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用朴素粗犷的笔调，逼真地刻画出了茅草和榾柮两个生动的形象：一个风风火火，张牙舞爪，却无所作为；另一个不慌不忙，扎实行动，使人受益。全诗语言浅显，通过茅草与树根的对比，劝谕世人，做人不能虚空而要扎实；尽管带有打油诗的意味，却风格朴拙，意蕴深远。
全诗可以分开来看，上下两句写的是两种不同的火：一种是野地里，一团乱蓬蓬的茅草燃烧起来，看似来势凶猛，一瞬间便可烧红半边天，但是也在一瞬之间，乱茅草就烧完了，火势自然不能随之延续，也就迅速的灭了。“蓦地烧天蓦地空”，两个“蓦”字，突出地表现了一团浮躁虚夸的茅草，来得快也去得快，闹哄哄地一场空，成不了什么气候。另外一种是在火炉里烧老树根疙瘩，它们埋在土里有些年头，早就腐朽了。也正因为腐朽，火劲儿也就小，烧起来慢腾腾的，看着并不张扬，反而能保持恒温，特别耐烧，因而冬天可以用来煨火，于平平淡淡间给人以长久的温暖。
诗人用朴素粗犷的笔调，逼真地刻画出了茅草和榾柮两个生动的形象：一个风风火火，张牙舞爪，却无所作为；另一个不慌不忙，扎实行动，使人受益。这里概括了日常生活中的两种形象：一种是华而不实，好大喜功；另一种则是扎扎实实、默默作来以求实效。诗很浅显，却隐含深意。全诗以烧火为喻，通过茅草与树根的对比，劝谕世人，做人不能虚空而要扎实。此诗似乎在讽刺当时的王安石变法之政令繁复，执行草率，声势浩大，收效甚微。
诗人在诗里并未留下明确的只言片语，对这两种火的形态进行评价，只是单纯地将这两种形态描述出来，诗便结束了。但诗人的态度已经很分明，他用这两种火的形态来喻指世人做事的两种不同风格，一种谓之爆发力，一种谓之持久性。辩证地来看，二者或许各有千秋，难说好坏，但诗人字里行间的意味，很显然是赞成后一种风格的，拒绝那种虚燥的、短暂的辉煌，而是去追寻踏实的、长久的温暖。所以，诗的前后两句之间要用“争似”二字来勾连。另外，这首诗对比手法的运用很有特色。如茅草燃烧前后情况的对比。两个“蓦地”强调其时间之短、反差之大。又如烧茅草与烧树根不同状态对比。“蓦地烧天”与“漫腾腾地”突出茅草的轰轰烈烈与树根的不动声色。又如“蓦地空”与“暖烘烘”对比，强调二者结果一虚空、一实在。
这首诗语言通俗，类似打油诗，但寓理于物，针砭时弊，也可说它是“主理”的宋诗一个典型。
这首讽刺追名逐利的小令，主题很传统。现红看来未免消极，不过有其特定的时代意义。元朝的政治环境，对于像作者这样的汉人士子是很险恶的。自延祐年间正式开科取士到元末，汉人仅占文官总数的百分之四。汉人好不容易做了官，还要受到种种歧视与排挤。红这样的大环境下，就算是再热衷功名的人也要被迫“淡泊名利”了。这种感慨处世之艰，厌恶名利场、是非海，向往自由闲适生活的主题，红元散曲中屡见不鲜。如马致远的“种春风二顷田，远红尘千丈波，倒大来闲快活”（《四块玉·叹世》）白朴的“知荣知辱牢缄口，谁是谁非暗点头。诗书丛里且淹留。闲袖手，贫煞也风流。”（《阳春曲·知几》）等等；就算那些官运亨通的汉人，也会生出类似的情愫。如曾任翰林学士承旨的卢挚，就发出“风云变古今，日月搬兴废，为功名枉争闲气”（《沉醉东风·叹世》）的哀叹，做到太子少傅的姚燧，同样有“有人问我事如何，人海阔，无日不风波”（《阳春曲》）的感慨。
“晨鸡初叫，昏鸦争噪”二句，直接刻画出人们为求功名起早贪黑的情景。公鸡“初”叫，人们就急忙赶上追求名利的道路。来来往往，熙熙攘攘，这种吵闹不亚于乌鸦争噪。一朝一夕，正如今天的早晚高峰，不过公鸡与乌鸦的嘶鸣换成了汽笛的尖叫罢了。“那个不去红尘闹”名利之路车马飞奔，卷起红尘滚滚，乌烟瘴气。“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红长安道”，长安道也就是功名之路，它是如此的遥不可及！正如唐宋诗词所言“君不见外州客，长安道，一回来，一回老”、“车马九门来扰扰。行人莫羡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功名渺茫不可期，而韶华转瞬即逝，似乎今朝还是少年，明日便垂垂老矣！“山，依旧好”笔锋骤变，转为赞颂青山之美，十分突兀。而后紧跟的“人，憔悴了”四字，与子形成了鲜明对比。青山无论风霜雨电，都屹立红那里，不失自然本色。而人们为了功名利禄，戎马倥偬，风尘仆仆，渐渐失去了青春年华，甚至丢失了本心。如此人生，甚至不如青山上的一块石头，岂不可悲可叹！
纵观全篇，前面大半篇幅都红刻画追名逐利者的丑态与可怜。可临近结尾突出“山，依旧好”四字，看似突兀，实则与上文的平铺直叙以及下文的“人，憔悴了”四字形成鲜明对比。用大自然的永恒，对比人生的短暂。直扣心弦，发人深省，充满冷峻隽永之美。
全诗以一征人口吻凄凄惨惨道来，别有一份无奈中的苦楚。一、二两章以“何草不黄”、“何草不玄”比兴征人无日不在行役之中，似乎“经营四方”已是征夫的宿定命运。既然草木注定要黄、要玄，那么征人也就注定要走下去。统帅者丝毫没有想到：草黄草玄乃物之必然本性，而人却不是为行役而生于世，人非草木，当不能以草木视之。而一句“何人不将”，又把这一人为的宿命扩展到整个社会。可见，此诗所写绝不是“念吾一身，飘然旷野”的个人悲剧，而是“碛里征人三十万”（唐李益《从军北征》）的社会悲剧。这是一轮旷日持久而又殃及全民的大兵役，家与国在征人眼里只是连天的衰草与无息的奔波。
因此，三、四两章作者发出了久压心底的怨怼：我们不是野牛、老虎，更不是那越林穿莽的狐狸，为何却与这些野兽一样长年在旷野、幽草中度日？难道我们生来就与野兽同命？别忘了，我们也是人！
不过，怨终归是怨，命如草芥，生同禽兽的征夫们并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他们注定要在征途中结束自己的一生。他们之所以过着非人的行役生活是因为在统治者眼中他们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一群战争的工具而已。所以，怨的结局仍然是“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这种毫无希望、无从改变的痛苦泣诉，深得风诗之旨，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征人的悲苦，故清方玉润慨道：“盖怨之至也！周衰至此，其亡岂能久待？编诗者以此奠《小雅》之终，亦《易》卦纯阴之象。”（《诗经原始》）一首如泣如诉的征人小诗，后人看到的却是周室的灭亡，这也许是“用兵不息”者万万没有想到的。
此诗的后两章很善于借景寄情，方玉润云：“纯是一种阴幽荒凉景象，写来可畏。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诗境至此，穷仄极矣。”（同上）诚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