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创作于诗人暮年时期,当时作者的妻子早已撒手人寰,他不仅没有续弦,而且逐渐看淡仕途和名利。诗人有一次游访隋朝旧址,看见昔日繁华的宫阙,早已变成断壁残垣;一派触目惊心的荒芜氛围,也取代了过往的热闹景象。义山感触不已,于是写下了这首传世篇章。
关于隋宫,李商隐曾做过深入研究,他在早期作品《隋宫》中就抒写了他的观点和态度,既揭示了隋炀帝穷奢极欲的生活,又抒写了他对大唐帝国每况愈下的担忧。此次诗人故地重游,又有了更多的感慨。
开篇并未直接写守岁活动,而是首先描写大年初一的情形。隋炀帝亲自率领文武官员,前往东郊迎接木帝;而皇宫中新梅绽放,妃嫔宫女们都在开心地欣赏梅花,也暗示着春天的脚步近了,天气也将逐渐变暖。木帝,指传说中的主管春天的神仙。
颔联采用倒叙手法,继续深入描写宫中享乐的场景,也展现出人们通宵守岁的情形。宫廷里用珍贵的沉香木点燃篝火,又采用甲胶助燃,不仅照如白昼,而且香气四溢。 隋朝时宫廷守岁的活动形式多样,不仅有精彩的歌舞演出,而且还有跳猴、耍球等民间表演,皇宫里充满了欢乐与祥和的气氛。“玉液琼苏”,则代表极其稀有的美酒。为了庆祝佳节,天子拿出珍藏已久的纯酿,与众多嫔妃们觥筹交错。除此之外,还有饺子、年糕、水果,甚至海鲜等美味佳肴。
颈联转而抒写壮观的夜景,巨大的露盘承接天上的甘露,远远望去,简直让人怀疑是高空中升起的明月;乐队敲击着坚实耐用的鼍皮鼓,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乍一听去,还以为是从云天里发出的一声惊雷。 李商隐并非生活在隋朝,他不可能耳闻目睹隋宫里守岁的场景,即使查阅资料,也不一定详实可靠。诗歌是一种文学形式,不必照搬现实,很多场景应该是融入了作者的想象,所以读者也无须寻根求源。
结尾抒写作者的议论,南朝齐国的帝王萧宝卷昏庸无能,又恰逢社稷处于困境。他不去想方设法重振朝纲、开疆拓土,却每天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甚至还用黄金浇筑了一个莲花座,让自己心仪的美人在上面凌波微步。
作者借用这个故事,表达出对杨广奢靡生活的批判,更蕴含深意。诗人身处动荡时代,又是命运多舛,不过这些苦难经历没有让他逃避现实,反而对大唐王朝的前途充满了担忧。全诗虚实结合、想象丰富,更显技法高妙、景象壮观,不愧为七律中的佳篇!
这首诗创作于诗人暮年时期,当时作者的妻子早已撒手人寰,他不仅没有续弦,而且逐渐看淡仕途和名利。诗人有一次游访隋朝旧址,看见昔日繁华的宫阙,早已变成断壁残垣;一派触目惊心的荒芜氛围,也取代了过往的热闹景象。义山感触不已,于是写下了这首传世篇章。
关于隋宫,李商隐曾做过深入研究,他在早期作品《隋宫》中就抒写了他的观点和态度,既揭示了隋炀帝穷奢极欲的生活,又抒写了他对大唐帝国每况愈下的担忧。此次诗人故地重游,又有了更多的感慨。
开篇并未直接写守岁活动,而是首先描写大年初一的情形。隋炀帝亲自率领文武官员,前往东郊迎接木帝;而皇宫中新梅绽放,妃嫔宫女们都在开心地欣赏梅花,也暗示着春天的脚步近了,天气也将逐渐变暖。木帝,指传说中的主管春天的神仙。
颔联采用倒叙手法,继续深入描写宫中享乐的场景,也展现出人们通宵守岁的情形。宫廷里用珍贵的沉香木点燃篝火,又采用甲胶助燃,不仅照如白昼,而且香气四溢。 隋朝时宫廷守岁的活动形式多样,不仅有精彩的歌舞演出,而且还有跳猴、耍球等民间表演,皇宫里充满了欢乐与祥和的气氛。“玉液琼苏”,则代表极其稀有的美酒。为了庆祝佳节,天子拿出珍藏已久的纯酿,与众多嫔妃们觥筹交错。除此之外,还有饺子、年糕、水果,甚至海鲜等美味佳肴。
颈联转而抒写壮观的夜景,巨大的露盘承接天上的甘露,远远望去,简直让人怀疑是高空中升起的明月;乐队敲击着坚实耐用的鼍皮鼓,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乍一听去,还以为是从云天里发出的一声惊雷。 李商隐并非生活在隋朝,他不可能耳闻目睹隋宫里守岁的场景,即使查阅资料,也不一定详实可靠。诗歌是一种文学形式,不必照搬现实,很多场景应该是融入了作者的想象,所以读者也无须寻根求源。
结尾抒写作者的议论,南朝齐国的帝王萧宝卷昏庸无能,又恰逢社稷处于困境。他不去想方设法重振朝纲、开疆拓土,却每天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甚至还用黄金浇筑了一个莲花座,让自己心仪的美人在上面凌波微步。
作者借用这个故事,表达出对杨广奢靡生活的批判,更蕴含深意。诗人身处动荡时代,又是命运多舛,不过这些苦难经历没有让他逃避现实,反而对大唐王朝的前途充满了担忧。全诗虚实结合、想象丰富,更显技法高妙、景象壮观,不愧为七律中的佳篇!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陆游的诗歌继承了屈原以来诗人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立足于时代。《读书》虽以读书为题材,但诗人的眼光早已离开书斋这个狭小的空间,他将目光投向于整个人民,所以他所有的读书诗包括《读书》,仍然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仍然流露着对生命的感慨,仍然是活色生香,精力充沛,是文学意味十分浓厚的好诗。同时他的读书诗既有现实主义的精神,使他的诗内容充实,热情横溢,显得既沉郁悲壮,又恢宏雄放。从平凡细微当中觅得诗情,写成活泼生动的好诗,一切都取决于诗人是否有灵心慧性。
“归志宁无五亩园,读书本意在元元。”这两句直抒胸臆,说自己读书是为了平民百姓,前两句不重情节画面,而是把事实压缩在极其精炼的诗句内,着重抒写自己的主观感受,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强烈的抒情性。一个“宁无”把诗人内心深处对黎民百姓的牵挂表达的淋漓尽致。也显示诗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情操。在封建时代,能提出“读书本意在元元”,把读书看做是为百姓而读,展现了诗人的可贵。
“灯前目力虽非昔,犹课蝇头二万言。”这两句是写实,具有二个特点:一是细节的真实性,灯下读书,眼神已大不如从前了。写这首诗时,诗人已是五十三岁,视力减退。透过诗句,诗人灯下读书的形象出现在眼前。二是具体描写方式的客观性,一盏青灯为何出现在陆游的诗中,因为是其读书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件物体,故而成了其读书诗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意象。作者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客观,具体的描写,从作品的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体现出作者的忠于人民思想倾向和爱憎感情,尽管明白如话,浅显平淡,但却浅中有深,平中有奇。把诗人在孤灯之下,老眼昏花地阅读蝇头小字的场景,维妙维肖地刻划出来。既是对生活描写,更是对后人告诫,寓意深远。
这首《读书》七绝,如同诗人的学习体会,既反映了诗人在年老时仍坚持苦学的情况,又表明了他学习是为平民百姓而并无他求的可贵精神。诗言志,诗歌是诗人对人生的歌咏,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关于诗歌内容的基本要求。从这个角度出发,凡是属于人生的各类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诗人取材的范围,不应有什么事先划定的禁区 。对于主要身份是士人的陆游来说,其生活内容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在书斋里度过的,读书正是他人生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当他要想写诗歌咏其生活内容,表示其人生感慨时,读书便理所当然成为不可或缺的题材。
诗一、二两句,切“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经过象县的时候作诗寄给作者)”;三、四两句,切“酬(作诗酬答)”。“碧玉流”指流经柳州和象县的柳江。
作者称曹侍御为“骚人”,并且用“碧玉流”、“木兰舟”这样美好的环境来烘托他。环境如此优美,如此清幽,“骚人”本可以一面赶他的路,一面看山看水,悦性怡情;此时却“遥驻”木兰舟于“碧玉流”之上,怀念起“万死投荒”、贬谪柳州的友人来,“遥驻”而不能过访,望“碧玉流”而兴叹,只有作诗代柬,表达他的无限深情。
“春风无限潇湘意”一句,的确会使读者感到“无限意”,但究竟是什么“意”,却迷离朦胧,说不具体。这正是一部分优美的小诗所常有的艺术特点,也正是“神韵”派诗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然而这也并不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如果细玩全诗,其主要之点,还是可以说清的。“潇湘”一带,乃是屈子行吟之地。作者就把曹侍御称为“骚人”。把“潇湘”和“骚人”联系起来,那“无限意”就有了着落。此其一。更重要的是,结句中的“欲采苹花”,是汲取了南朝柳恽《江南曲》的诗意。《江南曲》全文是这样的:“汀洲采白苹,日暖江南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花复应晚。不道新知乐,只言行路远。”由此可见,“春风无限潇湘意”,主要就是怀念故人之意。此其二。而这两点,又是像水和乳那样融合一起的。
“春风无限潇湘意”作为绝句的第三句,又妙在似承似转,亦承亦转。也就是说,它主要表现作者怀念“骚人”之情,但也包含“骚人”寄诗中所表达的怀念作者之意。春风和暖,潇湘两岸,芳草丛生,苹花盛开,朋友们能够于此时相见,应是极好,然而却办不到。无限相思而不能相见,就想到采苹花以赠故人。然而,不要说相见没有自由,就是欲采苹花相赠,也没有自由。
这首诗语言简练,写景如画。诗人用“碧玉”作“流”的定语,十分新颖,不仅准确地表现出柳江的色调和质感,而且连那微波不兴、一平似镜的江面也展现在读者面前。这和下面的“遥驻”、“春风”十分协调,自有一种艺术的和谐美。
从全篇看,特别是从结句看,其主要特点是比兴并用,虚实相生,能够唤起读者的许多联想。但结合作者被贬谪的原因、经过和被贬以后继续遭受诽谤、打击,动辄得咎的处境,它有言外之意,则是不成问题的。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