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落笔即写登楼所见,一幅边地典型画面呈现读者面前。这边城耸立在苍莽的崇山峻岭之中,寒风劲吹,城楼旗幡被风吹得噼啪作响。“怅望”二字表明诗人正受着周围环境的感染,心中正蕴涵着一股抑郁之气。
颔联,诗人“怅望”着这块苍莽的土地,便自然想起与之相关的历史。不禁感叹大唐帝国幅员辽阔,三晋之地英雄辈出。两句诗写得极有气魄,它纵横千万里,上下千余年,尽收入诗人的诗思画意之中。
颈联,“离心不忍听边马,往事应须问塞鸿”,写诗人的思绪从遥远的往事,回到了眼前的现实,充斥于诗人眼前耳边的是萧萧的马鸣和翱翔天际的塞鸿。“离心”,即离愁别绪,说自己宦游在外,心中已充满着离愁,实在不忍听那边马悲鸣之声。下句是说自己的坎坷往事,应随着塞鸿而远去。
尾联,“好脱儒冠从校尉,一枝长戟六钧弓”,将调子再度昂起。诗人表示,要把自己的儒冠脱去,穿上盔甲,手持弯弓长戟,做一名边关戍卒,要在边关上建功立业。这两句虽只罗列了兵器名称,却好像有千钧之力,掷地有声。语流轻快而豪气勃勃,活脱脱一个投笔从戎的班超再世。
诗人这首七律诗写的是登临边城,触景生情,抒发了追慕往昔英雄豪杰,欲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心情。这首诗写得极为沉着有力,诗歌的脉胳起伏有致。笔力豪劲,感情深沉,是诗人诗歌中颇为难得的一首好诗。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独自一人倚偎高楼怅然远望,无限寒意的边城戍旗飘扬猎猎生风。
万里山河都是大唐的土地,在这土地上千百怅来有多少戍边英雄为国献身捐躯。
边疆的愁苦不忍心去倾听,以往的事情不堪去询问。
最好脱掉文人的帽子去当一个武官,拿起武器去保卫国土立功边疆。
注释
夏州:即赫连勃勃修建的统万城,北魏置夏州,唐为朔方节度使所辖。又名榆林,城在无定河支流清水东岸;紧倚长城,向来以险隘著称。故址在今陕西省靖边县境内。
猎猎:风声。
戍旗:要塞戍之旗。
危楼:高楼。
唐土地:指包括夏州在内的唐朝广阔国土。
千古魂魄晋英雄:晋朝时期,北方大乱,五胡乱华,先后建有十六国,其中匈奴人、大夏世祖赫连勃勃,就是夏州城建城之人(当时叫做统万城)。大夏建国后,晋朝和大夏国的赫连勃勃作战于统万城,边塞战士死伤阵亡极多。
离心:别离之情。
边马:边塞地区的马。
塞鸿:边塞的大雁。塞鸿秋季南来,春季北去,故古人常以之作比,表示对远离家乡的亲人的怀念。边塞鸿雁可以寄书,古人有“雁足传书”的故事。
儒冠:儒生戴的帽子,表明他们的身份,但不一定有特定社会地位。
校尉:武职名。隋唐为武教官,位次将军。
六钧弓:钧是古代重量计量单位之一,一钧相当于三十斤,六钧即拉力一百八十斤,用来比喻强弓。
诗人曾登边城夏州城楼,看到战乱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心中无限调怅,并由所见的唐代万里河山追念到晋代将士为国捐躯的赦身精神,不由得心潮激荡,作下这首诗。
这首诗首联,落笔即写登楼所见,一幅边地典型画面呈现读者面前。这边城耸立在苍莽的崇山峻岭之中,寒风劲吹,城楼旗幡被风吹得噼啪作响。“怅望”二字表明诗人正受着周围环境的感染,心中正蕴涵着一股抑郁之气。
颔联,诗人“怅望”着这块苍莽的土地,便自然想起与之相关的历史。不禁感叹大唐帝国幅员辽阔,三晋之地英雄辈出。两句诗写得极有气魄,它纵横千万里,上下千余年,尽收入诗人的诗思画意之中。
颈联,“离心不忍听边马,往事应须问塞鸿”,写诗人的思绪从遥远的往事,回到了眼前的现实,充斥于诗人眼前耳边的是萧萧的马鸣和翱翔天际的塞鸿。“离心”,即离愁别绪,说自己宦游在外,心中已充满着离愁,实在不忍听那边马悲鸣之声。下句是说自己的坎坷往事,应随着塞鸿而远去。
尾联,“好脱儒冠从校尉,一枝长戟六钧弓”,将调子再度昂起。诗人表示,要把自己的儒冠脱去,穿上盔甲,手持弯弓长戟,做一名边关戍卒,要在边关上建功立业。这两句虽只罗列了兵器名称,却好像有千钧之力,掷地有声。语流轻快而豪气勃勃,活脱脱一个投笔从戎的班超再世。
诗人这首七律诗写的是登临边城,触景生情,抒发了追慕往昔英雄豪杰,欲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心情。这首诗写得极为沉着有力,诗歌的脉胳起伏有致。笔力豪劲,感情深沉,是诗人诗歌中颇为难得的一首好诗。
上片词人回忆了作者与丰真州相聚共饮的情景,然后感叹自己流落江湖的困境。下片具体抒写作者的劝勉,表达自己盼望对方出马挂帅,驰骋疆场,早日抗金复国的迫切心情。全词笔力豪健,气势浑厚,用典巧妙含蓄。作者通过对中原沦丧区的怀念和对友人的勉励,抒发一腔爱国热情。
上片开头三句紧扣词题,回忆与丰真州相聚时用金罍盛酒的深情厚谊,感叹别后自己流落江湖的不幸处境。以“光阴荏苒”来表达自己对光阴虚掷、无所作为的苦闷,再加上别前与别后两样不同的境遇和心情,更有力地反映眼前心境的悲凉。正因长期流落江湖,一生在仕途上又不得意,便对现实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世事不堪”两句便表现他对“世事”的厌恶、看不顺眼,看多了只有使自己“两眉长皱”。这一神色,说明是何等使人难堪,逼真地流露出他内心的无穷怨恨,言下也是告诉人们对“世事”应采取否定的态度。因而这里的“世事”就不是一般的生活琐事,而是与时局、与国家前途命运相关的国事;是对南宋王朝主和派推行投降政策,压制、排斥抗战人才,倒行逆施,不图恢复的“大政方针”而言的。表明作者积极抗金复国的鲜明态度。因此,尽管对“世事”否定,对中原沦丧区仍是满怀深情的,这是并不矛盾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后思想是一致的。
所以当他东望故人,眼前是“木落山空天远大,飞鸿北去”的一片凄凉景象时,却使他久久伤怀。由怀念故人,见大雁春天北飞而联想到北方的中原失地,不禁同情、痛苦、愤恨一齐涌上心头。“伤怀久”三字从时间上表现感伤之深。由此也见到作者虽是“江湖宿留人”,但并不是专意纵情山水,真正不关心“世事”,而是殷切地关注着国家的命运,惦念着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天下事”。因而才以询问的口气向友人提出“天下事,公知否”的事来。这一方面表达他心里是装着“天下事”的,另一方面也是提醒友人要时刻牢记着“天下事”。展现出以国事为重的宽阔胸怀。
换头三句以眼前景致为南渡前所无法享受作比较,突出杭州、西湖风光的秀丽。言下包含着有容易使人沉醉于湖山之乐而忘怀“天下事”之意。因而“唤起东山”五句便从勉励出发,告诫友人应从哪些方面去努力,为祖国统一大业作贡献。这里所提及的是不要像谢安那样纵情山水,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要广泛地招揽人才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等。作者认为只要能如此开明,“是英雄尽为公奔走”的。说明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强调了“早晚枢庭开幕府”的重要意义,还必须要有诚意。这都是从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忠告,其侧重点是突出人才的作用,最终的落脚点则是“要整顿封疆如旧”。足见作者对国家和友人的一片赤诚之心,和对抗金复国的英雄的热切希望。在结构上则是对“天下事,公知否”的呼应。结拍两句是上述五句的结果,以进一步激励友人,期待友人,寄予无限希望于友人。表达他抛开个人得失,时刻以国事为重的崇高思想。
全词通过怀念友人,勉励友人,并借景物的衬托来抒发自己的爱国精神,显得强烈而深刻。
此诗前八句乃幻想之辞,写天上情景,似与诗之主旨无关。汉乐府多用于宴间演奏,取悦宾客,颇有拼凑割裂现象。此数句又见于《步出夏门行》末段。但乐工拼凑之时,应不会毫无理由,信手胡来。张玉谷谓"起八句言天上物物成双,凤凰和鸣,唯有将雏之乐,以反兴世间好妇不幸无子,自出待客不得已来"(《古诗赏析》),并指出其于后面写"健妇"一段有互相映衬发明之作用,"似与下文气不属,却与下意境相关"(同上)。即可备一说。也有人认为此段是乐曲之"艳词"(前奏),亦属可能。诗描写"健妇",取材于一次她接待宾客的全过程:"迎客"、"问客",热情有礼;"请客"、"坐客",殷勤周到;然后酌酒与客、促令办饭等种种描述,不厌其烦:无一不反映出她举止得体,善主中馈。诗中之"客",恐怕不是一般的亲友作客者,而是来自中原之过客,故有送客"废礼"之疑惑, "齐姜不如"之赞美。此诗写女子而忽略其容貌体态,专一述其"健"(才干),可谓别具只眼,亦可见西北地区之民俗。描述看似琐屑,然笔笔紧扣"健"字刻绘,因而人物形象,益见鲜明。
前八句写天上景物。若理解这几句,须先阐明其隐喻之义。“白榆”指玉衡星。“桂树”指桂星。纬书说“椒、桂生合刚阳。”注文说:“椒桂,阳星之精所生。”道,黄道。《汉书·天文志》:“中道者,黄道,一曰光道。……日之所行为中道,月、五星皆随之也。”古人认为太阳绕地而行,黄道是想象中的太阳轨道。青龙,东方七宿总名。凤凰即鹑火。纬书《春秋元命包》说:“火离为凤凰。”《史记·天官书》:“尾为九子。”《索隐》引宋均说:“属后宫场,故得兼子,子必九者,以尾有九星也。”(案闻一多说:尾本东官宿,当为龙尾。此云凤将九雏盖与南宫朱雀相乱。)
这八句在表现上,颇有特点。其一,因名借物,赋以形态。某些星宿本以动、植物命名,诗人信手拈来,将它们化为动、植物物本身的形象;并且借“黄道”为通衢大道(古有所谓“天衢”的说法),将这些动、植物形象井然有序地系列在“大道”两旁,于是造成一种迥异于人间的“仙境”。诗人借物赋形是有选择的。“桂树”令人想到传说中的“月桂”,“龙”、“凤”是传说中天上的灵物。就是“白榆”也同寻常人间的榆柳不同。这些事物都是烘托“仙境”所不可少的。其二,这种神仙境界出于诗人的想象,是不存在的,然而,其中的一事一物都实有所指,犹如打灯谜,其用意不在字面,可谓之虚而能实。其三是想象奇妙。全部诗意都是从想象生发出来。否则,几个星宿的名称是构不成诗意的。这八句诗用的是诙谐风趣的笔调,所以虽采用了游仙诗的形式,却并非在着意写神仙事。这种将星宿经作动、植物和人作为诗的意象的写法,《陇西行》之前就有,象《小雅》的《大东》篇和《九歌》的《东君》。尽管《东群》写得颇为壮美,却也不还不能象本篇一样创造出完整意境。
“好妇出迎客”以下二十四句颂美一位能独特门户的“健妇”,是《陇西行》歌辞的正题。诗因何而作,本事已无可稽考。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七引《乐府解题》说:“始言妇有容色,能应门承宾。次言善于主馈,终言送迎有礼。”这也只是就字面说的。
写法上,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是用笔工细。譬如写主人待客一节,先写“请客北堂上”指明客座应安设的方位,继写“坐客毡氍毹”,表示对客人的恭敬,其中也包含待客的规格。摆酒要摆出“清”“白”两样,虽说不上是丰盛,却是在避免单调,可以看出主人用心的周到。所有这些,都很能表现主人公的讲究礼数。有几个细节写得非常妙。如写主人公迎客时,说“伸腰再拜跪”,写在酒席前应酬,说“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全是连续动作;这类句子,用于人物的刻画,能够曲尽其态。又如写主人用好酒待客,说“酒上正华疏”。倒在杯子里的酒涌出水平面形成一条条的花纹,正表明酒好。这种写法,应当说是比较形象比。象这样绘形绘色的笔墨,在乐府诗中是并不多见的。
第二是叙事的严整有序。开首二句“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简炼地画出主人公的容貌姿态。接着写她对客人施礼、寒暄,把客人让进堂屋,再写为客设座,再写摆酒陪客,再写酒罢备饭,最后送客尽礼,显得有极有章法。这样写,同诗中表现主人公的落落大方,处事的稳健练达是一致的。
第三是文字质朴。质朴是乐府叙事篇章的共同特点,而本篇尤为突出,描叙一事一物,莫不从实处着笔;并且做到朴素而能生动传神。如“左顾”、“敕”、“促令”、“盈盈”、“趋”等字眼,都极富表现力。
主人公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呢?诗人由衷赞美说,古代的贤妇人齐姜同她相比也不免逊色,说她是胜过“丈夫”的“健妇”。在男尊女卑的社会,这种赞誉,可以说是非常之高了。这也正是她在封建社会的妇女中出格的地方。但诗中写她所有的行为都不仅没有超越,而且是严格遵循封建礼法的。这一点,则是主人公性格的核心。诗的写法,从始至终扣在一个“礼”字上。
此诗前两句写盛夏暑气催得诗人靠着案桌沉沉睡去之情景;后两句写四周空无一声,惟见村童在竹林捣臼煎烤茶叶。全篇可谓简而佳妙:暑热使人醉如酒,比喻生动;眠觉而无声,点出夏日午后之静谧;山童敲茶白,其声远而清脆,“茶”又使人滋生解渴清凉之意,有如“心静自然凉”之语。
诗的首句,直白与细描并用,交代了夏昼的气候特点:“溽暑”,既潮湿,又闷热,这与北方迥然不同。“醉如酒”,形象地状写出了人们的难熬溽暑之态。由于湿度大,温度高,自然憋闷难禁,体力不支,心烦意懒,疲惫欲睡。这一句话张力颇大,叙事、抒情和寄慨,均由此而生发。
接下三句,写诗人夏昼的闲逸生活。
第二句紧承前脉,并与首句构成因果关系。溽暑难档,就打开北边的窗户,以透进丝丝凉意;困乏不堪,俯倚几案就酣然大睡,而且睡得既香且久。在这里,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亦无一觞一咏之乐,但能身舒神爽,逸兴遄飞,岂不快哉!三四句写诗人中午醒来,万籁俱寂,只听见隔着竹林的那边,有山村的儿童敲茶臼的声音。静,它作为一种存在,要有恰当的表现形式,常用的形式是借声显静,如王籍《入若耶溪》:“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就是用对立两极的事物互为衬托,展现了一种静中之动、动中显静的自然景观。而这首诗中以有声写无声,衬托出夏日中午环境的分外幽静,从而在极端偏僻、极端孤寂的境界中,微微透露出一点空灵生动的契机。
诗人写闲逸的生活,写幽静的心境,反映了他在沉重压抑中追求的一种精神寄托。怀才遭谤,处境孤立,久贬不迁,而今是良马羁于厩内,猛虎囚禁柙中,因此对悠闲自在的生活十分向往。诗人的这一苦衷却常常被一些帮闲文人画匠所歪曲,如《江雪》这一著名五绝,后来的某些画家竟屡屡以诗中情景为题材绘成《寒江钓雪图》,把渔家生活描绘成闲情逸致,飘飘欲仙,这完全违背了社会现实。对此,明代的孙承宗曾作《渔家》诗为其翻案:“呵冻提篙手未苏,满船凉月雪模糊。画家不识渔家苦,好作寒江钓雪图。”真是有理有据,深中肯綮。
艺术表现上也有可称道处。“醉如酒”,喻南方暑热,用词生新稳切;“开北牖”,看似随意,实暗含精到的诗心:惟开窗,空气通畅,才能在暑气逼人的环境下酣然熟睡,也才能听到远处传来的山童敲击声。诗的末两句,以有声衬无声,益发展显了“无馀声”的静谧气氛。这种手法在古代诗歌中常常见到,如王藉之“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入若耶溪》),杜甫之“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题张氏隐居二首》),都是用声响来衬托一种静的境界。这种有声的宁静不仅赋予大自然以生机和灵气,更给人一种静美、和谐的诗意。
袁枚是“性灵说”的倡导者,主张为文要有“真情”。其文别具特色,善于描写景物,叙事记人。
祭文通常有固定的格式,其内容和形式都容易公式化,为后人传诵的不多。但袁枚的《祭妹文》却不拘格式,写得情真意切,生动感人,为后人传诵。
袁素文名机,素文是她的字,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生。她容貌出众,“最是风华质,还兼窈窕姿”,“端丽为女兄弟冠”,是袁家姐妹中长得最漂亮端庄的。袁素文又“幼好读书”,针线旁边常放着书卷,因此很会作诗。在她未满一周岁时,其父曾仗义救助亡友衡阳县令高清的妻儿,为高清平反了其生前一起因库亏而入狱的冤案。高清的胞弟高八为此感激涕零,表示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若系男儿,就与袁素文婚配,以示报答袁家大恩。不久高八生了个儿子,于是送来金锁作为聘礼,这场指腹婚事就这样正式确定下来。可是当双方成年后,男方却只字不提嫁娶之事,直到1742年(乾隆七年)袁素文二十三岁时,高八突然捎来书信说,因为儿子有病不宜结婚,希望解除婚约。由于袁素文自幼深受封建礼教毒害,“一闻婚早定,万死誓相随”,所以听到男方要解除婚约,就手持金锁哭泣不止,终日绝食。不久高八病死,高清的儿子高继祖特来说明真相,原来高八之子高绎祖并非有病,而是“有禽兽行”,并且屡教不改,其父怕以怨报德,才托言儿子有病解约。可是袁素文为了固守旧礼教的“一念之贞”,竟不顾日后痛苦,仍坚持嫁给高八之子,一时被誉为所谓“贞妇”。
袁家家境虽然一般,但因为家学渊源,注重读书,请了教师在家指导袁枚,对待女儿也一样,所以素文自幼随哥哥上课。她很喜爱读书,针线旁边常放着书卷,很会作诗,琴棋书画也样样精通。她容貌出众,是袁家姐妹中长得最漂亮端庄的;尤其是她的脾性温柔,待人贤淑有礼,是出名的淑女。
二十五岁时,才貌双全的素文嫁到了如皋高家。婚后,素文孝敬公婆,深得公婆喜爱。可是高八之子绎祖,个头矮小,驼背斜眼,长相十分丑陋,而且品行极为恶劣。他性情暴戾,行为轻佻,整天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他看到书卷就发怒,把她的诗稿烧毁,不准妻子读书和做针线,袁素文从此不再敢作诗,也不敢缝纫。他为了外出嫖妓,卖尽家产后又向袁素文逼索嫁妆,不答应就拳打脚踢,有时还用火烧灼袁素文,婆婆前来救护,他连母亲一起殴打,甚至把他母亲的牙齿都打下来了。就这样的虐待,素文还是一一忍受下来,在高家委曲求全,恪守妇道。后来,高绎祖聚赌输了很多钱,竟要卖掉袁素文抵债。她被逼无奈,逃到尼姑庵,看到无路可走了,才请人通知了娘家。袁父接到书信,心痛欲裂,当即赶到如皋告到官府,判决离婚后,他把女儿和她的女儿阿印领回了杭州老家。那年素文二十九岁,结婚才不过四年。
袁素文回到娘家以后,一方面悉心侍奉父母兄长,另一方面还惦念着婆母,经常寄赠衣食问安。三年后袁枚定居南京随园,素文也随着全家一起迁徙。由于婚姻极不美满,心灵上受到的创伤,她除了读书作诗自我安慰外,终日都闷闷不乐,生了病也不愿求医,终于在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病死,年仅39岁。
袁枚在《哭三妹五十韵》里写道:“彩凤从鸦逐,红兰受雪欺。”“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生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
袁素文这位贤淑的才女,由于受封建礼教毒害太深,所以导致了这场催人下泪的婚姻悲剧。她从“淑女”到“贤妇”,结果却差一点成了被卖掉的“弃妇”,并因此过早离开人世,这是与她自幼深受封建礼教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袁枚作为她的兄长,也看出了这一点。他在《祭妹文》中说:“呜呼!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这种无可奈何的叹息,正是一种既沉痛又委婉的控诉。 袁素文留在人间的,除了一个悲婉的故事,还有就是一本著作《素文女子遗稿》。
《祭妹文》构思精巧,别巨匠心,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从素文墓地入笔到病根祸源的交代,从野外同捉蟋蟀到书斋共读诗经,从胞妹送哥眼泪流到把盏喜迎兄长归,从离家出嫁到中道归返,从侍奉母亲以示其德到关爱长兄以显其情,从素文之死到后事料理,情节层层推进,感情波起浪涌,叙事历历可见,抒情句句见心,文情并茂,浑然一体。
文章起笔交待亡妹所葬之地、祭奠时间,祭者身份等,紧接着“呜呼”一转,直呼亡妹,为全文奠定了凄切哀婉的悲怆基调。接着,简洁叙述妹妹的死因:“以一念之贞,遇人仳离,致孤危托落。”意为素文早亡其根源是少年时常听先生授经,“爱听古人节义事”,说明是封建诗书的腐朽观念侵害了素文,使她饱受苦难,英年早逝。
接下来,作者追忆与素文共度的难忘时光。童年相伴读书,“差肩而坐”,温馨之情溢于言表;同捉蟋蟀,同葬蟋蟀,则体现了妹妹性情温厚善良。其描述真实生动,一个天真活泼善良的孩童突现于眼前。这原本不为奇,妙就妙在作者把追忆与现实联系起来,当年兄妹同葬蟋蟀,后来孤兄独葬亡妹,物换星移,昨是今非,让作者潸然泪下。年长些时,袁枚远行广西,妹妹不忍哥哥分离,掎裳拽衣,放声大哭。当年有妹送兄行,后来唯独兄送妹归,令作者十分伤痛。袁枚考中进士,衣锦还家,妹妹惊喜万分,扶案而出,家人瞠视而笑。妹妹为哥哥中考得官而欣喜之情,和盘托出,手足之情可见一斑。往日种种琐事,历历如在作者眼前。“然而汝已不在人间,则虽年光倒流,几时可再,而亦无与为证印者矣。”时光不可倒流,昔日也不再重来了。
随后,记妹妹归返母家的种种情形:服侍母亲;治办文墨;袁枚染病在床,妹妹终宵刺探,还想方设法让哥哥高兴,兄妹感情深厚。
而后,记妹妹病危和亡逝的情况。素文病入膏肓,大限将至,但不让人给哥哥报信,以宽兄长之心。忍死待兄归,然而终等不及哥哥归来含憾而终,死不瞑目。“已予先一日梦汝来诀,心知不祥,飞舟渡江。”袁枚已预感不祥,急赶归家,在妹妹逝去几小时后才赶到家中,其时素文四肢尚温,却未能与妹妹说上一句心中话,只怪自己轻信医言,远吊扬州,自责之情溢于言表。一句“呜呼痛哉”,把对亡妹的思念、同情、内疚、哀痛统统浓缩在伤心欲绝的悲叹中。
最后,简述妹妹亡后料理事宜。并随感而发:“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末段,作者把视线拉回到眼前,回到祭奠的暮地。“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逝者已逝,生者十分凄切哀伤。“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对妹妹的怀念和挚爱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袁枚将整篇文章写得有灵性又不事雕琢。作者在回忆童年与妹妹同度的琐事时,信手拈来,清灵隽妙;悲悼亲人的遽然长逝时,又字字玑珠,句句血泪,真挚动人,感人肺腑。他在叙事中寄寓哀痛,行文中饱含真情,同时还穿插些许景物描绘,从而使痛惜、哀伤、悔恨、无可奈何之情有机地揉和在一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这首诗借古柏以自咏怀抱,正意全在未一段,此诗对偶句特多,凡押三韵,每韵八句,自成段落,格式与《洗兵马》极相似。
全诗比兴为体,一贯到底;咏物兴怀,浑然一体。句句写柏,句句喻人。言在柏,而意在人。前八联十六句通过对古柏的赞誉,表现了诗人对诸葛亮的崇敬之情,抒发了自己愿意像诸葛武侯一样报效朝廷的理想。在这里,句句写古柏,句句喻诸葛,句句又隐含着诗人自己。古柏的高大坚强,雄劲飞动,古朴厚重,正是诗人敬仰的武侯的品格,也是诗人对自己才华的心肯。
在杜甫看来,诸葛武侯之所以能够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建立不朽功业,是因为君臣相知、相济。“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忆昨路绕锦亭东,先主武侯同閟宫。”这看似写景、叙事,实在抒情,是在背后抒发自己不能为当时朝廷理解重用,满腹的学问不能发挥,难以报效朝廷的感叹。
如果说前八联还只是在赞赏武侯的同时暗含着诗人对自己境遇的悲哀和感叹,那么后四联八句则在曲尽体物之妙的基础上直抒胸臆,将古柏与自己紧紧连在一起,句句写古柏,又句句写自己,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材大难用的愤慨。以大厦将倾暗喻国家的危机,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然而大木重于丘山,万牛都因不能拉动而回首去看,暗指国家危亡之际贤能却得不到任用,这与武侯和刘备的君臣际会正是天壤之别。
诗人感叹自己虽然像古柏一样朴实无华,不以花叶之美炫俗,英采自然外露,使世人惊异,愿意不辞剪伐,陈力于庙堂,但没有人能把它送去。古柏心苦,却不免为蝼蚁所伤;柏叶余香,乃为鸾凤所喜。而自己的怀才不遇正是像这古柏一样。诗人最后终于发出了“古来材大难为用”的浩叹。
诗的前六句为第一段,以古柏兴起,赞其高大,君臣际会。“云来”十句为第二段,由夔州古柏,想到成都先主庙的古柏,其中“落落”两句,既写树,又写人,树人相融。“大厦”八句为第三段,因物及人,大发感想。最后一句语意双关,抒发诗人宏图不展的怨愤和大材不为用之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