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首联把“扰扰”和“风雨”、“尘埃”放在一起形成鲜明对比,刻画出殷勤来访、奔走于权贵之门的上人形象。“扰扰”表明了诗人无奈而不堪的心情。《诗经·风雨》中有“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表达见到朋友时平静又喜悦的心情。诗人在这句中也暗用“风雨”的典故,却是在委婉表达对广宣上人频频造访的不满。
颔联说到自己辜负了高僧屡屡造访的心意,说的显然是反话,可以理解为是对广宣上人拜访的委婉谢绝。“惭”、“愧”连用,诗人在自谦的同时,表达出他和上人在立身处世问题上的不同见解,他们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隔阂。
颈联仍是自谦,说自己读书没有收获。其中的“未能回”可以理解为没有回去,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广宣上人以诗相赠,诗人自谦才疏学浅,整日推敲也无法答复。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对广宣上人的回绝。诗人强调他学习的是儒家圣道,推崇的是孔孟之学,暗含他和上人之间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意思。
尾联提到了“红叶”有几堆,在王维《山中》有“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句,“天寒红叶”的意象刻画出清冷寂寞的初冬景象。诗人化用王维诗意,表达他对上人的微讽之意。广宣上人的住所是寺庙,但他整日在外奔走,以至于很少待在寺庙之中。诗人说红叶堆积,无人打扫,旨在劝这位上人当回到寺庙之中。这仍然是在委婉表达对广宣上人的不满。
韩愈一生以弘扬儒家之道为己任,排斥佛老等学说。但偏偏有所谓高僧广宣上人,频频以诗文讨教。诗人出于礼貌,又不能不略为敷衍,但内心深处对于这种奔走于权贵之门的僧人,是非常无奈而又鄙薄的。诗题中的“频”字已经表达出不耐之情。诗人采用了委婉暗示的手法,向广宣上人说明他的态度。诗人自谦的语气一以贯之,他在暗示广宣,你我之间的过多交往对双方都没有太多益处。最深处的原因是各自坚守的大道不同,各自安身立命的所在不同。诗的结尾用意巧妙,意在讥讽僧人终日不归。诗人说天寒寺冷,红叶堆积,希望点醒广宣上人:既然号称高僧,就应该在寺庙中潜修佛理,弘扬佛法,不必终日奔走在外、踪迹难寻。这首诗还意在传达一种诗人所谓“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有负于初心”的人生感喟(韩愈《〈五箴〉小序》语)。整首诗平易坦荡,不用事,不屈己徇人,言语之间颇能体现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
该词上阕写旅途风景、词人醉梦情景,下阕言离愁别恨,抒发怀人的感情,整首词层次清晰,语尽而意不尽。
“枫落河梁野水秋,澹烟衰草接郊丘”一句写途中秋景,以“河梁”作为观景的出发点,视线遍及周围红叶掉光的枫树,枯涩干涸的“野水”,远处淡淡缭绕的烟气雾霭,连天的郊野、山丘,以及漫山遍野的衰瑟秋草。这两句,准确而传神地抓住最能表现秋月黄昏郊原景色的典型化物象,富有立体感地描绘出一幅旅人眼中的秋色图景,渲染出秋的寥廓与苍凉、萧瑟,作者将触目所及的景色,浓缩在短短十四个字内,由近及远描绘出深秋的萧条气象,从而引发作者愁苦的情绪,因此下文“醉眠小坞黄茅店”一句便接续得十分自然。
但从词意上来看,从写景直接过渡到“醉眠”,中间其实留有空白。小令因其篇幅短小,故而不可能铺排渲染情感的演变。此处景物中蕴涵的情绪,只能由读者亲自去体会。
作者行至山中村落,进到一家茅草搭盖的陋店,饮而醉,醉而眠,眠而人梦,“梦倚高城赤叶楼”,梦见自己回到了繁华的城市,在一座遍值枫树的高楼上斜倚栏杆。词意到此戛然而止,作者并未交代他在那座“高城赤叶楼”上做了什么,但联系“醉眠”一句来看,身在陋店,梦见高楼,现实与梦境的对比,十分鲜明,因而加倍表现出作者的愁深难解。梦中的“赤叶”与此前所见“枫落”相照应,笔致细密。作者因见“枫落”而生愁,以致人梦得见,景情交融的蕴藉不露,竞至于此。
下阕由醉梦至清醒,只见“天杏杏,路悠悠”,作者仍行走在无边无际的征程之中。这一句仍是状写眼前之景,“杳杳”、“悠悠”两个叠词,余韵悠长,备显惆怅忧伤。天远路长一方面是实写,另一方面也是作者情绪外化的结果。因做了一场好梦,醒来之后,原本就很长的路途此时显得更长了,不知何时才能走完,也不知何时才是归期。
作者满怀愁情,想到梦中高楼之上的美好时光,再联系现实中的冷清寥落,不由得感叹“钿筝歌扇等闲休”,那些歌舞欢笑的生涯,轻易就结束了。“等闲”二字,点出现实的无情和不由分说。紧接着,自然接出“灞桥杨柳年年恨,鸳浦芙蓉叶叶愁”的伤感慨叹。
结尾两句抒写别恨和迟暮之感。“年年”说明别恨无止无尽,暗合前面“天杳路悠”之语。“叶叶”则表示愁之深广沉重。词人浪迹天涯,到处播下相思情种,离别于他自然是时有发生的了。“鸳浦芙蓉”句,化用贺铸《踏莎行》中“杨柳回塘,鸳鸯别浦。绿萍涨断莲舟路。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句意,言浦中的绿荷于“红衣脱尽”(即繁花凋落)后,再没有“蜂蝶”来依慕(即无人垂顾)了。灞桥杨柳年复一年的离苦别恨,水中的夏荷一经凋落,便只余荷叶,“愁”自己在秋冬来临之际,将逐渐枯老。此句既与“秋”的萧瑟相呼应,又流露出作者对自己长年羁旅在外、年老体衰的深沉喟叹。此二句以精美工整的对仗,借物言情,表达了词人哀叹流年、自伤迟暮的深沉悲慨。
这首《酒泉子》抒写了征人怀乡思亲之情。上片写出征途中的愁苦。下片写征人对妻子的怀念。以征戍生活为题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边塞战争给人民带来离苦。 这种题材,在《花间集》中是罕见的。从艺术上看,全词境界开阔,于苍凉之中又见缠绵之思。而两地相思之情,同时见于笔端。深得言情之妙。
此词深得评家好评。《花间集注》评此词:“绮罗”三句,承上香貂戎衣,言畴昔之盛,魂梦空隔也。汤显祖评本《花间集》卷三盛赞此词:“三叠文之《出塞曲》,而长短句之《吊古战场文》也。再谈,不禁酸鼻。”此评虽不免推崇过高,但从“再读,不禁酸鼻”的话来看,确实指出了这首词的艺术感染力。
这首令词,是作者前期的作品。李珣共有《南乡子》词17首,描绘南国水乡的风土人情,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浓厚的民歌风味。这是其中的一首,写的是南国水乡少女的一个生活片断,写春女游莲塘,触景生情,相与戏谑,煞是动人。
前三句:“乘彩舫,过莲塘,棹歌惊起睡鸳鸯。”写春女漫游莲塘。
春日里,芰荷满塘,碧水渌波,晴空夕照,景色融融。一群少女乘坐着彩饰华丽的游船,悠然地荡着桨儿,信船而游。她们陶然自乐,和棹而歌,一派优雅静谧的气象,令人沉醉。无意之中,那悠扬的歌声惊动了莲叶间沉睡的鸳鸯。这一来,则打破了那宁静的局面,勾起了春女们的绮思遐想,逗出无限情趣,引出了下文。
常言道:哪个少女不怀春!后三句正是游女们触景生情、敞露春心之态。
“游女带香偎伴笑”一句,紧承“惊起睡鸳鸯”而来,工笔绘出一幅少女喜春图。游女们惊动了结伴而居的鸳鸯,而鸳鸯又震颤了少女的春心,憧憬着幸福的爱情。“带香”也者,给人以“含辞未吐,气若幽兰”的感受,是对妙龄少女的真实写照。她们看看眼前偶居不离的鸳鸯,想着心上的人儿,彼此心照不宣,只是依偎在女伴身上出神,凭借着嫣然倩笑,流露出心底里的柔情蜜意,散发出少女的幽香,沁人肺腑。
沉浸在追味甜美爱情之中的少女们,一个比一个地娇羞艳丽,在一首短短的小词中,不允许逐个描状。亏作者想得出“争窈窕”一句,尽写出怀春少女的娇美。给读者留下无穷想象,
少女们的异样情态,可能引起了其他游人的注目,觉得难以为情。她们羞中生智,急忙从水中采摘下一片圆圆的荷叶,以遮挡夕阳的照射为防身,避开游人的围观,只自己消受那向往爱情的甜蜜滋味儿。“竞折团荷遮晚照”一句,既刻画出少女们活泼的举止,也揭示出她们害羞的神态。灿烂的阳光、绽绿的团荷与羞红的脸庞构成了一幅鲜亮美妙的画面。
这首小令,绘出一幅活泼俏丽的风俗画,卷面绚丽而明快,状景则景致秀美,状人则形神兼备,更兼妙语传神,丽而不妖,艳而能质,颇得民歌韵味。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