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通过清明节没人祭扫荒坟的一个生活面,写出经过元末大战乱后,农村萧条凋敝的情景。此诗前两句写陈秀才还乡的情景,之后诗人自己也免不了悲从中来;后两句想象清明节墓地上的情景,反映了元末战乱后的萧条景象,表现了诗人对战争的厌恶和对统治者的不满。全诗由此及彼,由个别到一般,意境渐宽,感人至深。
“满衣血泪与尘埃,乱后还乡亦可哀。”两句写此时此地,写诗人送陈秀才“还乡”之景。“满衣血泪与尘埃”表现了陈秀才本人的形象,陈秀才劫后余生,还乡时的形象,很是悲哀。“乱后还乡”点题,交待了时间背景,继而引出后两句。
“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两句写彼时彼地,是诗人想象清明节广大农村墓地上的情景。乱后家乡,百姓家破人亡,没有后辈到尊长的墓前来祭扫家乡,已经满目荒凉。这两句反映出战乱后萧条破败的乡村景象,表达了诗人对战争的厌恶和对统治者的不满。
这首诗写战乱后,人生悲伤,农村荒凉之场景,感叹了元末大战“乱后”广大百姓家破人亡的惨象,诗笔由近及远,由个别及一般,意境由浅入深,由窄变阔。全诗表现了诗人同情民生疾苦的心境。诗笔由近及远,由个别及一般,意境由浅入深,由窄变阔,感人至深。
公元405年(东晋安帝义熙元年),陶渊明在江西彭泽做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声称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挂印回家。从此结束了时隐时仕、身不由己的生活,终老田园。归来后,作《归园田居》诗一组,共五首,描绘田园风光的美好与农村生活的淳朴可爱 ,抒发归隐后愉悦的心情。这是第一首。主要是以追悔开始,以庆幸结束,追悔自己“误落尘网”、“久在樊笼”的压抑与痛苦,庆幸自己终“归园田”、复“返自然”的惬意与欢欣,真切表达了诗人对污浊官场的厌恶,对山林隐居生活的无限向往与怡然陶醉。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所谓“适俗韵”无非是逢迎世俗、周旋应酬、钻营取巧的那种情态、那种本领,这是诗人从来就未曾学会的东西。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其本性与淳朴的乡村、宁静的自然,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共通之处,所以“爱丘山”。前二句表露了作者清高孤傲、与世不合的性格,看破官场后,执意离开,对官场黑暗的不满和绝望。为全诗定下一个基调,同时又是一个伏笔,它是诗人进入官场却终于辞官归田的根本原因。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尘网:尘世的罗网。“三十年”应该是“十三年”,他从开始作江州祭酒,到辞去彭泽县令,前后一共十三年。所以“一去三十年”是“一去十三年”的夸词。这两句是说,自己不得已出去做官,一去就是十三年。
起首四句,先说个性与既往人生道路的冲突。“适俗韵”无非是指逢迎世俗、周旋应酬、钻营取巧的那种情态、那种本领吧,这是诗人从来就未曾学会的东西。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其本性与淳朴的乡村、宁静的自然,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共同之处,所以“爱丘山”。前两句表现了作者清高孤傲、与世不合的性格,为全诗定下了一个基调,同时又是一个伏笔,它是诗人进入官场却终于辞官归田的根本原因。但是人生常不得已,作为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步入仕途乃是通常的选择;作为一个熟读儒家经书,欲在社会中寻求成功的知识分子,也必须进入社会的权力组织;便是为了供养家小、维持较舒适的日常生活,也需要做官。所以不能不违背自己的本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起来,那是误入歧途,误入了束缚人性而又肮脏无聊的世俗之网。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羁鸟:被束缚的鸟。池鱼:水池里养的鱼。故渊:指鱼儿原先生活的水潭。这两句是说,关在笼中的鸟儿依恋居住过的山林,养在池中的鱼儿思念生活过的深潭。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际:间。拙:笨拙。自谦之词,与世俗的机巧相对而言。这两句是说,到南边的原野里去开荒,依着愚拙的心性回家耕种田园。
这四句是两种生活之间的过渡,前两句集中描写做官时的心情,从上文转接下来,语气顺畅,毫无阻隔。因为连用两个相似的比喻,又是对仗的句式,便强化了厌倦旧生活,向往新生活的情绪;再从这里转接下文,就显得自然妥帖,丝毫不着痕迹了。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是简笔的勾勒,以此显出主人生活的简朴。但虽无雕梁画栋之堂皇宏丽,却有榆树柳树的绿荫笼罩于屋后,桃花李花竞艳于堂前,素淡与绚丽交掩成趣。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暧暧,是模糊不清的样子,村落相隔很远,所以显得模糊,就像国画家画远景时,往往也是淡淡勾上几笔水墨一样。依依,形容炊烟轻柔而缓慢地向上飘升。这两句所描写的景致,给人以平静安详的感觉,好像这世界不受任何力量的干扰。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一下子将这幅美好的田园画活起来了。这二句套用汉乐府《鸡鸣》“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而稍加变化。但诗人绝无用典炫博的意思,不过是信手拈来。他不写虫吟鸟唱,却写了极为平常的鸡鸣狗吠,因为这鸡犬之声相闻,才最富有农村环境的特征,和整个画面也最为和谐统一。隐隐之中,是否也渗透了《老子》所谓“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观念,那也难说。单从诗境本身来看,这二笔是不可缺少的。它恰当地表现出农村的生活气息,又丝毫不破坏那一片和平的意境,没有喧嚣和烦躁之感。以此比较王籍的名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那种为人传诵的所谓“以动写静”的笔法,未免太强调、太吃力。
这八句是写归隐之后的生活,好像诗人带着我们在他的田园里参观一番,他指东道西地向我们一一介绍:田亩、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狗吠、鸡鸣。这些平平常常的景物,一经诗人点化,都添了无穷的情趣。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尘杂是指尘俗杂事,虚室就是静室。既是做官,总不免有许多自己不愿干的蠢事,许多无聊应酬吧。如今可是全都摆脱了,在虚静的居所里生活得很悠闲。不过,最令作者愉快的,倒不在这悠闲,而在于从此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又是指顺适本性、无所扭曲的生活。这两句再次同开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相呼应,同时又是点题之笔,揭示出《归园田居》的主旨。但这一呼应与点题,丝毫不觉勉强。全诗从对官场生活的强烈厌倦,写到田园风光的美好动人,新生活的愉快,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这样的结尾,既是用笔精细,又是顺理成章。
这首诗最突出的是写景———描写园田风光运用白描手法远近景相交,有声有色;其次,诗中多处运用对偶句,如:“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还有对比手法的运用,将“尘网”“樊笼”与“园田居”对比,从而突出诗人对官场的厌恶、对自然的热爱;再有语言明白清新,几如白话,质朴无华。这首诗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意境,诗的语言完全为呈现这意境服务,不求表面的好看,于是诗便显得自然。总之,这是经过艺术追求、艺术努力而达到的自然。
《周颂·维天之命》是《诗经·周颂》的第二篇,无韵,篇幅不长,充满了恭敬之意、颂扬之辞。
此诗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每四句为一部分。前一部分说文王上应天命,品德纯美;后一部分说文王德业泽被后代,后代当遵其遗教,发扬光大。前后两部分在结构上有所不同。前一部分有一个逆挽,也就是说,今传文句将原该是“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纯,於乎不显”的平行结构在句子的排列组合上作了小小的变化。语义丝毫未变,但效果却很不一样,两个“於”字的叠合,更显出叹美庄敬之意。而后一部分没有用感叹词,作者便任句式按正常逻辑排列,平铺直叙,波澜不惊,在唱出重音——赞颂文王——之后,以轻声顺势自然收束,表示出顺应文王之遗教便是对文王最好的告慰,这样一种真心诚意的对天祈愿与自我告诫。全诗犹如两段歌词,结尾处以咏叹作副歌。这种形式,在当代歌曲中,也还是很常见的。
从诗的句式看,此诗中第四句“文王之德之纯”与第七句“骏惠我文王”完全可以压缩成“文王德纯”“骏惠文王”这样的句式,如此则八句均为四言,整齐划一。《周颂》中不是没有这样纯用四言句的诗章,如《周颂·臣工》《周颂·噫嘻》等即是。因为《周颂》中多无韵之诗,可能会有人将这种句式参差与匀整的不同与有无韵脚联系起来,以为有韵之诗句式以匀整为尚,无韵之诗句式以参差为尚。这种看法未免太绝对,上举《周颂·臣工》《周颂·噫嘻》等无韵(江永《古韵标准》谓《周颂·臣工》“韵不分明”,语尚含糊)之诗也是齐言句式,就很难以此解释之。《颂》诗的句式参差与否,除了语言表达上的需要外,可能更多的是合乐的需要。据郑觐文《中国音乐史》说:“《颂》律与《雅》律之配置不同,《雅》为周旋律,《颂》为交旋律。”而阮元《释颂》强调《颂》之舞容而谓其全为舞诗。据此,则《颂》诗的音乐大约因切合舞蹈的需要而旋律变化多一些,句式参差与匀整正反映出其旋律的差异。
至于说此诗的内容,实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颂扬文王德配上天,对其美德顶礼膜拜,正是周公摄政制礼,确定祭祀文王的规格仪轨之后,创作祭舞祭歌的必然主题。此诗言词古直,情意朴素,并不像后世的祭祀歌辞那样有矫揉造作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