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行路难·其六》 鉴赏
这首诗也是反映的仕途失意与坎坷。和《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相比,表现形式上纯用赋体,抒述情怀似亦更为直切。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
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堪称第一位田园诗人。他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是诗人用田园风光和怀古遐想所编织成的一幅图画。诗分两首,表现则是同一题材和思想旨趣。
第一首以“在昔闻南亩”起句,叙述了劳动经过,描绘了自然界的美景,缅怀古圣先贤,赞颂他们躬耕田亩、洁身自守的高风亮节。他早就听说过南亩,只恨自己没有尽早赶来,过这俯身躬耕的日子。这里他提到《论语》里“屡空”的颜回。陶渊明不怕贫穷。这正是他用以反抗世俗的安贫乐道。他喜欢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他从村落清新的晨曦里一路走出来,架好车马,下地干活,他的胸中饱胀着自然的情怀。鸟声婉转,风中送来弥漫的花草清香,凉爽,和善,绝不寒冷。田地上的白雪潮水般褪去,荒草覆盖了冬后大地的无数小径。这偏远的、人迹罕至的地方叫人惊喜。他可以在这里找到自由。不需要繁华、光荣和热烈的事物,以及任何一个多余的人。他甚至觉得,汲汲于功名的人类是可笑的。他理解了植杖翁的遁世选择。陶渊明觉得隐居的道理应该为人生的通识感到惭愧。隐,还是不隐,一直是个问题。这个世界的通识就是,不隐,要入世,功成名就,出人头地。陶渊明还不想归隐,时候还没到,但他的愧对只是暂时的不安。他终将心安理得地归去。
但是,作者却意犹未尽,紧接着便以第二首的先师遗训“忧道不忧贫”之不易实践,夹叙了田间劳动的欢娱,联想到古代隐士长沮、桀溺的操行,而深感忧道之人的难得,最后以掩门长吟“聊作陇亩民”作结。陶渊明一向把孔子视为先师。孔子说过的“忧道不忧贫”,他记在心里。但他更喜欢这种“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的农耕生活。陶渊明想成为长沮、桀溺那样的隐士。他的内心有挣扎,有焦虑,本想有所作为,世界却使他望而却步。他很失望,渐渐生出一颗叛逆之心,甘愿“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这将是他生命的归宿。
这两首诗犹如一阕长调词的上下片,内容既紧相联系,表现上又反复吟咏,回环跌宕,言深意远。可整首诗又和谐一致,平淡自然,不假雕饰,真所谓浑然天成。仿佛诗人站在读者的面前,敞开自己的心扉,既不假思虑,又不择言词,只是娓娓地将其所作、所感、所想,毫无保留地加以倾吐。这诗,不是作出来的,也不是吟出来的,而是从诗人肺腑中流泻出来的。明人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一则说:“靖节诗句法天成而语意透彻,有似《孟子》一书。谓孟子全无意为文,不可;谓孟子为文,琢之使无痕迹,又岂足以知圣贤哉!以此论靖节,尤易晓也。”再则说:“靖节诗直写己怀,自然成文。”三则说:“靖节诗不可及者,有一等直写己怀,不事雕饰,故其语圆而气足;有一等见得道理精明,世事透彻,故其语简而意尽。”这些,都道出了陶诗的独特的风格和高度的艺术成就。
冲淡自然是一种文学风格,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学艺术境界。在这种境界里,我融于物,全忘我乃至无我;神与景接,神游于物而又神随景迁。这种境界的极致是悠远宁谧、一派天籁。因此,陶渊明的“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就成了千古不衰的绝唱。不加雕饰却又胜于雕饰,这是一种艺术的辩证法。不过,这中间确也有诗人的艰苦的艺术劳动在,那是一个弃绝雕饰,返璞归真的艺术追求过程,没有一番扎实的苦功是难以达到这种艺术创作境界的。
这组诗写田野的美景和亲身耕耘的喜悦,也还由此抒发作者的缅怀。其遥想和赞美的是贫而好学、不事稼穑的颜回和安贫乐道的孔子,尤其是钦羡古代“耦而耕”的隐士荷蓧翁和长沮、桀溺。虽然,作者也表明颜回和孔子不可效法,偏重于向荷蓧翁和长沮、桀溺学习,似乎是乐于隐居田园的。不过,字里行间仍透露着对世道的关心和对清平盛世的向往。如果再注意一下此诗的写作时代,这一层思想的矛盾也就看得更清晰了。在写这两首诗后的两年,作者还去做过八十多天的彭泽令,正是在这时,他才终于对那个黑暗污浊的社会彻底丧失了信心,并表示了最后的决绝,满怀愤懑地“自免去职”、归隐田园了。这是陶渊明式的抗争。如果不深入体会这一点,而过多地苛责于他的逸隐,那就不但是轻易地否定了陶渊明的大半,而且去真实情况也不啻万里了。
有人认为,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所表现的诗意与襟怀现实而完美地昭示了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境界。或者说,借用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四境界说”,可以认为《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代表了陶渊明站在“天地境界”对自然、功利乃至道德境界的同时超越。这就是陶渊明选择返归田园过耕读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勇气与智慧的思想资源,也是陶渊明为人为诗何以超绝凡俗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