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两首歌颂梅花的高洁与坚贞，描写花时将过的落梅，托意高远，读来给人以新的体验。

　　第一首首两句歌颂梅花与暴力（雪虐风饕）顽强抗争、不向时势（东君）低头的高洁气质和坚贞节操。“愈凛然” 三字，突出了恶劣环境下梅花的一身傲骨，这种气节，被诗人赞为“花中之最”。三四两句对这一评断作出了有力的实证。梅花的飘零陨落，并非屈服由于外力的逼迫，而是出于坚贞高洁的品性，宁愿零落成泥，也决不趋时附势，向人乞怜。她的“落”，不是无可奈何的凋谢，是宁折不弯的牺牲，这正是最高坚的“花中气节。

　　第二首把桃李与梅花两相对比，鄙夷于桃李的逢迎得意之态，肯定和赞颂了梅花力挽春回的功绩。除了梅花，还有谁能与“雪虐风饕”相斗，把春天扭转回来。结尾虽是问句，语气却十分肯定：只有落梅才是真正的迎春的光明使者，斗寒的不屈勇士。

　　咏物诗托物寓兴，大都有作者的寄慨。诗人困居山乡，耻于向当权者乞怜，始终保持了自己的凛然气节。诗中的“落梅”既状物情，又发人意，实际是诗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不随时俗的高尚人格的自赞。春风得意，俗不可耐的“桃李”则隐约勾勒了朝中权贵、投降派的可憎丑态。

　　这两首诗，分别从花和人两面着笔，相辅相成，珠联璧合，是咏花也是言志。在咏赞梅花的同时，诗人持节不改，不肯阿谀权贵，并鄙视当朝新贵的高风亮节也衬托了出来。梅花与诗人两相映衬，相得益彰。诗读来隽永有味，耐人品赏。

　　秦淮河流贯南京城中，明末河畔歌馆舞榭特盛。公元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王士禛以扬州推官奉命至南京谳狱，居河侧，感秦淮旧事，作此组诗，抒盛衰兴亡之感。诗流丽悱侧，情韵悠远。原作二十首，《渔洋精华录》删六首。此乃组诗之第一首，写作此组诗之缘由，奠定了组诗风格哀婉的基调。

　　“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通过言怀虚写秦淮的人文景观（舟、楼），秣陵的自然地理特点（秦淮河流贯市区）已寓于其中。作者对秦淮胜地向往已久，故说：“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断肠”一词有二义，一为极度悲伤，二为极度思念。前者如曹操《蒿里行》：“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后者如曹丕《燕歌行》：“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自然，因思而悲是常见的心理现象，故此二义亦相通。这句诗中的“肠断”，用的是第二义。与下句的“梦绕”相对应，合言正所谓“昼思夜想”，可见作者对秦淮胜景的情之切、思之深。在诗中，秣陵属地而言舟，秦淮属水而言楼，可见此舟非一般的舟，乃是行驶或停泊于内陆河的画船游舫；此楼亦非一般的楼，而是临水的雕梁画栋。这确实是秦淮胜景的特色。此地曾经繁华一时、声名远播，正是作者为之“肠断”“梦绕”所在。

　　“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艳景似残秋。”通过记游实写秦淮的自然景观（雨丝风片、浓春烟景），但当时社会变迁的痕迹（秦淮无复旧日繁华）也宛然可寻。“十目雨丝风片罩，浓春烟景似残秋。“写诗人亲履其境后的印象。明代汤显祖剧作《牡丹亭》第十出《惊梦》有云：“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炯波商船”。王士祯的诗句脱化于此，而又自出新意。上引《牡丹亭》诸句重在描写令人神怡的美景，而王士祯的“浓春烟景似残秋”却透露出无限的感伤。“浓春”不是初春，而是春意正浓的时节；“残秋”显然一片凋零、屑近严冬了。春意正浓的秦淮胜地，本应姹紫妍红、美不胜收，如今却是这等苍凉。作者的感受很深沉，但是这种感受的内容是什么？作者并未明言。“残秋”是时令即将交替的关捩点，也许诗人由时令的交替想到王朝的兴替，顿起故国之思、黍离之悲吧。或许诗人什么都没想，只是为秦淮河畔的实况与自己的心理预期大相径庭而觉得失望吧。作者虽未明言，读者却可因此而生出许多联想与忖度，欣赏此诗丰富的美感。

　　此诗以乐景抒哀情，由“肠断”两字可知作者怀着悲伤凄凉的心境来到了秦淮河边，虽是“雨丝风片”的春日，但在绵绵的细雨中，在潇潇的春风中，作者只感到了对秦淮河今昔对比的无限悲凉，浓艳的春光也安慰不了如残秋般的内心。全诗表达了作者对秦淮河凄凉萧条的哀伤感怀之情。

　　本文是王鏊在明世宗即位后，所作的一篇答谢世宗慰问的奏疏。本文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的中心论点在于“亲政”二字，亲政即皇帝亲自处理朝政之意，在文中表述为“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刬近世壅隔之弊”，即要他仿效古今圣贤，亲自处理政事，并与大臣商议，沟通上下意见。王鏊所论是有鉴于明朝自英宗以来，皇帝很少亲身过问政事，致使大权旁落宦官的政治现实，由此反映出王鏊的政治远见。在文章写作上，作者善于引经据典，对古代内朝制度与亲政之关系能条分缕析，对现实政治有劝惩，对世宗皇帝的颂扬中寄寓期望，内容十分充实，态度十分鲜明，议论也十分允当，语言的质朴反映出作者务实的政治作风。

　　文章开头，作者先引用了《易经》中泰卦和否卦中的两句话。泰卦中说：“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卦中说：“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一是好卦，一是坏卦，它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君臣之间应互相交流情况和感情，否则国将不国。《易》是历代为人尊崇的儒家经典之一，因此它里面的话自然就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作者以它来立论首先就站稳了脚跟，为下面的深入论述打下了基础。

　　第二段，作者指出当今朝政“上下不交”的弊病。文章承接上段先说：“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然后转入“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这一论题以警策当今。作者指出当今君臣之间只是靠臣子的奏章和皇上的批示来互相联系，靠法令和章程相互维持罢了。虽然“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但是这种朝见，只有文武官员排行就列的仪式作用，不过是显示皇帝的尊严，并不治理、商讨政事。再加上“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而臣子只能是“谢恩见辞，惴惴而退。”像这样只能让人觉得“堂上远于万里”，而不能使“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

　　针对当今朝政的弊端，作者在第三段明确地提出“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这一建议可谓是全篇的纲。恢复内朝制度的原因在于它有利于君臣共同议政。为此，作者列举了历史各主要朝代设朝制度。虽然它们设朝的名称不尽相同，如周朝设“正朝”、“治朝”、“内朝”；汉朝设“中朝”、“外朝”；唐朝设“承天门”、“太极门”、“两仪殿”；宋朝设“文德殿”、“垂拱殿”、“大庆殿”、“集英殿”、“祟政殿”等，但都是摹拟天上的三垣即“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而分为“正朝、外朝、内朝”三大类。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顺应天意的做法。“正朝、外朝”一般都是皇帝接受宫廷大臣及外国使节朝拜的，并以此来正上下的名分，而“内朝”则是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并以此来沟通君臣意见及感情的。在这段，作者还引用了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中的《玉藻》篇中“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的话来证明这一事实，使前朝皇帝设内朝亲政的做法不容置疑。

　　古代设朝明确，上下相交，朝政得以清明，而当今明代却今不如昔。在第四段，作者先通过古今对比，指出当今设朝的不足。明代设有“奉天殿”、“奉天门”，它相当于古代的“正朝”和“外朝”，但却没有设置皇帝独自处理政事的“内朝”。当然，“内朝”的设置与否可能只是个形式。明代前期的皇帝，虽没设“内朝”，但是也在“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召见大臣，商议国事，也可以说是实行了古代的“内朝”制度。“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所以，当时虽没设“内朝”，但君王亲政，君臣相协，上下之间也并没有阻隔的弊病。但后来，内朝制度没有了，皇帝除在外朝接受朝见外，再没有大臣能进入内殿。因此，上下思想堵塞，国政的弊端积少成多。孝宗朱祐樘晚年曾对此问题深有感慨，虽曾有所改进，但还未见成效便去世了，所以国人对此深为遗恨。

　　作者在这两段中援引古今设朝事例和《礼记·玉藻》上的记载，又采用了层层对比的手法加以论证剖析。他先是以历代内外朝的典章制度与明代只设外朝而无内朝的做法对比，指明明代设朝的不足。接着，又以明代前期君主虽没有设内朝但还能亲政与当今君主既不设内朝又不亲政的状况相对比，更指明当今君主的不足。最后再写出国人对现状的不满及要求改革时弊的期望，孰是孰非及情况的严重性便一目了然了，从而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对历代和明代先帝有关设朝及亲政的情况进行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在最后一段便落实到当今皇帝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上，希望皇帝远一点说效法明太祖、明成祖，近一点说效法明孝宗，彻底铲除现在上下阻隔的弊病。皇上除了平时在外朝朝会之外，应把文华，武英二殿仿作古代的内朝，规定群臣按时入殿与皇上共议大事。皇上也应“虚心而习之，和颜色而道之”。这样“虽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能有外朝制度来端正上下的名分，有内朝制度来沟通远近的情况，就不会有现在的君臣阻隔的弊病。作者最后说：“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言外之意是只要当今圣上能设内朝亲政，就能取得尧、舜一样的功德。这就为皇上改革弊端鼓舞了信心，指出了光明的前景。

　　全文语言朴实无华，条分缕析，脉络分明，论证十分周密。为了达到让皇上亲政的目的，作者援引典籍以示有法可循，先以《易经》中的观点为理论根据，再用《礼记》加以证明，接着摆明当今朝政的弊端，然后以历史史实为根据，列举了历代王朝设内朝、皇帝亲政的优良传统，更标举了本朝开国二帝的亲政事迹为范例。从古至今，由远及近，层层道来。叙述之中，作者又采用对比的方法，使人感到当今朝政的弊病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最后，作者对皇帝委婉地在揄扬之中加以劝勉，指明纠正朝政时弊的方法、措施，鼓舞皇帝亲政的信心并展示出时弊纠正后的美好前景，极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