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夔多次举进士而不第,布衣终身,过着飘泊江湖、寄人篱下的生活,这种坎坷的身世使他对遭逢不幸的人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宋孝宗淳熙十年(1189),姜夔在苕溪(今浙江湖州)为一位不幸女子的身世所感动,写下了这首词。而且,由于他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合肥情事,他不知不觉中将这位不幸女子与其合肥情侣联系起来。故通篇皆是对不幸女子的深深怜悯和同情,而毫无轻薄浮浪之语,格调高雅,意境醇正。
京洛,河南洛阳。周平王开始建都于此,后来东汉的首都也在这里,所以又称京洛。后人使用此词包括洛阳或京都两种含义。此处代指南宋都城临安,风流,指品格超逸。开篇即写这个妇女出处不凡,她来自南宋的都城临安;她既有超逸的品格,又有举世无双的美貌。首句“京洛风流绝代人”七个字,包括这样三层意思。
那么,这位曾风光一时的佳人,“因何风絮落溪津”?为何像风中飞絮似的,飘落到苕溪的渡口来呢?说她的来到苕溪是如柳絮的随风飘落,含意深厚。“颠狂柳絮随风舞”(杜甫《绝句漫兴》),这风中之絮是不由自主,又是无人怜惜的。用风中之絮来比喻,暗示人的不幸遭遇,一个“落”字双关出人与柳絮的同等命运。其中也掺杂着作者的身世之感。这句前面用“因何”这一似问非问的句式,后面用荒僻的“溪津”与繁华的“京洛”作鲜明对比,深刻地写出了这个“风流绝代人”的不幸遭遇。也表达了作者对其的深深怜悯和同情。
“笼鞋浅出鸦头袜”。笼鞋,鞋面较宽的鞋子。鸦头袜,古代妇女穿的分出足趾的袜子。这句是说从笼鞋中微微地露出了鸦头袜。“知是凌波缥缈身”。化用曹植《洛神赋》典故,曹植形容洛水女神是“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这词里的女子穿了这样款式的鞋袜,步态轻盈,如宓妃洛神一般。这仍是对“风流绝代人”的赞美:她高洁,飘逸,和一般风尘女子迥然不同。
过片,暗示她的辛酸生活,并表达了对她不幸遭遇的同情。“红乍笑,绿长嚬”。“红”,指她朱红的嘴唇,说轻启朱唇,露出浅浅的笑;或说红指她笑时莲脸生春;总之是说她笑时的美丽。“绿”,指青黛色的眉毛,说她双眉紧锁,隐含忧伤。“乍”,表示时间短暂,与“长”相对。说明她笑时短,嚬时长。仅用六个字,不仅使人的神态毕现,而且写出了人酸苦的内心世界。这笑,看来是勉为欢笑,而嚬才是真情的流露。“红乍笑,绿长嚬”六字用得高妙奇绝。“红”与“绿”对,色彩鲜明,让人顿觉佳人的仪态万方:“乍”与“长”对,以时间长短刻画佳人神态的流程:“笑”与“嚬”对,揭示出佳人复杂的心态。意蕴本融,言简意赅。描写女子情态的词句本也常见,如“修眉敛黛,遥山横翠,相对结春愁”(柳永《少年游》),十三个字只写出了人的“春愁”:“娇香淡染胭脂雪,愁春细画弯弯月”(晏几道《菩萨蛮》),十四个字只写了人在梳妆打扮时而“愁春”。它们都没有姜词这样高度浓缩,韵味悠远。
“与谁同度可怜春”。春光无限美好,可是面对这样的良辰美景,有谁与她共同度过呢?与谁,即没有谁。贺铸有“锦瑟华年谁与度”(《青玉案》)句,与此境界极相似。这深情的一问,不仅表现出词人对她的同情,惺惺相惜,而且写出了她的孤苦寂寞。从整首词看,所写是一个歌妓之类的人物。她在繁华的京城也许曾经有过“一曲红绡不知数”的美好时光,如今却沦落溪律,无人与度芳春。对于她的不幸遭受,词人一个字也没有写,女主人公也始终未发一语,全从词人之“所见”方面着笔。感慨都在虚处,这样词人的同情之感,表达得酣畅淋漓,人物形象也栩栩可见,特别最后两句更是神来之笔:“鸳鸯独宿何曾惯,化作西楼一缕云!”
古人传说鸳鸯双宿双飞,常用来作为夫妻间爱情的象征。“鸳鸯独宿”,深一层表明无人与之“同度”,只剩下孤苦一人了。“何曾惯”,也深一层地流露出她的忆旧念往,直至此时仍怀着感情上的痛苦。因此接着说:“化作西楼一缕云”。宋玉《高唐赋》载巫山神女与楚王的故事:“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说她化作西楼上空一缕飞云,如巫山神女,对过去那“朝朝暮暮,阳台之下”的欢愉情景,不能忘怀,表现出她对爱情生活的无限回忆和执着追求。
白石词的基本风格是“清空”,要“清空”,就要有一种冲冷的胸怀,不让七情六欲无节制地发展,从而达到一种超逸空灵的境界。对情词来说,就不能热情过度,因热情过度容易形成痴迷状态,要用冷笔处理。此词就是冷笔写热情的作品。此词用笔,有时从实处落墨,有时虚处着笔(如“笼鞋”以下四句),但它“无穷哀怨,都在虚处”(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评姜夔《点绛唇》结句语),虽有深情,由于用冷笔处理,故显得气体高妙,清远空灵。
韩愈三次上书宰相,都是为了求仕途,但是三次都未果,还使他得了个“躁进”的名声,这样的经历对韩愈的求仕之心打击极大,以至于对功名前途有一种失望感,而且放弃了年底到吏部正常铨选授官的机会。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虽为三上宰相书之一,但由于它写在二上宰相书未果之后,其写法和风格便与前二书大为不同。前两封书信因为初次自荐,所以尚显得冷静理性,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屡引经文并反复阐述经义说“长育人材”、“教育英材”为宰相之责,而“我”学统正而文才优秀,正堪造就,宰相当举我用我。不应以我“自进”为非。或者是改为陈情以感之,即用一比喻极言自家穷饿之状,大声疾呼,望宰相发仁爱之心施以援手。总体来说文风纡曲道来,风格近于平和。
但是《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是第三书,是韩愈在引经以告、陈情以感都未奏效的情况下再次上书,当然是怨愤多于希翼,故文中挟怒带愤直击之,对宰相责以大义,侃侃而言,无不气壮辞直,突出表现了作者刚直不屈的天性。
当然,韩愈在书中“直击”宰相,并非使性乱道,而是高明地巧占地步,气盛法立。一是借周公来说理,二是说宰相事。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特以“周公”“辅相”“争于见贤”作关键词。一下子就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下面的议论即以此为基点展开。然后用周公在天下大治之时尚且礼贤下士为比照,来指责宰相在天下并未大治时对“所求进见之士”的默然不理,然后再用古今对比陈说自己何以“自进而不知愧”的原因。周公为儒家圣人、辅相典范.韩愈借他说宰相对“所求进见之士”不予“引而进之”为非,自然有力。
在这个过程中,韩愈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由于“立说”高占地步,出言便理直气壮,许多想说但不便明说的话,就可以无所不言,文笔放得开,说得酣畅淋漓,以至不掩锋芒,几乎把一封求援信写成了一篇声讨书。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这与作者独特的修辞手法有关。细言之,则表现有三:
一、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
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韩愈言事抒怀常以对说手法行文,所作古文往往气盛言激,不但说事透彻,而且说得带劲,有一股撼动人心的力量。《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的主体部分,就是说周公事,说宰相事,正说反说,两相对照,带出作者无限感慨,也显出文势的峥嵘峭直。诚如归有光所言:“文章正说一段议论,复换数字,反说一段,与上相对,作者但觉其精神,不觉其重叠,此文法之巧处。此篇是也。”(《文章指南·文集》)归氏所言,实已涉及此书行文如何对说的问题。所谓“复换数字”只是大而言之,具体讲则应顾及两段议论文字结构的特点。
二、对比作论,行文顿跌有致
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第一段说周公在天下大治时尚能礼贤下士,无论立意还是行文方式都对下段作对比议论有直接影响,故下笔不可苟且。作者考虑最多的,应是如何为下段痛责宰相预作布置。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很明显,作者是怀着礼赞、向往和无限感慨的心态议论周公求贤之事的,故“笔锋常带感情”。对周公急于求贤的颂扬,并不直言其美,而是一再顿跌以凸显其伟大。所谓顿跌,就是行文中先说诸相关事,每说一事,略作停顿,最后跌出结论般的断。其妙处如江水奔流,因物受阻,暂为停流便使流速变快,由于不断蓄势,一旦夺路下跌,便有惊天动地的威力。文中“当是时”、“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和“其所求进见之士”三小段即为三顿,着此三顿是为跌出周公急于求贤的伟大。这是第一段中大的顿跌。第一段行文还有小的顿跌,“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以下四句即是,其中前三句实为三顿其词,后一长句对周公争于求贤的称美,是乘前三顿之势“跌”出来的。
行文顿跌有致,很容易带来文势的开合,韩愈不仅利用了这一特点,同时还用到其他手法。一是铺陈议论,展开来说,不断扩展议论空间,使得文势大开。一是陈说中,用相同的字构成众多的排比句,使得文章声势大增。试读第一段中九用“皆已”、三用“岂复有……哉”的两组排比句,我们就有事理奔凑,目不暇接、心不暇思和不断被某种力量撞击的感觉。作者选用的同一类字“皆已”、“岂复有……哉”,一从正面作完全肯定,一以反诘语气作肯定,本身就带有情感倾向,当同有此类字眼的排比句出现在文中时,就不但使得文势大开,还会造成情感的倾泻、文气的激荡。
第一段说理之妙还表现在另外两个地方。一即由周公急于求贤的举动说到“周公之心”,特意说到假设周公“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他将更加努力求贤,“岂特吐哺捉发为勤而止哉”。这显然是为下面指责宰相怠于求贤预作准备,但却借进一步赞美周公的方式说出,来得巧妙、自然。二即本段文势的开合,既有大开大合,又有小开小合,甚至在合中又有开合。但无论怎样,有开必有合,故其文势跌荡,有抑扬顿挫之美,而无剽而不留之弊。像“如周公之心”至“称周公之功不衰”一小段,就属于大合中的小开合。其中“维其如是”以前数句可谓文势小开,后数句则为小合。
第二段说宰相事实际上言周公事反复对照。在叙说过程中,作者极尽铺陈作论,多使用排比句和反诘句式。原本一个“岂尽”二字就带有慨叹意味。加上连用11个以“岂尽”构成的句子一路追问到底,故第二段文字文气勃郁,其势则如连珠炮发,显出作者的激愤心情。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文势宕开,行文大开大合、大合中有小开合,直吐心中不平之气。
三、高占地步,为“自进而不知愧”辩解,借以重申求荐之意。
高占地步,主要是借周公立说。周公急于求贤伟大,贤者“自进”自然可贵。书中第三段说“自进”不愧,即循此思路作论,故意在求人,却无卑谄之语。书中说“重于自进”的理由有三,一即“古之士”云云,是说自己当如“古之士”急于求仁;二即“以其于周不可”云云,是说今天“四海一国”,自己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环游列国以求仕;三即“山林者”云云,是说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能遁人山林。三条理由,当以后者最为堂皇。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还特别注意两段之间的承接语句。比如第一、二段之间“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这句话说得简略,却用意微妙。它不但能在两段文字之间起转折、过渡作用,还隐含作者对时相为官之时与周公相近而急于求贤远不如周公的不满。还比如,句中“为辅相亦近耳”数字,余味曲包,简直无可取代。若将全句换为“今阁下如何”或“今阁下不然”,较韩愈用语之贴切、意味之深长,显然都大打折扣。后人评述说此书出语气盛言宜,正表现在这些地方。
在这篇文章里,韩愈用周公急于见贤而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典故与当时宰相对待人才的冷淡态度作对比,尖锐讽刺了权贵们不重视任用人才的做法。表达了韩愈对当时不重视人才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慨,也表达了他为“兼济天下”而要求得到任用的迫切心情。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这是一首揭露黑暗现实,对人民疾苦表示同情的诗。在腐朽的官僚统治下,好事亦会变成坏事。这里所写的“筑城”就是一例。筑城本是为了保卫人民,战争年代就更应如此。可是实际情况却是变保民为扰民、害民。
诗的前六句描绘筑城情景。诗人首先从听觉角度着笔,描绘出人声、杵声交杂的筑城景象。前两句使用顶针句式,上递下接,造成了一种连绵的气势。使人感到声声相连,不得停息。于是,后面“惊后土”三字才真实、自然、有着落。然后又从视觉角度着笔,描绘烧窑、斫木的情景,用了“遍村”、“望青”四字,村里所有的农田都用来烧窑,所有的树木都砍来做楼橹,一幅全民动员的情景历历如绘。以上四句还只是一些现象,五六两句,诗人的笔触又深入一层。“工役急”,一个“急”字,引出了下一句“白棒诃责如风雨”,把手持棍棒,口吐恶言的监工酷吏,刻画的凶相毕露。这样大张旗鼓的筑城,究竟是否出于安全的考虑?如果确是这样即使苛责太甚也情有可原了。然而诗人告诉人们:“汉家丞相方忧边,筑城功高除美官。”原来,这个筑城运动是赖以“除美官”的手段。仅仅两句诗,无一贬词,而官僚政治的腐败,地方官吏的假公济私,却十足的勾画出来了,真是入骨三分,足见诗人眼光的敏锐,这两句是全诗主题思想的点睛之笔,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使全诗生色,在结构上也起着上下勾连的作用。
诗的最后四句,意在描写筑城带来的后果妙在借题寄意,不着议论。诗人把他金刚怒目的强烈感情,完全融入四句对比鲜明的景物描写中去:昔日无城的广野,而今屯戍林立——这是写由“无”变“有”;然而只见高城鳞次栉比,却不见城中之人——这是写由“有”变“无”。筑城本是要保卫人民的,而今却无民可保了。人呢?那筑城的、烧窑的、斫木作楼橹的“万夫”哪里去了?远徙他乡了?布,筑城时不迁移,城筑好了哪有迁徙之理?原来是在“白棒诃责”之下,困顿而死了!那齾齾高城,正是筑城者的尸骨垒成;而筑城官员正可以借此邀功,加官进爵了,至于万民的死活,管他作甚!诗人的愤激之情,至此喷薄而出。
在诗中,诗人不发一句议论,全用事实说话,事实胜于雄辩,最有说服力。这首诗鞭笞的不仅仅是筑城的地方官员。那“忧边”的丞相,不管有无需要,不顾人民死活,只要筑城就给以奖掖提拔,虽无一贬词,却也昏庸可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