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入》是祭祀日神的诗。以接近口语的朴实文辞,表现人们的悠邈之思;而且思致奇崛,异想天开,诗中由太阳每天早上升起,晚上落山,感到时间的迅速流失和人生的飞速流逝。由此汉武帝就产生了要求成仙,乘龙上天的思想。
先秦时代,屈原在《九歌·东君》中所歌咏的,正是这位驭龙乘雷、衣袂飘飘,勇射“天狼”而斗酌桂浆的豪侠日神。其辞采之缤纷、想象之神奇,足以令后世文豪搁笔兴叹。司马相如等辈虽学富五车、赋称“凌云”,大约也自知对日神的描摹,再不能与屈原媲美。故此歌入笔即别开蹊径,对日神不作丝毫描绘,径述人们祭祀日神时的悠邈情思:“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前句从日之运行,凭虚而起,突然发问,问得空阔而邈远;后句则又一折,于日运无穷而人世有尽的慨叹中,抒写人们的惆怅之情,意蕴极为深长。接着“故春非我春”四句,思致奇崛,极富哲理意味。春夏秋冬的更替,从来与人间的作息稼穑密切相关,它们似乎都是为人间的生存需求而存在的。现在,人们突然发觉:人之一生,不过是电光石火般的一瞬而已;天地四时,则横绝万古而长存。这种“非我”境界的发现,固然令人难堪,却是人的破天荒觉醒。这堪称奇崛之语,蕴含着参透宇宙消息的旷达之思。
“泊如四海之池”二句,则承上而下,进一步抒写人寿短促之感。前句将慨叹之情寓于形象的比喻,便使年寿短促之形,愈加逼真地显现于眼前;后句故作两可之问,又使潜台的答词,愈加确信无疑。如此说来,人们注定要在戚戚悲愁中了结一生了。而接着一反此意:“吾知所乐,独乐六龙。六龙之调,使我心若。”那驾驭六龙的日神,正是与天地同生而年寿无穷的。当人们虔诚祭祀日神之际,谁都怀着美好的希冀:倘若有幸得到日神的福佑,能够像他一样调御六龙以巡天,该有何等欢乐!这想法很离奇,可当年汉武帝就有过这种狂想。汉人应劭说:“武帝愿乘六龙,仙而升天,曰:‘吾所乐,独乘六龙。然御六龙得其调,使我心若。”闻一多以为,细审应劭之意,诗中之“若”当作“苦”(《乐府诗笺》)。那么,这四句表现的,就是一种乐中带苦、去留难舍的情思了。但总的来看,自以快乐为主。这四句一变前两句的长句句式,以轻快的四言句式,辅以回环相联的“辘轳格”(“独乐六龙。六龙之调”),抒写对“仙”去为神的向往之情,顿使诗中蓄积的烦愁之结为之一扫。然而,当人们翘首云天,盼望那曾带着黄帝仙去的“乘黄”降临的时候,“龙翼马身”的乘黄,却总是渺无踪影、不见下来。此歌结句“訾,黄(乘黄)其何不徕下”,正绝妙地抒写了人们盼而不遇的一片失望之情。还不止是失望,那“訾”的一声嗟叹,形象地显示出人们怨其“不徕下”的懊恼詈责之音。
前人评价《汉郊祀歌》“锻字刻酷,炼字神奇”(陈绎曾《诗谱》),似乎是赞语。拆穿来说,不过是“古奥艰深”的换一种说法而已。《郊祀歌》出自炫艰耀奇的司马相如等辈之手,文字极为艰奥。当年司马迁就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之叹(《史记·乐书》)。相比而言,《日出入》一首,却能脱尽诘屈之习,以接近口语的朴实文辞,表现人们的悠邈之思;而且思致奇崛(如“春非我春”数句),异想天开(如“独乐六龙”数句),诗情往复盘旋。将人寿有尽之慨,寓于宇宙无穷的深沉思考之中,使这首抒情诗,带有了耐人咀嚼的哲理意味。
这篇诗是《大雅》的首篇,歌颂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这指明此诗创作在西周初年,作者是周公。后世说《诗》,多从此说。余培林《诗经正诂》说:“观诗中文字,恳切叮咛,谆谆告戒,……故其说是也。至此诗之旨,四字可以尽之,曰:‘敬天法祖。’”此论可谓简明的当。
《诗经》中有多篇歌颂文王的诗,而序次以此篇为首,因为它的作者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代表人物、被颂扬为“圣人”的周公,诗的内容表达了重大的政治主题,对西周统治阶级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重要政治意义。
歌颂文王,是《雅》、《颂》的基本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文王是周人崇敬的祖先,伟大的民族英雄,周王国的缔造者。姬昌积五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僻处于西北的一个农业小国,逐渐发展为与殷商王朝抗衡的新兴强国,他奠定了新王朝的基础;他又是联合被侵略被压迫的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反抗殷商王朝暴虐统治的政治联盟的领袖;他组织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他生前已经完成对殷王朝的三面包围,完成了灭商的决战准备;他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以代天行道、反对暴政实行“仁德”为旗帜,适合当时各民族各阶级反对暴虐统治与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潮流,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他死后三年,武王继承他的遗志,运用他组织的力量,抬着他的木主伐商,一战成功,推翻了殷商奴隶主政权,建立了比较开明的周王朝。文王是当之无愧的周王国国父,对他的歌颂,自然成为许多诗篇的共同主题。每个时代都曾产生自己时代的颂歌,歌颂自己时代深受爱戴的政治领袖,歌颂为自己的民族、阶级、国家建立功业的英雄,歌颂文王的诗篇,就是在上述现实基础上理所当然的历史产物。
如同每个时代的颂歌都体现它们产生时的时代精神,文王颂歌也打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时代烙印。诗篇歌颂他是天之子,具有非凡的人格和智慧,是道德的楷模,天意的化身,赐予人民光明和幸福的恩主,是把他神圣化、偶像化了。
这篇诗与其他的文王颂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除了歌颂之外,作者还以深谋远虑、富有政治经验的政治家的识见,向时王和全宗族的既得利益者,提出敬天法祖、以殷为鉴的告戒,以求得周王朝的长治永安。
全诗七章,每章八句。第一章言文王得天命兴国,建立新王朝是天帝意旨;第二章言文王兴国福泽子孙宗亲,子孙百代得享福禄荣耀;第三章言王朝人才众多得以世代继承传统;第四章言因德行而承天命兴周代殷,天命所系,殷人臣服;第五章言天命无常,曾拥有天下的殷商贵族已成为服役者;第六章言以殷为鉴,敬天修德,才能天命不变,永保多福;第七章言效法文王的德行和勤勉,就可以得天福佑,长治久安。
很明显,贯穿全诗始终的是从殷商继承下来,又经过重大改造的天命论思想。天命论本来是殷商奴隶主的政治哲学,即“君权神授”,统治者的权力是天帝赐予的,奉行天的旨意实行在人间的统治,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天意,天意永远不会改变。周王朝推翻殷商的统治,也借用天命,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吸取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上天只选择有德的人来统治天下,统治者失德,便会被革去天命,而另以有德者来代替,文王就是以德而代殷兴周的。所以文王的子孙要以殷为鉴,敬畏上天,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永保天命。这是此诗的中心思想。
全诗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对文王功业和德行的歌颂,以事实为依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歌颂文王福泽百世,启发对文王恩德的感戴之情,弦外之音就是:如果没有文王创立的王朝,就没有今日和后世的荣显。作者又以殷商的亡国为鉴戒,殷商人口比原来的周国多得多,却因丧失民心而失败,再用殷贵族沦为周朝的服役者这一事实,引起警戒。全诗恳切叮咛,谆谆教导,有劝勉,有鼓励,有启发,有引导,理正情深,表现了老政治家对后生晚辈的苦口婆心。在文王颂歌中,这是思想深刻、艺术也较为成功的一篇。
全诗七章,章八句,五十六句中除三句五言外,均为四言,章句结构整齐。每章换韵,韵律和谐。最突出之处,是诗中成功地运用了连珠顶真的修辞技巧:前章与后章的词句相连锁,后章的起句承接前章的末句,或全句相重,或后半句相重,这样,语句蝉联,诗义贯串,宛如一体。这篇诗的蝉联,除了结构紧凑,还起换韵作用,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每四句承上语作转韵,委委属属,连成一片。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本此。”方玉润《诗经原始》还说:“曹诗只起落相承,此则中间换韵亦相承不断,诗格尤奇。”
陈亮在作词中善于用典使事,这使他的作品能在有限的篇幅里大大增加内容。他运用历史典故,不同于其他词作者,有其独特的方法,那就是不拘限于原来的历史故事,而是取其一个侧面,死事活用,以衬托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因此,读他的词,必须反复揣摩,才能领略其深刻的涵义。这首词就是这样。
词的上片主旨在于议论天下大事。首句“老去凭谁说”,写知音难觅,而年已老大,不惟壮志莫酬,甚至连找一个可以畅谈天下大事的同伴都不容易。词人借此一句,引出以下的全部思想和感慨。他先言世事颠倒变化,雪仇复土无望,令人痛愤;下片则重叙友谊,二人虽已老大,但从来都是志同道合的,今后还要互相鼓励,坚持共同主张,奋斗到底。
上片先借《庄子·知北游》中“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和《淮南子》所说的“冬日之葛”、“夏日之裘”来指说世事的不断反复变化,并且,越变越颠倒错乱,越变对国家越不利,人们日渐丧失了收复失地的希望。控诉了南宋朝廷的是非不分。朝廷数十年偏居江南,不图恢复,对人们心理有极大的麻痹作用。经历过“靖康之变”的老一辈先后谢世,后辈人却从“生发未燥”的婴孩时期就习惯于南北分立的现状,并视此为固然,他们势必早已形成了“无仇可雪”的错误认识,从而彻底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和战斗力。这才是令人忧虑的问题。上片最后四句,重申中原被占,版图半入于金之恨。词以“二十五弦”之瑟,兼寓分破与悲恨两重意思。《史记·封禅书》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一如圆月平分,使缺其半,同是一大恨事。末再以“胡妇弄,汉宫瑟”,承上“二十五弦”,补出“多少恨”的一个例证。汉、胡代指宋、金。而说汉宫瑟为胡妇所弄,又借以指说汴京破后礼器文物被金人掠取一空的悲剧。《宋史·钦宗本纪》记载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人掳徽、钦二帝及皇后、太子北归,宫中贵重器物图书并捆载以去,其中就有“大乐、教坊乐器”一项。只提“胡妇弄,汉宫瑟”,就具体可感而又即小见大地写出故都沦亡的悲痛,则“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愤慨自在其中,同时对南宋朝廷屡次向金人屈躬卑膝,恢复大业坐失良机的现实,也就有所揭露、鞭挞。读到这里,再回头去看“老去凭谁说”一句,益感词人一腔忧愤,满腹牢骚,都是由此而发的。
下片转入抒情。所抒之情正与上片所论之事相一致。词人深情地抒写了他与辛弃疾建立在改变南宋屈辱现实这一共同理想基础上的真挚友谊。过片一句“树犹如此堪重别”,典出《世说新语·言语》。东晋桓温北征时,见当年移种之柳已大十围,叹息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堪重别”即“岂堪重别”,陈、辛上饶一别,实成永诀,六年之后,即绍熙四年(1194年),陈亮就病逝了。虽然他当时无法预料这点,但相见之难,却在意料之中。这一句并非突如其来,而是上承“老去凭谁说”自然引出的。下句“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又正是对岂“堪重别”原因的解释,也与词首“老去”一句遥相呼应。这句正面肯定只有辛弃疾才是最能理解他的唯一知己。据辛词《虞美人》题下小序记,此次陈亮别后,弃疾曾追赶到鹭鹚林,因雪深路滑无法前进,才悻悻而归。“行矣置之无足问”一句,就是针对这件事宽慰这个远方友人的,也是回答对方情深意切的相思。句后缀以“谁换妍皮痴骨”,意为自己执着于抗金大业,尽管人们以“妍皮痴骨”相看待,终不想去改变它了。“妍皮痴骨”出自《晋书·慕容超载记》。谚云‘妍皮不裹痴骨’,妄语耳。”谚语原意本谓:仪表堂堂者,其内心必不愚蠢。姚兴以为慕容超虽貌似聪隽,而实则胸无智略,便说谚语并不正确,对慕容超的行动也不限制。词人借此来说明,即使世人都说他们是“妍皮裹痴骨”,遭到误解和鄙视,他们的志向也永不会变。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友情乃愈可贵,所以就自然地发而为“但莫使伯牙弦绝”的祝愿,将两人的友情跟抗金的共同志向联系到一起,使这种感情升华到圣洁的地步。然后,话题一转,写出“九转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寻常铁”。以“九转丹砂”与辛弃疾共勉,希望能经得起锻炼,使“寻常铁”炼成“精金”,为国家干一番事业。这两句至理名言,实际说的还是救国之道。
全文中词人“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的精神十分令人感动。其中,词人信手拈来历代相传的炼丹术中所谓经过九转炼成的丹砂可以点铁成金的说法,表达出尽管寻常的铁也要炼成精金的恒心,比喻只要坚定信心,永不松懈,抓住一切时机,则救国大业必能成功。最后,再借龙虎丹炼成而迸裂出鼎之状,以“龙共虎,应声裂”这铿锵有力的六个字,刻画胜利时刻必将到来的不可阻止之势。至此,全词方戛然而止。这最后几句乃是作者与其友人的共勉之辞,也是他们的共同心愿。
西塞山在湖北大冶县东九十里,又名道士洑矶。此山与黄石山相连,基压江潮,可镇控长江天险,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刘禹锡著名的《西塞山怀古》,即在此地发思古之幽情,咏千古兴亡之事。
开头两句,把西塞山描绘得十分雄伟。西塞山连绵起伏,山峦攒聚,远望若波涛奔驰之状,山势如同从千里之外奔凑而来。读了此句诗,使我们联想到岑参的诗句: “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势从千里奔”句中的“奔”字,把山势写得雄伟、奔放、飞动。西塞山基压江潮,面临长江,它那千里奔腾之势,入长江则戛然而止,“直入江中断”的“断”字下得干净利落。这两句诗是咏西塞山的名句。《古今地名大辞典》的“西塞山”条即引录了韦应物的这两句诗。
“岚横秋塞雄”句,“岚”指山中的雾气,时至秋日,雾气横绕西塞山,气象氤氲,更增加了西塞山的雄伟。“横”字加强了山岚的凝重之气,“秋”字点出时令。
“地束惊流满”句,写出了西塞山下江水的浩荡和湍急。“束”即束阨,指群山相聚而形成的要隘,用“地束”二字写西塞山的隘口十分恰切。秋天本来是大水襄陵的季节,西塞山附近因江面变窄,形成一个隘口,江水至此好像受到约束,来势凶猛,水流湍急,奔腾咆哮。“惊流满”的“惊”字,写出了长江的水势。
此诗仅四句二十字,但把西塞山的雄姿、地势特点和山下的江水写得很有气势,很有特色,堪称 一首优秀的山水诗。
全诗采用五七言杂用的短古形式。前四句五言叙写自己从长安来驱马邯郸道上的经历和丛台访古的见闻感受。纯用简笔叙事抒情,即使是丛台怀古这样一个可以写一首长篇七古的题目,也只用“伤心丛台下,一带生蔓草”二语轻轻带过。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题为“邯郸客舍歌”,前四句主要是用来交代行程,引出“邯郸客舍”,笔墨不宜在丛台怀古上黏滞;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在此之前已写过一篇《登古邺城》的登临怀古诗,此处再写丛台访古,意蕴、笔法均易重复。
后六句改用七言句式,押韵也由前四句之押去声转为平声韵,显示出所写内容、意蕴的转换。五、六句先写客舍所在:门临漳水,水边垂柳挂丝,下系渔船。寥寥二语,信笔点染,风光如画。而这钓鱼船所钓的鱼又正是乡间旅舍现成的下酒佳肴。从而自然过渡到下句的“沽酒”,衔接自然,有神无迹。
七、八句正面写客舍主人——“邯郸女儿”,却不对她的容貌装束风姿作任何具体描绘,而是别出心裁地选取了一个“夸数钱”的镜头。这位年轻的女店主,一边卖酒,一边在面对客人挑亮灯盏,在灯下数着酒钱。“夸”字或谓是“大”的意思,恐非。夸即夸耀、夸示,“夸”字要和“对客”联系起来品味。这位邯郸女儿生长于客舍,见惯邯郸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客商,有少女的天真无邪,却无半点少女的羞怯,她对自己的经营颇为自豪,竟面对着陌生的旅客在夸耀式地大声数钱,展示自己的业绩。“数钱”的字面也许跟“河间姹女工数钱”有些关系,但“对客挑灯夸数钱”这个细节绝对是来自亲历的生活体验。这幅素描,将“邯郸少女”的神情姿态、口吻性情描绘得生动、逼真而传神,而且把中世纪路边客舍之夜的气氛也渲染得极富情趣,较之前两句纯写客舍景物显得更富生趣。
在这种气氛熏染下,生性好奇而浪漫的诗人不禁为之心醉。于是而沽酒买醉,痛饮狂歌,喝到尽兴时酩酊大醉,于一曲狂歌声中颓然眠卧于酒垆边。这时一轮明月,正挂中天。这两句写身为客子的诗人身心俱醉的快感,写得情景交融,畅快淋漓,具有浪漫色彩。
丛台荒芜,表明历史的无情,难免伤心;邯郸姑娘的大方爽直,尚保存一点燕赵儿女的豪爽之气,又留恋不已。这几种复杂的感受,诗人一时难以融和,只好接着酒力去消解,于是就有“一曲狂歌垆上眠”的举动,由此也就使这首诗带有浓郁的浪漫色彩。诗的前后两段,一写邯郸访古,一写客舍夜饮,一简一繁,适成鲜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