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柳赠别的风俗始于汉人而盛于唐人。《三辅黄图》载，汉人送客至灞桥，往往折柳赠别。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箫声咽》“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即指此事。这首诗虽未指明地点，从诗意看，写的大概也是灞陵折柳赠别的事。
诗的开头两句在读者面前展现了这样的场景：初春，水边（可能指长安灞水之畔）的杨柳，低垂着像酒曲那样微黄的长条。一对离人将要在这里分手，行者驻马，伸手接过送者刚折下的柳条，说一声：“烦君折一枝！”此情此景，俨然是一幅“灞陵送别图”。
末两句“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就语气看，似乎是行者代手中的柳枝立言。在柳枝看来，此时此地，万物之中只有春风最相爱惜，虽是被折下，握在行人手中，春风还是殷勤地吹拂着，可谓深情款款。柳枝被折下来，离开了根本，犹如行人将别。所以行者借折柳自喻，而将送行者比作春风。这层意思正是“烦君折一枝”所表现的感情之情的深化和发展。诗人巧妙地以春风和柳枝的关系来比喻送者和行者的关系，生动贴切，新颖别致。
这首诗是从行者的角度来写，在行者眼里看来，春风吹柳似有“相惜”之意与“殷勤”之态，仿佛就是前来送行的友人。这是一种十分动情的联想和幻觉，行者把自己的感情渗透到物象之中，本来是无情的东西，看去也变得有情了。这种化无情之物为有情之物的手法，常用于中国古典诗歌中，如唐元稹《第三岁日咏春风凭杨员外寄长安柳》云“三日春风已有情，拂人头面稍怜轻。”宋刘攽《新晴》诗曰：“惟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都是移情于物，中国古代文学评论称为“物色带情”（《文镜秘府论·南·论文意》）。这不是一般的拟人化，不是使物的自然形态服从人的主观精神，成了人的象征，而是让人的主观感情移入物的自然形态，保持物的客观形象，达到物我同一的境地。
末两句之所以耐人寻味，主要是因为采用了巧妙的比喻和物色带情的艺术手法，这正是此诗的成功之处。
此诗写在镇江渡江时所见所感，宛如一幅清幽淡远的月夜渡江图。首联直接进入诗题，写满天的月色、波涛翻滚的大江和扯满风帆的行船；颔联承前景而展开，写眼中所见、耳中所闻及联想；颈联则展示了水底鱼龙和天上星斗的两幅图画；尾联写船过镇江后诗人心中的复杂情感。全诗几乎都是写景，只有后一句最后三个字才落实到言情上，但景中都渗透着情感。
首句“万里金波照眼明，布帆十幅破空行。”白帆十幅，点缀于天空与水面之间。“破空行”三字下得极妙，堪称神来之笔。水天一色，眼空无物，船行江面犹如天上，置身仙境，和杜甫《小寒食舟中作》的诗句“春水船如天上坐”意境很相似。
接下来的“微茫欲没三山影，浩荡还流六代声。”两句承前景而展开，气象显得十分雄阔，写眼中所见，是现实。随着船行，诗人放眼望去，一切都笼罩在夜幕之中。“欲没”二字用得准确，写出夜中景物隐约难辨的特点。对句写耳中所闻，含有想象成份。这一句不仅写出了长江的声势，也写出了长江生命。尽管六朝金粉早已荡涤罄尽，人事几经沧桑，而长江依然不舍昼夜，流向大海。诗人取杜甫“不废长江万古流”之意，含有一种寓意深刻的理趣。
三联遥应诗题“月夜”，向人们再展示两幅画图：“水底鱼龙惊静夜，天边牛斗转深更。”这两句在写法上，都是以动衬静，通过水底鱼龙和天上星斗的“惊”和“转”，暗示夜晚的宁静，使得两幅画面呈现出安谧、和谐之美，蕴含着微观的“变”与宏观的“不变”的道理。
尾联“长风瞬息过京口，楚尾吴头无限情。”融叙述、写景、抒情为一体，结得言有尽而意无穷。“长风”一词，颇受诗家的青睐，不论是在北朝萧悫的口中，还是在唐代李白的笔下，都是宏图大志的象征。因此，作者在这里是语兼双关，既用它形容疾风送舟的快速，又用它表现自身亢奋的心情。而“无限情”三字，则是对这次夜月渡江心态的总概括。
《端午日礼部宿斋有衣服彩结之贶以诗还答》是唐代诗人权德舆的五言律诗，这首诗用朴素的语言写在端午节那天，礼部尚书房内的端午习俗。
开头写端午节，相互祝福，长命百岁的风俗。接着写衣服挂着带有共同心愿的彩色丝线，以示端午节风俗。接下来转而写到尚书省空寂无人的感触。
这首诗运用典故，写出了礼部尚书的端午风俗，进一步体现出了平淡中蕴含深永情味、朴素中具有天然风韵的特点。
这是祭祀周族祖先后稷以配天的乐歌。周颂中祭祀先王之作，大都篇幅简短。如《周颂·维清》祭祀文王，只有短短五句；此篇祭祀后稷，也不过八句。究其原因，便是周朝历代先王的丰功伟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无须赘述。就此篇而论，后稷的传奇性经历和“诞降嘉种”、“是获是亩”赐民百谷的无量功德，在同属《诗经》的《大雅·生民》中便有详尽的叙述与颂扬。《大雅·生民》即使未能创作于《周颂·思文》之前，而它的富有神话色彩的内容则必然早就广泛流传于民间。
当时的祭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活动，祭祀的程序随着乐歌（这里是《周颂·思文》）曲调缓缓进行（据王国维《说周颂》），简短的歌辞一再回环重复，气氛非常庄严，人们会感觉置身于神奇力量的控制之中，参与盛典的自豪荣幸和肩负上天使命的虔诚在此间密切融合。
正因为如此，后稷开创农事、养育万民的功德也是在上天授意下完成的：“帝命率育。”从创作结构上看，“天”“帝”之间是一种紧扣和呼应；就创作意旨而言，又是天人沟通印象的有意识加深。在“人定胜天”观念形成之后，天人沟通、天人感应的思想仍然绵延不绝，并且时时占据着正统地位，何况在其形成之前。在《周颂·思文》产生的当时，天人沟通应该具有甚至不需要任何艺术手段就具有的强烈的感染力量。这样说自然不是说《周颂·思文》毫无艺术性，其实这种祭祖诗本身是一首乐歌，具有娱乐的艺术审美功用。
西周当时已经是君临天下的政权，“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自然是这种权威的宣告，但又是秉承天命子育万民的一种怀柔。昌盛的、向上的政权不会在立威的同时忘记立德，西周政权也保持着这种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