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开端两句，一来便直接点题，直截了当，没有丝毫客套。“出门何所见？”蕴含深深的惆怅情感，显得悠长。似乎眼前的景色无法引起他的心思。或许是因为长期怀才不遇，前途堪忧，心中郁闷，所以才有了这种漫不经心之态度。初唐诗人可能会直接描写眼前的景色，并以对偶两句为引子。但对于高适来说，这些虚饰是可舍弃的，因为那不符合他豪迈的情怀。他必定要有所突破，因此次句平淡地写道：“春色满平芜”。虽然四季更迭，春天到来，春风吹过，原野上野草葱茏。然而，他自己却依然一事无成。
后两句，诗人终于发出不满：“可叹无知己，高阳一酒徒！”他引用了一个典故，典故中的郦食其得到刘邦的赏识，而他自己多年的努力却未得回报，如此凄凉。其中“可叹”之意，表达无奈之情，如刀割心。诗人的不甘与悲愤尽显于此，也有几分怨憎与忧愤之意。引用“高阳酒徒”的典故，或许暗含自己的小心思。毕竟姓“高”，再加上与地名相关的故事。这实质上是诗人自我感触的表现，他渴望能遇到自己的“沛公”，以施展抱负。
这首诗读起来清爽明了，开端以疑问句开篇，显得自然。但更多的是在妙用映衬手法。用“春色满平芜”来凸显诗人困窘的境遇；用前贤得志的典故，衬托诗人对功名的渴望。短短二十字间，将诗人的无奈和失意完美地表现出来。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出门看到了什么？只有草木丛生的平旷原野上的满眼春色。
令人感慨的是没有知己相伴，只有我，高阳的嗜酒之徒一个。
注释
平芜：草木丛生的平旷原野。
可叹：令人感慨。
高阳一酒徒：《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沛公（刘邦）引兵过陈留，高阳儒生郦食其求见。使者入通，沛公曰：“为我谢之，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使者出以告。郦食其瞋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遂延入。终受重用。后以“高阳酒徒”指嗜酒而放荡不羁之人。
这首诗的开端两句，一来便直接点题，直截了当，没有丝毫客套。“出门何所见？”蕴含深深的惆怅情感，显得悠长。似乎眼前的景色无法引起他的心思。或许是因为长期怀才不遇，前途堪忧，心中郁闷，所以才有了这种漫不经心之态度。初唐诗人可能会直接描写眼前的景色，并以对偶两句为引子。但对于高适来说，这些虚饰是可舍弃的，因为那不符合他豪迈的情怀。他必定要有所突破，因此次句平淡地写道：“春色满平芜”。虽然四季更迭，春天到来，春风吹过，原野上野草葱茏。然而，他自己却依然一事无成。
后两句，诗人终于发出不满：“可叹无知己，高阳一酒徒！”他引用了一个典故，典故中的郦食其得到刘邦的赏识，而他自己多年的努力却未得回报，如此凄凉。其中“可叹”之意，表达无奈之情，如刀割心。诗人的不甘与悲愤尽显于此，也有几分怨憎与忧愤之意。引用“高阳酒徒”的典故，或许暗含自己的小心思。毕竟姓“高”，再加上与地名相关的故事。这实质上是诗人自我感触的表现，他渴望能遇到自己的“沛公”，以施展抱负。
这首诗读起来清爽明了，开端以疑问句开篇，显得自然。但更多的是在妙用映衬手法。用“春色满平芜”来凸显诗人困窘的境遇；用前贤得志的典故，衬托诗人对功名的渴望。短短二十字间，将诗人的无奈和失意完美地表现出来。
赵长卿的词虽然有十卷三百首之多，虽然被毛晋刻入“名家词”，但在宋人眼中，他只是一位第三流的词人。可能因为他的词爱用口语俗话，不同于一般文人的“雅词”，所以在士大夫的赏鉴中，他的词不很被看重。朱祖谋选《宋词三百首》，赵长卿的词，一首也没有选入。学者施蛰存认为，雅即是俗，俗亦是雅，赵词不落于俗套，也可谓不拘一格。
有一些作家和批评家，他们评论文学作品，其实是古今未变。孔老夫子要求“温柔敦厚”，白居易要求有讽喻作用，张惠言、周济要求词有比兴、寄托，当代文论家要求作品有思想性，其实是一个调子。这些要求，在赵长卿这首词里，几乎一点都找不到。赵长卿并不把文学创作用为扶持世道人心的教育工具，也不想把他的词用来作思想说教。他只是碰到新年佳节，看着家里男女老少，摆开桌面，高高兴兴的吃年夜饭。他看到姑娘们的纤手，端来了春菜盘子，盘里的菜，有青、有细，从家庭中的一片和气景象，反映出新年新春的东风里所带来的天地间的融和气候。唐、宋时，不管是吃年夜饭，还是新年中吃春酒，都要先吃一个春盘，类似现代酒席上的冷盆或大拼盆。盘子里的菜，有萝卜，芹菜、菲菜，或者切细，或者做成春饼（就是春卷）。杜甫有一首《立春》诗云：“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时。盘出高门行白玉，菜传纤手送青丝。”赵长卿这首词的上片，就是化用了杜甫的诗。
幡儿、胜儿，都是新年里的装饰品。幡是一种旗帜，胜是方胜、花胜，都是剪镂彩帛制成各种花鸟，大的插在窗前、屋角，也可挂在树上，小的就戴在姑娘们头上。现在北方人家过年的剪纸，或如意，或双鱼吉庆，或五谷丰登，大概就是幡、胜的遗风。这首词里所说的幡儿、胜儿，是戴在姑娘们头上的，他看了觉得很欢喜。“姑媂”、“忔戏”这两个语词都是当时俗语，读者现在不易了解，可能在江西南丰人口语中，它们还存在。从词意看来，“姑媂”大约是整齐、济楚之意。“忔戏”又见于作者的另一首词《念奴娇》，换头句云：“忔戏，笑里含羞，回眸低盼，此意谁能识。”这也是在酒席上描写一个姑娘的。这里两句的大意是说：“幡儿胜儿都很美好，姑娘们戴着都高高兴兴。”辛稼轩词云：“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也是这种意境。
词人看了一家人和和气气的团坐着吃春酒、庆新年，在笙歌声中，他起来为大家祝酒，祝愿在新的一年里。一家子都吉吉利利、百事如意。于是，这首词成为极为好的新年祝词。
词到了南宋，一方面，在士大夫知识分中间，地位高到和诗一样。另一方面，在平民百姓中，它却成为一种新的应用文体。祝寿有词，贺结婚有词，贺生子也有词。赵长卿这首词，也应当归入这一类型。它是属于通俗文学的。
这是一首恋情词。词中“挼手裙带那时情”和“夕阳依旧小窗明”都是非常鲜明、动人的意象。
上片写追忆往日的恋情，写的也是初恋情态。“五字诗中目乍成”一字不动地袭用了明代诗人王彦泓《有赠》诗：“矜严时已逗风情，五字诗中目乍成。”
“尽教残福折书生”，残福可引申为短暂的幸福。“折”指因享受过分而折福折寿，也用来表示承受不起。纳兰在诗词中多次称自己是天生薄福之人。如“薄福荐倾城”、“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低徊怎忘”等等。这里却是说赠五言诗、传眉目情这残薄的福份，却让我这一介书生消受不起。这一句也来自王彦泓《梦游》诗：“相对只消香共茗，半宵残福折书生。”
“手挼裙带那时情”，在古诗词中多有女子“手挼裙带”的意象，实指女子用手指反复缠绕揉搓腰间的裙带，表达心中落寞无聊之情。五代薛昭蕴《小重山》词：“手挼裙带绕宫行，思君切，罗幌暗尘生。”顾夐《荷叶杯》其九：“一去又乖期信，春尽，满院长莓苔。手挼裙带独裴回，来摩来，来摩来。”在这些花间词人的眼里，红颜女子手挼裙带的样貌令人心生怜爱。熟读花间词的纳兰这里也是同样表怜惜爱慕之意。
下片写今日的相思。“别后心期和梦杳，年来憔悴与愁并”，为《浣溪沙》词律中的过片联句。自离别后，心中与君相伴、白头偕老的期许与愿景变得和梦一样渺茫遥远。而一个“杳”字令人黯然销魂。“年来憔悴与愁并”直写分别后一年来心中的思念和惆怅，已让人憔悴不堪。
“夕阳依旧小窗明”一句甚是明朗、幽旷。以这样清新的景语收束，使全词最后为之一振，意韵深长。晚唐方棫有《失题》诗云：“午醉醒来晚，无人梦自惊。夕阳如有意，长傍小窗明。”这种夕阳黄昏中的明亮幽旷，使前面低婉消沉的意绪忽然变得明朗起来。小窗前无限美好的夕阳似乎让人又燃起了希望，对爱情和幸福又有了信心。
这首词写令人黯然销魂的离别、写一往情深的愁绪，却没有灰暗和绝望，反而最后透着一种朦胧美好的光亮，透着一种对往事的温情回忆。这在纳兰词中确属少见，读来令人神往。
这是一首触景写情之作．细腻动人。前半首写室外勾画了一幅凄清的场景。后半首转入室内，掩紧屏风熏炉中的香早已燃成灰烬，不见一丝温暖。这一切，无不透着凄冷之意。而看花之人此时无言胜有言，是对柔弱之花被摧折的叹息，是对自身命运不能由自己掌握的悲哀。
这首小词结构层次分明，井井有条地描摹出了一幅画面。先写室外，再写室内，最后点到愁怨之人。本篇虽短小精悍，但却层层深入，极见情味。纳兰长于小令，由此篇亦可见一斑。一开始便发问：何时下起了这么大的雨？把屋檐下的花儿都淋湿了。那个惜花之人默默地看着那些被风雨摧残的。
此词或可视为纳兰对自身处境的一个婉曲表达，从中可见词人内心的悲凉。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