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诗用的是苏武和田横的故事。苏武是汉武帝派到匈奴去的使者,被匈奴扣留。在匈奴期间受尽折磨,但坚贞不屈,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于是匈奴就把苏武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一带,让他去牧羊。田横是齐国君主田氏族人,与从兄田儋、兄田荣一起反秦。后来,韩信破齐,田横自立为齐王,归附彭越。彭越归汉后,田横就率领其宾客和部属伍佰人逃至海岛。后来刘邦先许以封侯安抚田横,未成,就威逼田横归汉。田横从大局出发,同意去洛阳议事,至洛阳附近三十里处自刎,以头献刘邦,刘邦以王礼葬田横。苏武后来归汉了,而李白什么时候能够回归长安呢?这是诗人所困惑的。当时,唐朝的守城将士战死的战死,投降的投降。李白像当年被困匈奴的苏武、被困海岛的田横一样,也被困在沦陷区内。他与妻子不得不换上胡人的衣装,趁着茫茫的月色,冒着生命危险奔赴长安。他奔走的方向与众多逃亡人的方向恰恰相反。诗人以苏武、田横自况,表现其不屈的气节。
第二首诗这里化用了崔骃(字亭伯)和李陵的故事。崔骃为幽州从事时,谏刺史不要与燕刺王通,后来刺王失败了,崔骃被提拔为侍御史。后来窦太后临朝,他与窦宪不合,被窦宪排挤,让他“出为长岑长”,他认为太远了,就不去就任。这就是李白所说的“亭伯去安在”。李陵是汉将,与匈奴战,失败了,投降匈奴。李白写这两个人的故事,反映了李白内心的复杂性。亭伯是逃避的,李陵是投降的。李白是想逃避呢,还是想投降?只能留给人们去思考。李白这次奔走的目的地是长安。虽然自己所面临的情势万分危急,但李白依然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到达长安,觐见玄宗,献上自己的灭敌大计。但是,还没等李白到达长安,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急剧的转变。李白在路上也不得不换上胡衣,这正说明了当时形势的严峻。
第三首诗用的是鲁仲连的故事。鲁仲连,亦称鲁连,战国时名士,多谋略,善言辩。赵孝王九年(前257年),秦军围困赵国国都邯郸。迫于压力,魏王派使臣劝赵王尊秦为帝,赵王犹豫不决。鲁仲连以利害说赵、魏两国联合抗秦。两国接受其主张,秦军以此撤军。20余年后,燕将攻占并据守齐国的聊城。齐派田单收复聊城却久攻不下,双方损兵折将,死伤严重。鲁仲连闻之赶来,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书信,射入城中,燕将读后,忧虑、惧怕,遂拔剑自刎,于是齐军轻而易举攻下聊城。赵、齐诸国大臣皆欲奏上为其封官嘉赏。他都一一推辞,退而隐居。李白将自己比作鲁仲连,认为自己尚有救国良策,希望能够为玄宗所用。鲁仲连能够成就功业而隐居,而李白呢?他始终认为自己的才华和谋略不能被采用而心中忿忿。
第四首诗用的是申包胥的典故。从这首诗来看,李白的立足点在函谷关内(西)。诗的意思是,函谷关以东的地区都被安史乱军占领,所以洛阳之水、嵩山如同边疆的易水、燕山。自己本想效法申包胥痛哭秦庭,劝说玄宗抗击叛军,可是此时函谷关以东尽为敌军所得,形势万分危急。李白不得不从华山经商洛大道转道江南,又经溧阳、杭州、金陵,隐居庐山屏风叠,静观形势的变化。从诗中可以看出李白之所以跟从永王,是因为想效法申包胥恸哭乞师,以救国家之难。
第五首诗主要抒发诗人在奔亡途中的迷茫情绪。前半部分重在描写途中所见的景物,其景语都是情语。茫茫湖水、青青芦叶都可以看作是诗人愁绪的反映。夕阳就要落入大江对岸的西边了,而诗人的归心还不知在何处,其愁绪不言自明。后半部分进一步抒发愁情。歇马在春草迷离的路边,可见在战乱中不知往哪儿走,诗人心中非常迷茫。而在这个时候又听到了子规鸟的连声啼叫,在几近亡国的危局中又听到这样凄惨的叫声,真有点雪上加霜的感觉,无疑更是加深了诗人的愁情。
这五首诗是后人研究“安史之乱”爆发前后李白行踪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在这些诗中,李白先后引用涉及苏武、田横、崔骃、李陵、鲁仲连等很多历史人物的典故,诉说自己所看到的一幕幕战争场景,表达了自己遭逢国家变乱之时的思想情感。
《采薇》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历代注者关于它的写作年代说法不一。但据它的内容和其它历史记载的考订大约是周宣王时代的作品的可能性大些。周代北方的猃狁(即后来的匈奴)已十分强悍,经常入侵中原,给当时北方人民生活带来不少灾难。历史上有不少周天子派兵戍守边外和命将士出兵打败猃狁的记载。从《采薇》的内容看,当是将士戍役劳还时之作。诗中唱出从军将士的艰辛生活和思归的情怀。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让那一股缠绵的、深邃的、飘忽的情思,从风景画面中自然流出,含蓄深永,味之无尽。
这四句诗被后人誉为《诗经》中最好的句子。这是写景记时,更是抒情伤怀。这几句诗句里有着悲欣交集的故事,也仿佛是个人生命的寓言。是谁曾经在那个春光烂漫的春天里,在杨柳依依中送别我?而当我在大雪飘飞的时候经历九死一生返回的时候,还有谁在等我?是《木兰辞》里亲人欢迎的盛况,还是《十五从军征》里荒草萋萋的情景?别离时的春光,回归时的大雪,季节在变换,时光在流逝,我们离去,我们归来,而在来来去去里,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呢?没有答案,只有漫天的飞雪中一个被沉重的相思和焦虑烧灼的又饥又渴的征人孤独的身影,步履蹒跚地,战战兢兢地走向他不知道的未来。
诗写得曲折,理析得透彻。短短的二十八个字中,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精妙的生命辨证。 南宋诗人姜夔在总结前人诗歌创作经验时,用四个高妙来说明优秀作品:“(1)碍而实通曰理高妙;(2)事出意外曰意高妙;(3)写出幽微,如深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彩,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杜荀鹤的《泾溪》诗正是理高妙的杰作。从表面看,诗的事理是碍而不通的。因为行舟水上,遇险不倾,平流却覆,似乎不合常理。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不通的现象中,潜藏着大通的本质。因为舟是人驾的,舟的载沉,不取决于路的平险,而决定于人的状况。溪险石危时,人人警惕,,自然安如泰山;平流无石处,容易懈怠,往往舟覆人亡。这,正是杜荀鹤《泾溪》诗析理的高妙之处。
推而广之,杜荀鹤在这里绝不仅仅说明行船的道理,他也在比拟人事的成败。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中说:“诗穷而后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叙》中列举了文王、孔子、左丘明、屈原、韩非五人遭遇困厄,发愤著书,终成大器的故事。其中的道理,与《泾溪》诗是完全一致的。《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有一句名言:“生于忧患,亡于安乐。”句中的“忧患”正如泾溪的“险”;句中的“安乐”正如泾溪的“平”;句中的“兴”、“亡”正如泾溪的“不闻倾覆”与“沉沦”——水性与人性在此又一次严密吻合。 究其载沉原因,比拟人事成败,有以下四个方面:
(1)懈怠。《吴越春秋》载:吴王夫差兴于忧患之时,励精图治,打败了越王勾践。后来,昧于安乐,怠于治国,最终被越所灭。这个故事正好反映了兢慎则成,懈怠则败的教训。韩国著名围棋国手曹熏铉对其天才弟子李昌镐进行评价时断言:最容易毁掉弟子前程的是自我管理失败(即盛名之下的懈怠)。结果,李昌镐事事兢慎,如日方中。倒是李昌镐的对手,怠于人事的聂卫平棋圣毁掉了自己的大好河山。这,又是泾溪诗意的精确注解。
(2)麻痹。众所周知,危险的局面使人警惕,平顺的局面促人大意。而失败的毒素,往往存在于大意之中。陈寿《三国志》记载:蜀汉大将关羽统兵伐魏,围困樊城,水淹七军,兵锋所指,无不望风披靡。于是,关羽骄傲起来,放松了对其后路东吴的戒备。结果,吴将吕蒙袭夺荆州,关羽败走麦城,身首异处。这说明了大意与麻痹的危害。需知世上无顺事,事顺则藏险。如果居安不虑危,当然是取败之道。明乎此,也就能洞悉太平洋战争中,美国珍珠港内不可一世的太平洋舰队覆灭的奥秘了。
(3)固步自封。有一位老人说过:“如果和平与繁使人不思进取,固步自封,那么,真正的危险就在其中孕育。”甲午战争,泱泱中华大国竟然被弹丸的日本击败。原因很简单,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国力蒸蒸日上;中华自恃地大物博,完全无所作为。两相比较,胜负的天平自然倾斜。同理,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挡不住精勇骠悍的纳粹雄兵;万里长城巨大屏障,挡不住北方草原的强大铁骑;中原汉人的太平梦想,常常被游牧民族搅得满目疮痍。安于现状、固步自封的危险,于此可见。
(4)分裂。小说《三国演义》中有这样的故事:曹操打败了袁绍的主力,袁绍病死了。他的儿子和女婿精诚团结,退据北方。曹操急攻不下,便采用了谋士郭嘉的建议,引兵撤退。危险暂时消失了,曾经并肩战斗的袁家子弟们开始了争权夺利。他们自相残杀起来,结果是两败俱伤。曹军顺势北进,彻底消灭了袁家的残余势力,统一了祖国北方。这个故事深刻地揭示了安乐对人性的毒化作用。危险消失了,人心也就散了,曾经有过的齐心协力、共度时艰的局面不复存在。试想同舟不共济,南辕却北辙,能不遭受灭顶之灾吗?
以上四点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是,已经具有触目惊心的巨大震撼力。在杜荀鹤《泾溪》诗中,过往船只的倾覆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绝对和平流中的舟人失去兢慎有关。万事成功都得缘于进取,大凡失败莫不是堕志。水如此,人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谁也不能例外。
今天,我们的国家渐渐强盛,国民的生活渐渐富足,忧患的日子渐渐远去。但是,歌舞升平的表象里下面,却汹涌着极其险恶的暗流。东有美日,北有强俄,内有台岛,政经隐忧……当此希望与忧患并生的时刻,我们重读《泾溪》诗,其现实的意义不容低估。它能使我们洞察和平背后潜藏的危险,重温“兴于忧患,亡于安乐。”的古训,理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凝聚民族复兴的伟岸张力。帮助我们寻找正视挑战,长治久安的治国良策。
这,正是水性与人性的实质,也是杜荀鹤《泾溪》诗的真正价值。寓含的哲理:告诫人们要居安思危,处盈虑亏,枕戈待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