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列子》二书中都记有这样两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故事。一说,列御寇为伯昬(昏的异体字)无人射,列子技艺精湛,手平如砥,甚至能放一杯水在肘上,箭方去而未至靶,杯水又重新落到肘上。然而伯昬无人说“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于是他“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于外”,列子惊怖,伏地汗流至踵。伯昬无人就说:“那些与天道同一的至人,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现在你害怕得直瞬眼睛,可见你内心未明自然之理,不够充实啊。”另一则故事说孔子观乎吕梁,悬瀑三十仞,流沫三十里,连鼋黾鱼鼈之属都不敢过,然而却有一个男子在其中戏水,孔子以为他想自杀,命弟子去岸边救他,那人却上了岸,披发而歌,游于塘下。孔子问他:“游泳有“道”没有?”那人回答:“并无所谓道。只因从小生长于水边,所以能安于水。唯因顺从水之道而无我见存在,所以下水就能不知其然而然,与水化为一体。”这两个故事,曾被历代诗人无数次地运用过,但是却很少见有人能像谢灵运《富春渚》诗这样,用得如此灵活而贴切。
别过了始宁故宅,灵运又浮舟西南行,进入桐庐富阳县境的富春江。富春江有两个特色,一是清,二是险。梁吴均《与宋元思书》曾状其景:“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正写出了这两方面的特色。山水是自然形态的东西,而以之入诗文,则不可避免地染上作者的主观色调。既清且险的富春山水,在卓荦不羁的吴均眼中合成了自由竞荣,勃勃生气的清奇,所谓“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在游子羁旅的孟浩然笔下则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一片清怨;然而在刚为险恶的政治风浪抛掷出来,恃才傲物,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谢客眼中,则是另一番景象。
夜中,诗人渡过了富春东三十里的渔潭浦,清晨舟抵富阳城外。六七十里外的定山、赤亭山是富春名胜,但诗人并不往游,只是向峰顶那缅渺的云雾远远一望,又匆匆驶去。起四句连下“宵济”,“旦及”、“无淹薄”三字,可见富春秀色,此时对意兴索寞的诗人来说并引不起多大兴趣,而远山上那萦青际白的云雾,似乎正象征着他不绝无尽的愁绪。忽然水势突变,逆流而上,惊浪急湍撞击着去舟;而崖岸曲折,参差凹凸,更处处阻遏着行程。这景象真是惊心动魄,诗人自己也不知如何飘过了这一段险泷,不禁深自庆幸:尽管自己并没有伯昬无人那种履险若夷的定力,却竟然如吕梁男子般惊险地闯过了这难关。待得惊魂稍停,他倒是悟出了一条至理。《易·习卦》:“水洊至习坎”,《艮卦》又说“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止,止其所止”。意思是,虽有重险悬绝,而水仍相继而至,这是因为水性已习惯了山坎的缘故。艮即止义,两山相重,正象征着止息之义,君子当因此而引起思索,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不要越过了自己的本位。《易》象正揭示了刚才经历凶险一举的内在含义。如果自己真能像伯昬无人与吕梁丈夫一样,内心元气充实,与自然合一,完全忘掉物我、利害、险夷之间的差别,顺乎自然之理,使行动与之不期而合,那么虽然多历风险,也可达到履险若常的境地。推而广之,生活亦正同于行舟,也当顺应自然之理,那么对不久前经历的仕途风波正不必如此耿耿于怀,怨天尤人。自己平生之志本在幽栖养生,二纪之前只因意志薄弱而出山,从此就困顿于世俗之事。希求为入仕干禄已过久了,直至今天总算有了机会实现对友朋许下的远游轻举的诺言。想到这里,诗人感到蛰伏已久为世事蒙蔽的宿愿渐渐得到了舒展生发,顿时眼前的万事就如枯叶朽枝般零落不足道了。思念及此,诗人感到胸怀开张,心地光明,就如庄子所说的神明虚空无所怀的神人一样,忘掉了自身存在而任物推移。从此就只要如那蛰伏以存身的龙蛇,以屈而求伸的尺蠖那样与世委蛇,善养天年就是了。
经过了富春渚后,谢客其实没有真能如诗中所说那样达到超人的境界。甚至就在浮江之际,他恐怕也未曾真正获得心理上的平衡。诗中所言,充其量,也只是即景生想,从理念的观照中得到一种感情的宣泄,这在谢诗其他各篇中不难看到。然而就作诗时一刹那间的感触而言,他却确实达到了情景理的圆融无碍。
全诗实分三个层次,前六句纪行写景;“平生”以下的最后八句是对自身人生道路的检讨与悟参。二者之间本不相涉,但却因中间四句的四个典故而连成了一体,这四个典,尤其是前面《庄》《列》二典用得十分巧妙。舟行富春山水际,而伯昬一典为山、吕梁一典为水,联想十分自然,且同用《庄》《列》更十分工致。山,水之典甚多,不用其它,而偏用这两个,则是因它们既在形象上深切富春山水的凶险,又暗蕴所以能履险若夷的理念。这个理念在诗中是用“亮乏”、“险过”的形式反说的,更切当时诗人的实感。由反到正,则再接用《易经》中一水一山两典,从而顺理顺章地引出了以下对生活历程的检讨。诗歌用典,从诗骚起即有,建安以后更渐成风气,但是用得典雅、精严,炉锤工致,成为作诗一大法门,却不能不说自大谢始,当然由此也带来了谢诗有时稍嫌晦涩之病。得失二方面在此诗中都反映得甚典型。这又是陶、谢诗风的一大区别。
以“江国逾千里,山城近百层”开端,写作者对岳阳的初识:浩瀚的江河之国有千里之大,层峦的山城有百层之高。气势宏博,旋即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接下来转写近景:河岸的风吹卷着夜晚的江浪,小船上冰冷的灯光映照着纷飞落雪。由远及近,由大及小,既是对比,又是承辅,以浩瀚开篇,续写冷风寒灯,一远一近,一大一冷托衬出别样的悲怆。
“滞留风难尽,艰危气益增”:即使遭遇苦境停滞无法前行,心中的雄风大略也不会消退;艰难和危险反而更加激励气魄壮大,临危无惧而弥坚。接下来“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句以图南,鲲鹏自喻远大之志向无可披靡。顺承上句的情感又更升一层,至此,诗歌的情境推向最高潮,并与前段的宏伟景色遥相呼应,似断犹续,首尾相照。
这首诗主要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它的创作背景应该从“大历三年(768)冬”推出,安史之乱发生于天宝十四年(755),这场战乱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转变,也给知识分子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阴影。这点也反映到杜甫的诗歌当中,从“留滞风难尽,艰危气益增。”一句可以看出杜甫此时的心情是很失落的。也是很迷茫的。因为他说 “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 安史之乱后的现实并未改变杜甫的忠君恋阙的心,但也流露出了一种迷茫的情绪。前途未卜,不知何去何从。其次,杜甫的诗歌十分重视炼字,他很讲究对仗,“江国逾千里,山城近百层。岸风翻夕浪,舟雪洒寒灯”的对仗十分工整,其中“翻”和“洒”字用的也十分贴切。最后,杜甫在此诗中还用了典故,就是 “鲲鹏”,他引用了《庄子·逍遥游》中的典故,以鲲鹏的变化无常来暗示前途的不可预料,非常贴切。
整首诗歌以豪景与壮志衬托出豪迈基调,又以岸风夕浪,舟雪寒灯做起伏,及滞留、危难而转图南鲲鹏,意境起伏,富于节奏;承转顿挫,铿锵有力;情景呼应,浑然无间。
这首诗突出了李白创作融情于景的特点,语言简练,通俗易懂。
首句“南登杜陵上”中,“南”字首先点明了作者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指出杜陵的位置位于渭水南岸。第二句“北望五陵间”把作者从南岸看到的风景刻画出来。两句一南一北,互作映衬。这两句不仅写出了作者的位置,还为下两句所写的事物做了铺垫。作者站在杜陵上,登高望远,不仅看到了对岸的五陵,还看到了眼前壮阔的渭河,还有远处连绵的群山。第三句“秋水明落日”中的“秋”字点出这首诗的创作时间。“明”字在这里应该是古代汉语中常用的使动用法,翻译作“使……明”,这句话的意思是:由于秋水的映照,使得落日光线更加明亮。表面看是写落日的景观,实则含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慨。单从句面上看,很难理解这层意思,但若结合作者创造此诗时的背景就不难理解。
此诗作于唐天宝二年秋,此时正是诗人第二次入长安。这次诗人得到皇上的恩宠,待诏翰林,是政治上最风光的一段时期。这期间,诗人与诸多好友游历山水,沉浸在江山美景和佳茗陈酿之中。然而由于诗人性格孤傲,不与朝中奸佞之辈同流合污,不久便遭到谗谤。所以,诗中作者虽在描写景物,但其实是对自己当下境遇的描述。末句“流光灭远山”中“流光”指流动的光。渭水流动,使倒映在水中的日光也忽明忽暗,闪烁不定,自然远处的群山也会随着日光的流动而显得若隐若现。这句同上句一样,在景物描写背后暗藏了作者回归山林的思想。古人尤其是才华横溢的人,如果怀才不遇或在官场上遇到排挤,都会产生隐居山林的想法。李白此时受到谗谤,不免会产生隐居的念头,所以“远山”在他这首诗中就不只是个普通的景物了。
这首诗的前两句诗概括了作者的处境,由此引出了后两句被迫出走他国的原因。这是一首十分巧妙的隐喻诗,全诗意象鲜明,隐喻深微。
《立木海上刻诗》是今存第一首完整的契丹人写的汉文诗,也是今存最早的辽代五言古绝。这一首诗的意思是,既然自己无力抵住他人的压迫,只好躲避。耶律倍本为皇太子,按说继皇帝位者应是自己,可帝位却偏偏落在自己的弟弟德光身上,德光不仅没有因哥哥之让位而厚待兄长,反而见疑兄长欲加害之,这就是“小山压大山”;而自己虽为兄长,但却无力对抗作为皇帝的弟弟,所以说“大山全无力”。两句诗概括了自己所处的地位,说明了自己走适他国的原因。
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辽代诗歌》中指出:“山是契丹小字,其义为可汗,与汉字之山形同义异。”把契丹文与汉文融合在同一个比喻中,是一种很特殊的比兴手法,也是一首典型的中原文化与契丹文化融合的诗作。
此诗写自己在弟弟的猜忌、倾轧下走投无路的遭际,以及逃奔异国、亡命海外之时的悲凉凄楚的情怀,暴露了封建统治集团同根相煎、骨肉相残的现实。虽然它在艺术技法上尚欠火候,有些生硬、粗糙和平直,带有契丹人开始学习作汉语诗时尚欠成熟的痕迹,但仍不失为一首能体现契丹、汉文化碰撞交融、优势互补的佳作,有着独特的审美功能和当时其他汉语诗无法替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