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记有明显的出世思想。文章指出，好鹤与纵酒这两种嗜好，君主可以因之败乱亡国，隐士却可以因之怡情全真。作者想以此说明：南面为君不如隐居之乐。这反映了作者在政治斗争失败后的消极情绪。正文共四段。
文章开头，作者用直叙的方法。简练的文笔，交待了山人迁居和建亭的原由，把人物、时间、地点、事情的经过写得一清二楚。“升高而望，得异境焉。”是何意境，先留一个“悬念”，然后从容着笔，再述其“异”。“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四合”与“大环”，似实非实，似虚非虚；“隐然”，既状其膝陇。又透出并非是绝对“合”与“环”的徽意。这是异境，也是美景；然而美中不足，独缺其西。亭子正好建在这里，岂非天工不足人巧补。或谓山人慧眼，依乎于自然。建亭的地理位置选得好，四周的风景更美。作者用一组节奏明快，语势刚劲的排比句来描述这里的景色，随着季节的转换，景物各异：春夏之交，草木齐夭，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随着风雨晦明的气候变化，景色瞬息百变，写得情文并茂，很是精美。到此为止，主要写一个“亭”字。
第二段主要写鹤。山人养鹤、为求其乐。“甚驯’，指早放晚归，顺从人意；“善飞”指纵其所如，时而立在田里，时而飞上云天。写得文理清晰，错落有致，“纵其所如”是随心所欲，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明状鹤飞，也暗喻隐士之乐。隐士爱鹤，故以鹤名其亭。紧承上文，由亭及鹤，又由鹤回到亭。文理回环，构思巧妙，点题自然，耐人品味。
弟三段主要写一个“乐”字。上文用描述，这一段用议论。“子之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自问自答，文意抑扬，饶有情趣，说出自己的看法，树立了论点。接着用主客映衬的手法加以论证。“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意思是鹤在隐蔽处鸣叫，它的同类便应声唱和。“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意思是鹤在水边高坎上鸣叫，声音洪亮传得又高又远。《诗经》、《易经》是儒家经典著作，引用来说明’‘清远闲放”的鹤，可以比着贤人、君子，是无可非议的，具有绝对权威，增加了论证的力量。高洁祥瑞如鹤，虽贵为天子，却爱而不敢好，否则，就会像卫懿公一样，闹个亡国的下场。只有隐居而且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好而无伤，独得其乐。到此已经证明了论点，隐居之乐，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但是，作者并未就此而止，又进一步用主客映衬的写法，用“好酒”来陪衬“好鹤”。这并非是节外生枝，繁文累赘，而是“借客形主，回旋进退，使文情摇曳生姿”（王水照《论苏轼散文的艺术美》）。周公是周朝的开国元勋，他为了告诫康王不要酗酒误国，写了《酒浩》。春秋时代的卫武公，为了警戒自己不贪杯，写了《抑戒》这首诗。这些说明贵为帝王，不仅不能好鹤，也不能好酒。但隐逸之士的刘伶、阮籍等，虽酗酒狂放，不仅无害，而且还因此保全了自己的纯真，为后世留下了美名。在主客对论之后，又作一个交错给合的结论：“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感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鹤乎！”进一步说明了由于地位不同，为乐迥异。这从另一面歌颂了隐士之乐赛过了君王。这一段是从主到客，由客回到主，从鹤到酒，由酒回到鹤，回环复沓，反复论证，使文意更加深刻，文情更加流转动人。
第四段，用放鹤、招鹤之歌，对隐士之乐加以咏叹。既补充了前文写放鹤、招鹤之处的简略，又是对隐士好鹤之乐的教染。不仅如此，作者还借招鹤为名，行招仕之实。“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余以妆饱。”这是对隐士生活的素描，流露出歌赞、羡慕的感情，“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这表面上是招鹤，实际上却在招仕。本文的东山为隐居之庐，喻隐居。西山为鹤出所至，且与东山相反，所以西山是喻出仕为官。不可久留，是说仕途维艰，吉凶难于预料，不可迷恋，应该及早猛醒，亡途而知返。这表明了这时的苏轼已经滋生厌倦仕途的意念，萌发了羡慕隐居之乐的情丝。
全文主要通过活泼的对答歌咏万式与出了隐逸者信然自适的生活图景和不为时事所囿的自由心境，表现作者对隐居之乐的神往。文中写景形象生动，主要着笔于“鹤”，借鹤的“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表现山人超尘出世之姿。写鹤亦是在写人。
白石岩，一名白石山，在浙江乐清市西三十里。《温州志》云：“山下有白石径，为灵运行田之所。”行田，巡视农田。诗作先笼统而言“灾年民无生”，表明自己“爱深忧在情”。继写灾情实况，引出其理想中的农田水利工程。诗末六句，诗人叙写自己的心愿。该诗体现了诗人既有寻幽探胜，肆意游遨，“民间听讼，不复关怀”的一面；又有身处灾年，关心黎民，正视现实，注重农业的一面。全诗表达了诗人对贫困人民的同情之情。
诗开篇二句：“小邑居易贫，灾年民无生。”说小郡县的百姓平时本来就够贫寒的了，又逢灾年，更加无法存活了。虽然没有描写饥寒交迫，不堪其苦的种种惨象，但黎民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处境，还是不难想象出来的。
“知浅惧不周，爱深忧在情”，前句说，作为太守唯恐智谋短浅，救济不周（“知”通“智”）；后句说，自己对人民是很爱护的，对民生疾苦的忧虑是常挂在心上的。然而，从谢灵运的“惧”、“忧”中，还是可以感受到他的“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患意识和作为一郡之长的责任感。在这个意义上，谢灵运也可以算是为元结“导夫先路”的人。
五、六句从“灾年”而来，再现田地荒废的景象。“莓蔷横海外，芜秽积颓龄。”“莓蔷”，一种小草，“横海外”，极言到处纵横蔓生；“芜秽”，荒芜之状，“积颓龄”，自谓衰朽无能使灾情加剧。后一句又带有反躬自责之意，作为一个封建官吏是十分难得的。
“饥馑不可久，甘心务经营。”在灾害危及小邑之时，太守兼诗人的谢灵运积极筹划战胜灾害的措施。“千顷”以下四句，就是设想中兴修水利、灌溉农田的蓝图。《诗经·小雅·信南山》写定田界、整田土，以简朴取胜，谢诗写“带远堤”、“泻长汀”以壮美见长。“千顷”、“万里”，从大处落墨。将筑堤护田、引水灌田的宏伟景象展现出来，这两句是从小处着眼，一个“合”字、一个“并”字，见得村村落落，沟渠纵横，堤坝满目。这四句虽是想象之词，却也颇令人向往。
诗人相信经过一番努力“经营”，来岁必定丰稔。“虽非楚宫化，荒阙亦黎萌；虽非郑白渠，每岁望东京。”楚宫，语出《诗经·鄘风·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于楚宫。”这是称美卫文公的诗。卫为狄所灭，卫遗民东徙渡河，居楚丘。在卫文公的率领下，建城市，营宫室，百姓悦之，国家殷富。荒阙，即荒废，这里指灾年。黎萌，即黎民。谢诗借卫文公的史实，表达了即使荒年也要使百姓生活下去的愿望。郑白渠，指郑国渠和白渠。郑国渠，战国时韩人郑国说秦所开。白渠，汉白公所开。均在关中。诗人借郑白渠造福于民的史实，旨在期望兴修水利将带来农业的丰收，达到繁荣富盛的西汉的水平。最后两句：“天鉴倘不孤，来兹验微诚。”天鉴，古人把天看作有意志的神，监视人间。
此诗语言质朴，不尚藻饰，虽有用典，但不堆垛，与灵运句句对仗、处处用典、流于晦涩的另一类诗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全诗运之以真情实感、无矫揉造作之嫌，在谢集中当属不多见的佳作。
这篇游记散文采用了夹叙夹议的写法，第一段为叙述部分的前导，说明富贵人家修建林园别墅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中间两段是记叙，以精练的笔触叙写了三次游览万柳堂的情况。最后一段写万柳堂的变化，进一步引起作者的议论。
开篇劈曲而立，引出一节满含愤敌的议论，指出自古以来，官僚们“贵极富溢，则往往为别馆以自娱，穷极上木之工，而无所爱惜”。但真正建成之后，也只是偶然去一次两次，而“不得久居其中”。有的甚至终身没机会去。他们耗费巨资搜刮人民。建筑这些园林别墅，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显示自己的富贵和显赫，“欲以真此震耀乡里之愚”。冯溥之修万柳堂无疑正属此类。
文章转入第二部分则叙冯溥其人与其园，在政绩上，他是位很平庸而义显赫的官吏，“在廷时，无可訾，亦无可称”。但他耗费巨资修筑的万柳堂却是气度恢弘，景致超群，“其广三十亩，无杂树，随地势之高下，尽植以柳，而榜其堂曰‘万树之堂’。短墙之外，骑行者可望而见其中，径曲而深，因其洼以为池，而累其土以成山，池旁皆蒹葭，云水萧疏可爱。”刘大櫆去游历时，万柳堂已是面目全非了，这一节所写的景物特征及园林布局。只能是借助前人如毛奇龄、朱彝尊等咏颂万柳堂的诗赋，并依据自己对衰败园林观察中的想象来记叙，景物着墨不多，但淡笔工墨，将其恢弘的气度与幽雅的景致写得非常得体。
然而曾几何时，这京都名苑便随着主人的失势而迅速败落了，文章第三节便集中笔墨，以简洁而陡峭的笔势直写其破败：“一至犹稍有亭榭。再至，则向之飞梁架于水上者，今欹卧干水中矣。三至，则凡其所植柳，斩焉无一株之存。”这节文字。气随声转，峻洁峭拔，给入一种江河日下，一落千丈之感，和上文所作渲染铺陈形成鲜明对照，给人以历史桑沧的震动和感喟。
文章也顺势而下，引出自己的议论：“人世富贵之光荣．其与时升降，盖略与此园等。”他因而认为，学有所成之后左做官的读书入不应去迫某富贵；而身聘高位者，则应倾全力以勤劳国事，不要“胺民之膏”去营建自己的安乐窝。写万柳堂的美景是为了反衬今日的衰败，而万柳堂的衰败又警怵人们明白富贵不可久恃的道理，归结到劝告求仕者和为官者应将精力放到国计民生上，不去做那种搜刮民脂民膏以供自己无度挥霍的蠢事。
唐代后期由于人烟稀少，蔡家机场一带的湘江东岸尚未开垦耕种，为一片平野。“晓莺啼远林”，进一步说明此片平野面积广阔，一片葱绿的草地。地势低平的湿地土壤中含氧低，不适林木生长，林木多分布平野边缘丘陵上，故曰“远林”。
“潇湘渚”即巴洲滩，诗人清晨泛舟而下，首先到达巴洲滩。此时已早晨七八点钟，一个大好晴天，适宜诗人深入民间访问，考察风土民情。“云断岣嵝岑”，岣嵝岑，乃指“衡山”，它的最高峰为祝融峰。此句意含诗人北望长安，视线被“衡山”所挡。这是诗人曲折表达受迫害的贬谪心情。古史相传，大禹曾驱车到洞庭以南考察水情，禹是传说中的上古圣人之一。此句暗指唐宪宗效法先圣尧舜治理天下。“世途非所任” ，应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反映诗人一心报国无门，被贬南荒之地，时刻思念重返朝廷，效忠君皇，为国为民尽自己一份历史责任而不可能，诗人多么盼望皇帝召其北归。诗的最后两句切题，舜帝南巡野死九嶷。诗人一向以邀尧舜为师，表明自己的历史责任感。中国历史上不少志士仁人都具备此种历史责任感，所以他们成为中华民族历史的脊梁。这两句诗实写苍梧，即九嶷山，暗指舜帝的英明，借喻唐宪宗以兴尧舜之风为己任，能召回永贞革新志士重返朝廷，效忠皇帝，实现政治革新。这仅仅是诗人的主观愿望，此句蕴含诗人多少相思泪!
柳宗元26岁中博学鸿词科，步入仕途，“超取显美”，任礼部员外郎，虽是六品京官，却有资格参加早朝议事。现在身处逆境，成了被禁锢的囚徒，他在零陵深入民间访贫问苦，这是一般被贬斥的朝官不可能自觉做到的。所以只有把握柳宗元政治革新的进步思想本质，才能理解诗人在元和四年春深入民间之举的缘由。“凝情空景慕，万里苍梧阴”，诗的落脚点在一个“阴”字上，其实还是空望一场，但又表现诗人强烈的爱国爱民的激情，这是历史上进步文人的共同心态。
这是首次发现柳宗元贬永十年，第一次写于今冷水滩区管辖地域的诗，为研究柳宗元政治革新思想的人民性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初步认定《零陵春望》写于元和四年春。此时柳的姨父崔敏已任永州刺史，有了保护伞，所以他的行动较前自由一些，因此盼望回长安的心情更急切。这一时期柳宗元写了一些信向长安亲友求助，设法返回朝廷，这是诗人写《零陵春望》的内心企图。由于唐宪宗及保守派对柳的歧视，致使柳宗元贬永十年不得被召回供职，反而贬到岭南柳州而客死任所。柳宗元一生仕途多舛，报国无门，这是中国历史上许多进步人士的共同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