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
这篇文章议论了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一秦。文章首先交代了荆轲行刺的前因后果，然后作者直接对此秦发表议论，直言曹沫成功而荆轲失败，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接着作者又举出荆轲“智谋不足”、不能“知变识机”的两个例子，用一个“陋”字，为荆轲的行为下了结论。文章写得平正从容，论理犀利精警，是翻案文章中的佳作。
前三句交代了荆轲行刺的原因和目的。荆轲之所以“函匕首入秦劫始皇”，是因为他“感燕丹之义”，目的是为了“存燕霸诸侯”，其结果却是“秦不成”。行刺秦件由激动人心的秘密策划开头，到令人沮丧的失败告终，整个过程是由高亢到低沉，而作者在叙述这个过程时，语调却有促有缓，有起有伏。急促激昂，到“秦虽不成”一句转为低缓，但因为句中使用了让步连词“虽”，就为下一句蓄积了气势。“然亦壮士也”重又翻起，而笔锋一转，“借其智谋不足以知变识机”又带着深深的叹惋，毕竟有勇无谋、秦败身裂。语调的高低起伏，使文章显得错落有致，极顿挫反侧之势。
文章寥寥数语，概括交代了行刺秦件的经过，随即作者就直接对此秦发表议论。“始皇之道异于齐桓，曹沫功成，荆轲杀身，其所遭者然也”五句，是全文的中心所在。燕丹计划刺秦王前，曾对荆轲说：“诚得劫秦，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也。”作者指出，春秋时的齐桓公，所争取的是权，霸主不能不顾信义，故曹沫之秦行之有效。而秦始皇的政策是吞并诸侯，统一中国，所以曹沫的故秦不可能重演。曹沫成功，荆轲失败，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这就一语道破问题症结所在，可见作者识力之高。
接着作者又举出荆轲“智谋不足”、不能“知变识机”的两个例子，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一是“欲促槛车，驾秦王以如燕”。儿童妇女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荆轲却莽撞行秦，足见其“智谋不足”。二是对燕太子丹仅为报仇、而无深谋远虑的思想。燕太子为了报仇，“虽举燕国犹不顾”，其厚待荆轲，只不过是把他作为工具而已。可是由于时代不同，太子丹的计谋根本不可能实现，荆轲只能徒然成为牺牲品。可悲的是，荆轲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仅仅为了“感燕丹之义”就“函匕首，劫始皇”，作者冷峻而简洁地用一个“陋”字，为荆轲的行为下了结论。两个例子既说明了荆轲“智谋不足”的具体表现，又与文章开头相呼应，补足了“荆轲感燕丹之义”的内涵。
李翱学文于韩愈，得韩之一体，而能自成风格。此文写得精警透辟，而词气从容不迫，倍受古文家激赏，认为有“太史公神妙之境”，信不差矣。
本诗的艺术特点主要是采用借喻等手法，形象地揭示出写诗的目的，蕴意丰富，很有吸引力。诗词语言精练，比喻恰当，想象丰富，寓意深刻。
首联这两句诗，借用神话小说的内容，写白骨精的生成。用这一生动而形象的比喻，科学地概括了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规律。“一从”和“便有”两个词相呼应，强调出两个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自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兴起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暴雷霆之后，就产生出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势力，这些就像从一堆腐朽的白骨中化生出妖精来兴风作浪一样。
这两句诗是针对郭沫若诗中“千刀当剐唐僧肉”说的。“僧”，指剧中的唐僧。他错误地惩罚了斩妖除魔的孙大圣，三度放过了白骨精。但他只是属于辨不清敌友，误把变化成人样的白骨精当做朋友，受了欺骗和蒙蔽，而不是与白骨精同谋陷害孙大圣的。同时，唐僧自己也是受害者。诗人一个“愚”字，便简练地点出了这一点。僧与妖一作“犹可”，一作“必成”，十分准确地点明他们应持的本质，以及我们对他们的不同态度。
戏中的白骨精尽管是那样诡计多端，但终究逃脱不了“齐天大圣”的“火眼金睛”，最后的下场只能是被“金箍棒”打得粉身碎骨，其所制造的千里妖雾尘埃被扫灭，而使太空得到了澄清。很显然，是借此比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势力也可能在一个时期内气焰嚣张，制造什么千里尘、万里埃，但到头来只能像白骨精那样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
与开头相呼应，运用借喻的修辞方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所以再一次受到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热烈拥护，就是因为世界上又出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势力，他们又兴妖作怪起来了，人民希望真正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再一次把妖雾澄清，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向前进。“今日”、“又重来”这些字眼的运用，巧妙地和首联相呼应，再一次深刻地揭示出当前这场斗争，实质上是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势力之间的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
这首诗同郭沫若的原诗都是通过比喻来说明道理的。即使不加注释，在了解当时形势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看出诗中说的道理。这同全诗形成了一个比喻系统有关。因为这个比喻系统中作为喻体的人物与相关情节为人们所熟知，诗人巧妙地利用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的人物、情节言事，所以显得既含蓄又明显。当然，这当中也有诗人在原故事情节基础上的想象拓展，如以“风雷”喻共产主义运动，以“玉宇”喻全世界等，但又与传统的比喻习惯相合，故显得自然贴切，不待解释，即可意会。
这首“人月圆”是魏初为妻子祝寿的小令，题目“细君”即指妻子。此曲话虽家常，情则半生。第一句“冷云冻雪褒斜路”，经典在“路”字；接着“泥滑似登天”一句既状写路面，也说出走路之态。“路”，一方面借喻魏初作为丈夫走马上任的官途，另一方面隐喻为妻子相伴半生的人生路。合而赏之，魏初感激妻子一直风雨相随，与他走过许许多多云雪漫天、泥滑难行的岁月。
曲句“年来又到”写刚到任。吴头楚尾连成一线的，是长江。江南水乡风景中最有象征意义的，自是“风雨江船”。然而不要轻易放过“风雨”二字，因它与披盖云雪的“褒斜路”互相呼应，暗中写出深厚的感激之情。
行歌到此，夫妻情义跃然纸上。之后展呈祝福语。“但教康健，心头过得，莫论无钱”，相信只有写给童子才用如斯闲话家常的口吻作贺雨词。
“从今只望，儿婚女嫁，鸡犬山田”写出老年夫妇的心愿：儿女成家立室，晚年门庭恬和平静，在田园享受生活。魏初较前有《水调歌头·室人降日以此奉寄》词，为纪念迎娶妻妾一周年而写的。下阕云：“山接水，水明霞，满林残照见归鸦。几时田园了，儿女团圆夜煮茶。”（《青崖集》卷三）虽然此词没有说明奉寄的是妻子还是姬妾，但字里行间表达父母对儿女幼时在膝，长大婚嫁的愿望，拿来和“人月圆”对读，可以互相比较。
此曲为作者祝妻寿之曲，情调明快，韵律自然。全曲洋溢着作者一切顺应自然、热爱生活、以平常心对待一切的心绪。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又有着日常生活中的哲学情趣。
这首诗诗人通过描写清丽宏阔的景色，心中产生无限感慨，想起了漂泊生活的艰辛，表达出对家乡亲人的眷念之情。
第一、二两句先诗人从总体接描写盘豆城。“极目晴川”，中原的天空晴明，地面平旷，看不透，望不尽，就如展开一架巨大的画屏似的，跟诗人久住大江南北所习见的“楚水吴山”形成强烈的反差。因此，先写出这深刻印象。然后再交代出地理方位：“地从桃塞接蒲城”。盘豆城就处在河南陕西之间，东接中州，西通关中大道。“从”“棒”交代了诗人自东而西的行踪，可见诗人的行色匆匆。
第三、四两句描写诗人在水馆后轩所看到的景象。诗人小憩于官驿里的水馆后轩，开窗远眺，首先扑人眼帘的是“滩头鹭占清波立”。原来这水馆的水另有源头，那里卓立着顾影的白鹭。一个“占”字。写出白鹭的形单影只，也道出了诗人自己的孤独感。而“原接人侵落照耕”，则状写平川与人们的农事，他们仍在辛勤地耕作，直至融入如火的晚霞。这两句都从平视角度写，接句写的是静态，用冷色调；下句写动态，用暖色调，相映成趣，写出了中原夏末秋初的清新气息，还隐隐透露出诗人异样的惊喜之情，晴川之接也有像江南一样的明丽景色。
第五、六两句描写诗人在晴川所见以及流露出的感情。这两句诗人侧重于一个“晴”字，诗人改用仰视角度写晴空所见“去雁数行天际没”，从有到无，虽有雁南飞而不能传书，可见诗人内心的惆怅；“孤云一点净中生”，从无到有，虽是写景，也象征着诗人的孤寂，一种飘泊流离的感伤油然而生。
第七、八两句则写出诗人的心绪。诗人靠在后轩窗棂接凝望晴川的景色，竟至长时间不肯回过头来，是因为这里的清波落照与“楚水吴山”有相类之处，韦庄曾客游江南十年，弟妹散居越中诸郡，晴川这种明净之美触发诗人对越中亲故的怀念。“无限情”三个字压尾，余音袅袅，给人留下不尽的遐思。
这首诗由“极目”起，至“凭轩”终，通篇无一字直言“愁思"，结尾诗人指望着“楚水吴山无限情”，然而“尽日不回首”的身影始终笼罩着画面，“去雁”、“孤云"所带出的莫名惆怅和难言忧虑，增强深化了诗的主题，更有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