。其中蕴含着对于世路艰难的沉重叹慨,对于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无比惆怅与愤恨。所以词中讽刺孔子,正突出了孔子的伟大形象。
从集句的角度来分析,这首词也有许多独到之处。此词“东西”“长沮”二句天生七字,不劳斧削:“衡门”“日之”二句原为四言八字,各删一字,拼为七言,“丘何”句原为八字,删一语尾助辞即成七言,亦自然凑拍。通篇为陈述句式,杂用五经,既用经文原意,又推陈出新,音调抑扬,浑然一体,实是词中不可多得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