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句点化引用了唐代诗人孟郊《送淡公》(之三)“独迷舞短蓑”诗意,写了渔父狂饮烂醉而忘形的神态。“渔父醉,蓑衣舞”,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了渔父狂饮烂醉以致神魂颠倒、身不由己的诙谐状态。“蓑衣舞”三字逼真传神,渔父醉后那踉踉跄跄的行走模样跃然纸上,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醉里却寻归路”,进一步渲染了渔父醉后神不附体、欲归无路的昏沉状态。连东南西北都弄不清楚,回去的道路也找不到了,只好“轻舟短棹任斜横”。
作者曾在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游赤壁湖时,也狂饮烂醉过,结果是“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赤壁赋》)。此词里渔父的狂饮烂醉,其结果比作者游赤壁时的境况好不了多少,同样会是“肴核既尽,杯盘狼藉”。所不同的是:相与枕藉乎家中,“醉后不知何处?”最后两句为点题之笔,反映了渔父那种狂放不羁、自由自在的恬淡生活心态。
第二首词先描写,后叙述,描写与叙述融会运用,集中渲染了渔父“醉”后百事皆空的心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词隐含了道家崇尚自然、清净无为的思想,反映了词人随缘放旷、任天而动的达观胸怀。
这首诗的主要用意是讥刺朝廷专权用事的新党,直指他们为君侧的佞人。有力地抨击了他们专恣弄权、妒才忌贤的行径,诗中对不知名的鸟儿深表惋惜,也是对那些遭受排挤的高才遗贤寄予同情之心。
这首诗没有题目,作者不知所咏鸟儿的名字,其本意也不是咏鸟,诗中的政治讽刺意味虽然十分显豁,作者还是不愿直接点明,所以用“绝句”代题。
由陈入隋的诗人韦鼎写过一首《在长安听百舌》:“万里风烟异,一鸟忽相惊。那能对远客,还作故乡声。”也是由一鸟相惊而触动政治感慨,不过是通过埋怨鸟儿在异地仍作乡音而寄托深切的乡国之思。道潜则是慨叹无名之鸟难为善鸣者所容,借以对专权用事者予以讥刺。二诗都用正言反说之祛,韦诗责怪百舌实际是怜惜百舌不知风烟之异,道潜说黄鹂、百舌善鸣实是责其不容异鸟争呜,只不过一个说得曲折,一个用的是比兴。
此诗发端用叙事句法写鸟儿居于高岩而不为人所知,其品种十分珍奇。它飞入户庭时,与春风欵曲而语,又显得十分亲切诚挚。这句写鸟儿情态可爱,依依动人。接着叹息:户庭里得势的是百舌和黄鹏,你唱得再好又有谁听?这一问,表面上只是惋惜户庭已有善鸣之鸟,异鸟飞来未必能受赏识,其实意味深长。黄鹂、百舌都是常见的鸣禽,黄鹂即黄莺,百舌是伯劳的一种,一名反舌,能反复其舌,在春天随百鸟鸣叫,到夏天停止。这两种鸟因鸣声圆滑而常为人所畜养,它们把持歌坛,自不容珍奇的鸟儿前来争鸣。同时,古人认为,“反舌有声,佞人在侧”(《汲冢周书》),杜甫《百舌》诗曾借此鸟托讽说:“百舌来何处?重重只报春。……过时如发口,君侧有谗人。”直接以百舌的鸣叫来影射君侧有谗佞之人。联系道潜的身世背景来看,这首诗的主要用意是讥刺朝廷专权用事的新党,直指他们为君侧的佞人。
道潜与苏轼交好,绍圣(1094-1098)初期,苏轼被贬往惠州,道潜也因作诗讥刺时政而得罪,被勒令还俗,编管兖州。当时新法已经变质,执掌朝政的是章惇、曾布、蔡京等一伙人。这首诗将这一伙人比作鸣声圆滑、反复其舌的百舌、黄鹂,不光是嘲讽他们凭着伶俐圆滑、唱得好听而得势一时,而且还有力地抨击了他们专恣弄权、妒才忌贤的行径,诗中对不知名的鸟儿深表惋惜,也是对那些遭受排挤的高才遗贤寄予同情之心。
这首诗的客观意义要比作者的寄意还要深广。无名鸟儿唱得再好也无人来听,又说明听众缺乏鉴别能力,既不识高低,又不辨清浊,只能欣赏百舌、黄鹂凡庸的曲调。它还联系到自古以来由于小人用事而致使人才受排挤、遭冷落的现象,以及由于世人鉴识力的低下而造成的曲高和寡、庸音喧扰的情况。所以,此诗虽然语浅意露,一目了然,却能在多方面发人深思。
诗的开头先从孟郊《移居》诗说起,因为他自己也正在“移居”(由徐州到湖州)。移居显得如此清贫,于是他又很自然地联想起杜甫的“留得一钱看”这句自慰兼自嘲的话。下两句转入耳聋。杜甫的另两句诗:“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左耳聋。”若只从字面上寻找,对得上号的仅是耳聋,可是,他引这两句杜诗,是想从整个精神上合拍,只有这样,典才用活。“君不见诗人借车无可载,留得一钱何足赖!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虽存耳先聩。”这些,都是浓得化不开的牢骚块垒。
下面便是正面入题,用亦庄亦谐的口气发表议论。他说:一般人总是那么提心吊胆,那么战战兢兢,我才不哩!“人将蚁动作牛斗,我觉风雷真一噫”,人家把蚂蚁之动看作牛斗,当成风雷,他听来不过是一声唉罢了。他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根本就不听,“闻尘扫尽根性空,不须更枕清流派。”患得患失之情,在他思想上已一扫而空,他已不必像古人那段“枕流洗耳”了。诗人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因为自从他离开朝廷之后,多年来忧谗畏讥,不见不闻,反倒觉得洁净。
接着,他又深一层抒发感慨说:“大朴初散失浑沌,六凿相攘更胜坏。眼花乱坠酒生风,口业不停诗有债。”一个人若是能浑浑沌沌就好了,一有知识,便有忧患,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知识愈多,必愈加敏感,这就更坏事了,纷纷扰扰,等于酒后生风,眼花缭乱,会惹下很多“口业”。这里,还同时提到“诗债”,很像是针对“乌台诗案”的谶语,但实际上诗人是不可能预知的。
再下面,他的感慨愈旋愈深,索性倾吐出内心的真情。他说:“君知五蕴皆是贼。”对事物的敏感于已有害,幸而他已耳聋,“人生一病今先差”,尽可不闻不问了。但是,他关注时政的心还在,一切不闻不问的努力还是会化为徒劳,所以“不见不闻还是碍”,诗人欲求超脱、终究不能超脱的心情至此和盘托出。
诗写到这里,意思已完全说清了。但为了让诗人自己和对方都轻松一下,他又强颜为笑,想用几句诙谐话遮盖住刚才所触及的衷曲。“今君疑我特佯聋,故作嘲诗穷险怪。须防额痒出三耳,莫放笔端风雨快。”意思是:你心疑我是装聋,所以写出这样险怪的诗来作调侃,可是,你须明白,你这种过分的聪明,会使你自己受到上天的戏弄,成了“三耳秀才”。
这首诗,恰好总结了诗人在“乌台诗案”之前一段时间内的思想情绪:他忧谗畏讥,却又过于“托大”,此时还是“我觉风雷真一噫”,到乌台诗案之时,只能“魂惊汤火命如鸡”(系于狱中所作)了。他经此打击,创巨痛深,所以在“诗案”以后,诗作的风格上以至手法上都有改变,由刘禹锡那样的喜好讽刺,转而为白居易式的旷达、陶渊明式的恬适——一句话,不再那么天真了。
天真,坦率,是诗人的本性,却又是他的苦难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