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讥讽时政尖锐的揭露了元朝当政者卑劣腐朽的面目,揭露世风的龌龊败坏。语言犀利泼辣,比喻极具特色,夸张的描写,揭露尖刻有力。
这是元散曲中一支妙语连珠的著名作品。首尾两组工整的鼎足对,尤见精彩。
起始的三句中,“铺眉”与“苫眼”、“裸袖”与“揎拳”、“胡言”与“乱语”是句中自对,互相又成为工对;“时”与“十”同音,借与三、万作数字对。“铺眉苫眼”等三组词语活画出了无赖与白痴的形象,与达官贵人的身份本身形成了绝妙的讽刺。而三句从文意上看侧重点又有所不同:第一句讽刺内阁,第二句讽刺武将,第三句讽刺高官。总而言之,“万是烘(哄)”,满朝文武全是些瞎胡闹的乌龟王八蛋罢了。
末尾的鼎足对,数字对数字、地名对地名、动物门对动物门不算,妙在同句之内的鸡与凤、蛇与龙、猫与熊还万有形状相像的联系。一头是文人习用的雅语颂辞,一头却是民间口语中带着詈骂性质的语汇,凑在一起,冷峭而生动。三句也各具侧重点:第一句揭示凶横,第二句揭示狠毒,第三句揭示无能。这就让人们清楚地看出,元代社会中各种自封的或被吹捧出来的风云人物,究竟是些什么样的货色。这三句承接前文“早三公”、“享万钟”、“成时用”而写,作者矛头直指上层统治集团的高官要人,是一目了然的。两段之间,“大纲来万是烘”结上,“说英雄谁是英雄”启下。得此两句愤语绾联,“讥时”的题意便充分地显露了出来。
作者这种庄俗杂陈、嬉笑怒骂而尖峭老辣的散曲风格自成一家,被时人称作“张鸣善体”。明代曲家薛论道就有一首仿“张鸣善体”的《朝天子·不平》:“清廉的命穷,贪图的运通,方正的行不动。眼前车马闹轰轰,几曾见真梁栋。得意鸱鹗,失时鸾凤,大家挨胡厮弄。认不得蚓龙,辨不出紫红,说起来人心动。”语言虽不及本曲灏辣,却能得其神理。
第一句写树,将树拟人化,让人读时能感觉出柳树就像一位经过梳妆打扮的亭亭玉立的美人。这里的“碧玉”应该是有两层含义:一是碧玉这名字和柳的颜色有关,“碧”和下句的“绿”是互相生发、互为补充的。二是碧玉这个字在人们头脑中永远留下年轻的印象。“碧玉”二字用典而不露痕迹,南朝乐府有《碧玉歌》,其中“碧玉破瓜时”已成名句。还有南朝萧绎《采莲赋》有“碧玉小家女”,也很有名,后来形成“小家碧玉”这个成语。“碧玉妆成一树高”就自然地把眼前这棵柳树和古代的妙龄少女联系起来,而且联想到她穿一身嫩绿,楚楚动人,充满青春活力。
第二句就此联想到那垂垂下坠的柳叶就是少女身上垂坠的绿色丝织裙带。中国是产丝大国,丝绸为天然纤维的皇后,向以端庄、华贵、飘逸著称,那么,这棵柳树的风韵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句由“绿丝绦”继续联想,这些如丝绦的柳条似的细细的柳叶儿是谁剪裁出来的呢?先用一问话句来赞美巧夺天工可以传情的如眉的柳叶,最后一答,是二月的春风姑娘用她那灵巧的纤纤玉手剪裁出这些嫩绿的叶儿,给大地披上新装,给人们以春的信息。这两句把比喻和设问结合起来,用拟人手法刻画春天的美好和大自然的工巧,新颖别致,把春风孕育万物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烘托无限的美感。
总的来说,这首诗的结构独具匠心,先写对柳树的总体印象,再写到柳条,最后写柳叶,由总到分,条序井然。借柳树歌咏春风,把春风比作剪刀,说她是美的创造者,赞美她裁出了春天。诗中洋溢着人逢早春的欣喜之情。在语言的运用上,既晓畅,又华美。
全诗可分五段。第一段从篇首至“飘飘满天地”,从题面叙起,写岁暮深居值雪。这段文字很平,但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突出天气的奇寒:“衡门昼长闭”“五日免常参”二句写为官的作者本人深居简出,朝廷免去五日一上朝的惯例,官署亦不办公,这些都间接表明岁暮天寒的影响。“睡起毛骨寒,窗牅琼花坠”则是通过描写漫天飞扬的大雪直接表达天气的寒冷;二是描述一己的闲逸。既无案牍劳形之苦,复多深日读书之趣,因而往往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一日睡起,忽觉寒气入骨,有玉屑一样的白花飞入窗内,于是“披衣出户看,飘飘满天地。”十个字对雪没有作细致的描绘,却全是一种潇散愉悦的情味。这里写天寒,写闲逸,无不是为后文写边地兵民劳役之苦作铺垫或伏笔。
第二段从“岂敢患贫居”到“相聚歌时瑞”,承接上段,写家人团聚,赏白雪而庆丰年。值得玩味的是从篇首“衡门句到这一段,诗人一再称穷。“贫居”固然是穷,“月俸无余”、“数杯”、“一酌”亦无不意味着穷。其实这倒不是他真的要发什么官微不救贫一类的牢骚,而是别有用意。他虽说“穷”,却不愁薪米、能备酒肴,惠及父母兄弟妻子。在这大雪纷飞的岁暮,他们能共享天伦之乐,共贺“瑞雪丰年”。这里句句流露出一种“知足”之乐,言“贫”倒仿佛成了谦词。所以,诗人实际上是要告诉读者:贫亦有等,从而为后文写真正贫而且困的人们再作地步。晚唐罗隐诗云“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从“相聚歌时瑞”的人们联想到长安贫者,替他们说了一点话。王禹偁这里的写法大致相同,但他想得更远,语意更切。
第三段即以“因思”二字领起,至“阒寂荒陂里”句,转而以想象之笔写“河朔”人民服劳役的苦况。关于北宋时抽民丁运输军粮的情况,李复《兵餽行》写得最详细,可以参看:“人负五斗兼蓑笠,米供两兵更自食;高卑日概给二升,六斗才可供十日。”“运粮恐俱乏军兴,再符差点催餽军。此户追索丁口绝,县官不敢言无人;尽将妇妻作男子,数少更及羸老身。”第四段则以“又思”二字领起,至“牢落穷沙际”句,进而写兵役的苦况。
这两段所写河朔兵民之苦,与一二段所写身在帝乡的“我”的处境,适成对照。一方是闲逸,而一方是不堪劳碌:服劳役者“车重数十斛,路遥数百里。赢蹄冻不行,死辙冰难曳”,服兵役者“城上卓握旗,楼自望烽隧,弓劲添气力,甲寒侵骨髓”。一方无冻馁之苦,而一方有葬身沟壑沙场之忧:或日宿“荒陂里”,或转辗于“穷沙际”。字里行间,表现出诗人对河朔军民之深厚同情,从而引出一种为官者为强烈责任感,和对自己无力解除民瘼的深切内疚。
从“自念亦何人”到篇终为第五段,作自责之词而寓讽谕之意。看出诗人内疚很深,故出语沉痛。他觉得贪图一己的安逸是可耻的“偷安”,感到自己身为“拾遗”而未能尽到谏官的责任,身“直史馆”而未能尽到史官的责任,不足为“直士”、不足为“良史”。“不耕一亩田”,又无“富人术”,有愧于河朔之民;“不持一只矢”,又乏“安边议”,有负于边塞之兵;更对不住道义之交的热忱期望。所以骂自己为人民的蛀虫--“深为苍生蠹”。而事实上,王禹偁本人为官“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已任”,是不当任其咎的。他在此诗以及其他诗中的自责之词,一方面表示他不愿尸位素餐的责任心,另一方面也是对那些无功食禄之辈的讽刺。
全诗层次极清楚,主要运用了对比结构,但这不是两个极端的对比,而是通过“良心发现”式的反省语气写出,对比虽不那么惊心动魄,却有一种恳挚感人的力量。全诗语意周详,多用排比句式,乃至段落之间作排比,却毫无拖沓之嫌。其所以“篇无空文”,实在于“语必尽规”。因此,此诗不仅在思想上继承杜甫、白居易系心民瘼的传统,在艺术风格上也深得白诗真传,以平易浅切见长。从诗歌语言的角度看,乃是以单行素笔直抒胸臆,初步表现了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风格待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