挹斗自斟酌，浇胸定为宜。
心如虎在圈，事若羊触篱。
执鞭吾弗能，放意从所之。
挹斗自斟酌，浇胸定为宜。
心如虎在圈，事若羊触篱。
执鞭吾弗能，放意从所之。
这首描绘了遭受蝗灾之年的农民生活，揭露了政治的黑暗，表达了诗人对人民生活的关怀和同情。诗的语言明白如话，不用典故，不事雕琢，选择了富有典型事例来描绘而获得很好的效果。
“村落甚荒凉，年年苦旱蝗”。开头两句总写荒村，点明原因。农村倍受旱灾和蝗灾之苦，年复一年，没有收成，因而农民破产，农村凋敝，村落十分荒凉冷落。一个“甚”字，写出了荒凉的程度。这是明代广大农村的缩影。
颔联详写一家农户。这家农户的生活，老翁为了还债，年纪老了，还得去做雇工。佣工所得，只够还欠债的，可是官府还要催缴赋税。老翁只好忍痛将自己的幼子卖掉，用卖儿卖女所得的钱去缴纳官府的赋税。从此老翁一家骨肉分离。可以预见老翁的境况将会更加恶劣。
颈联继续写老翁贫困的生活。墙壁坍坏，风如同从屋里出来一样，屋梁倒塌，月光直照床上。这两句写得很形象。这里虽然写的是一个农户，但他是千百个农户的代表。这两联对“甚荒凉'，“苦旱蝗”作了具体形象的描绘。
尾联把“村落甚荒凉”的社会原因揭示出来了。地方官吏为了升官发财，不肯如实上报灾情，以减免一些租税。所以说“荒村”的直接造成者是地方官吏。
在诗人的笔下，人民的生活极其困苦，由于年年蝗灾，已经穷到无钱、无粮、无完屋的地步，荒凉由此可以想见，但地方官却因为担心影响了“政绩”，“不肯报灾荒”，直指官员的冷漠与自私。本诗揭露了官场上的黑暗与冷漠，表达了诗人对人民生活深切的关怀和同情。全诗语言精练、结构谨严、形象鲜明，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对人民深切的理解和同情，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
李白到永王李璘幕府以后，踌躇满志，以为可以一抒抱负，“奋其智能，愿为辅弼”，成为像谢安那样叱咤风云的人物。在这组诗里，诗人在歌颂永王东巡的同时，也抒发了自己的抱负。
首章发端。言永王奉天子命，建节东巡，义师到处，呈现和平景象。
二章诗人自谓在国家大难当头时，希望像谢安一样从容镇静地破敌除患。这首诗艺术构思非常出色，欲抑故扬，跌宕有致。诗人于前二句极写叛军之多且凶，国灾民难之甚且危，目的却在衬托后二句作者的宏图大略。局势写得越严重，就愈见其高昂的爱国热情和“一扫胡沙净”的雄心；气氛写得越紧张，就愈见其从容镇定地“挽狂澜于既倒”的气魄。这种反衬性的蓄势之笔，增强了诗的力量。
三章写军容威武，声势浩大。军纪严明，有战胜征兆。从武昌至九江，再至三吴，一路东进，势如破竹。
四章想象、或者说希望永王璘进兵金陵，给金陵人民带来温暖和光明。首句言金陵形胜，自古为帝王之地。次句叙事，言永王兵到金陵。三四句，以昭阳殿、鳷鹊楼借指金陵，以春风象征温暖，以明月象征光明。
五章言社稷临危，君臣束手，唯有永王挥师东来。前两句撷取京师陷落后的一是一景，突出表现当时唐王朝所面临的严重局势，表达自己和广大人民对眼前发生的一切痛心疾首，对叛军所作所为的憎恶痛恨。后两句，诗人通过对比手法，抨击在叛军进攻面前，为保存实力，节节败退，听任东都沦于敌手的各路将领，高度赞扬永王远道而来，收复国土的英雄行为。
六章言丹阳地形险要，风景如画。永王军队驻屯长江两岸，一直延伸至海边。这些都是想象或鼓励之辞，实际上李璘的军事势力最东只到丹阳。
七章写永王麾下的威武的水师。上二句言水师广布，下二句言勇士威武。
八章写永王水师以长风破浪之势，动海倾山，如同晋代王濬楼船东下破吴。
九章把永王比成唐太宗，而且超过了秦皇、汉武，比拟得不伦不类，和其他十首也不协调，可能是永王幕府中人所增益，为永王提供了一个有意争夺帝位的罪状。因此前人认为是伪作。
十章写永王奉天子之命，保卫疆土，涉及地域之广。入楚关，扫清江汉，从云梦到金陵。这是夸张之辞。实际李璘的军事势力未到金陵。
末章写诗人希望永王能赋予他军事指挥权，自信自己能像张良、诸葛亮或谢安那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使得反叛胡人心悦诚服，听从调遣，彻底肃清叛乱，然后向朝廷作出一个完美的交代。此诗运用浪漫的想象，象征的手法，塑造了盖世英雄式的自我形象。
诗人在组诗中表现出的爱祖国，爱人民的热情和对和平的向往是积极的，是值得肯定的。他对永王璘的政治走向不了解，是客观的，以他的身份和阅历，对此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组诗第二首及最后一首表现出他想作谢安、诸葛亮那样的儒将，运筹帷幄，从容应敌，决胜千里，是不现实的，甚至是幼稚的。这种思想在他的很多诗篇里都有表现。他一直希望能像范蠡一样功成不居，泛舟五湖；像鲁仲连那样功成不取，意轻千金。这些抱负虽然不可能实现，但却成就了他豪迈的浪漫主义诗风和撼山动地、脍炙人口的诗篇。组诗中某些地方的夸张和想象不符合史实，一则是属于鼓励性质，一则是属于夸张手法，是符合文学创作原则的。
这首词作于宋亡以后，抒发飘泊沦落之悲情。此词写情愁，选景独出心裁，写情愁言愁之精妙，表达之条理。这使在词中平素并不显眼的词语，在词人笔下却显得幽默，有韵味。
“清明时节”二句，描写的清明时的雨，不是毛毛细雨，而成了哗哗大雨。恰在此时作者冒雨寻春，却被大雨所困，见到江边水急，浪潮翻涌。
“翻被梨花冷看，人生苦恋天涯。”雨洒梨花，本也是极美妙而又难得的一景，可是张炎并没有照实写来，而是反过来写梨花看人，而且是“冷看”。并且从她那冷淡的眼神中，词人还感受到一种责怪之意——人生于世能像你这样不思故土，而对他乡的山水花木如此痴情苦恋吗！这“遭遇”，这“责怪”，与词人冒雨出游之意，真是适得其反。而又有口难辩，上片至此也就戛然而止，可是无限辛酸，无限悲恨，尽在不言之中。这种赋予客观景物以情知而后翻写过来，更能收到曲笔深情、宛转有致的效果，因而在词中也就成了一种常用的手法。冒雨出游，观潮、赏花，本想借以忘忧，谁知”翻被梨花冷看”，没奈何，只有换个去处。
“燕帘莺户，云窗雾阔，酒醒啼鸦。”“燕帘莺户，云窗雾阔”是指歌妓舞女之所。雨中寻景不成，因而只能到莺啼燕舞的珠帘玉户消磨时光，一醉解千愁。然而醉乡虽好，难以久留，醉醒客散，只见归鸦啼鸣，人去楼空。
“折得一枝杨柳”二句，杨柳，古时清明节中家家户户门上插柳以祛邪。归去的途中，作者也随手折了一枝杨柳，但走至住所才恍然醒悟——浪流之人羁驻之旅，哪会有自己的家门呢？作者不禁感叹一枝杨柳，“归来插向谁家”。一种天涯游子欲归无处，欲住无家的悲哀，猛然袭向心头。一枝无处可插的杨柳，满腹悲怨溢于词中，幽默中见无奈。词人用笔举重若轻，不见着力，是那么自然，用笔之巧，用意之妙，叫人拍案叫绝。
该词在表现上采取遣愁——增愁，也就是几番消愁愁更愁的矛盾，步步逼近主题，词的思路，情感的层次是很有条理的。词人往往用后面的个别词语，去暗示、交代前面省略的内容，只有把握全词，方可融会贯通。比如说，我们只有读到“酒醒”二字，才可了解“燕帘莺户，云窗雾阔”二句的全部含意；只有读到“归来”二字，方知上文云云，皆是出门之后的活动；只有读到“插向谁家”，方知这“归来”之处，亦非其家，方知全词所写乃客中遣愁。这些很不显眼的词语，一经词人的安排、组合，不仅成了前后照应、网络全篇的暗纽，而且还由此形成了一种以后示前、愈进愈明的结构。从而使那些寻常的题材，平易的语言，增添了婉转幽深的情韵。
这是台州(今浙江临海)、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农民大起义时写在旗子上的歌谣，故称树旗谣。
元朝统一江南之后，对江南地区的汉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据《元史》记载，当时带兵南下的军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这些北方来的蒙古贵族统治者与当地的豪绅富户互相勾结，欺压百姓，人民的生活之困苦就不难想象了。而“天高皇帝远”，寄托着人民诸多希望的皇帝高高在上，仿佛不可企及，唯任那些官僚机构日益膨胀，“民少相公多”，贪官污吏四处繁衍。悲苦无告的人民受尽这些官僚地主的剥削压迫，他们只好起来造反了。
正如这首歌谣所唱的：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受尽苦难的民众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生活，群起而反抗。自古以来官逼民反，势所必然。 于是在元末，浙江东部一带的农民，纷纷举起义旗，进行反抗。接着，江淮流域的农民也起来响应，并影响到红巾大起义。明代黄溥《闲中今古录》对这段历史有所记述： “元到末年，数当乱，任非其人，酷刑横敛。台温处之民，树旗村落云云。由是谋反者各起。黄岩方谷珍因而肇乱江淮，红巾遍四方矣。”
这首写在起义旗帜上的歌谣正是揭示了劳动大众当时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起而反抗的原因。于此我们今天仿佛还能看到当时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斗争浪潮席卷着大江南北，强烈摇撼着危机四伏的元朝政权。 这首歌谣虽只短短四句，却能抓住主要的方面，揭示出在那种环境逼迫之下人民不得不反的历史现实。四句之中，前三句展示了当时严峻残酷的环境。相公，指官吏。后一句则逼出处于这种环境下人们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诸多的原因导致最终“不反待如何”的后果。而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前三句是铺垫，最后一句收束，因而具有言简意赅、调促情切的感人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