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赞美京都繁华,歌颂太平盛世的词篇。上片集中描写京城汴京的繁荣景象,歌颂帝王圣明,朝野多欢,举国上下,歌舞升平。下片写词人自己的身世,回忆当年,恣意狂荡,今天旧地重游,睹万物生情,寻找过去的踪迹,却没有见到熟知的歌女,不觉茫然。这首词作者感叹自己仕途无定,像过去那种饮酒作歌的情怀也已经不存在了。这首词用白描铺叙,以喜衬忧,以乐写哀的反衬手法,两相对比,突出了作者的落寞。
上阙中的第三韵“帝居壮丽,皇家熙盛,宝运当千”,三个四字句是上片叙写的中心,整个上片都在说作为“皇家” “帝居”之京城的“壮丽”、“熙盛”、“宝运”。此前之第一、二韵一短一长两句,是以无垠的天宇漫起的“祥烟”为京城布设一个祥瑞的气氛,紧扣“宝运”;此后数句则从环境与人事两个方面进行铺叙:“居门”一韵三句写王宫,紧扣“壮丽”;“太平时”两韵四句写帝都生活,紧扣“熙盛”。描写都市繁华与城市生活本是柳永的“强项”,此首上片又一次尽展此长。“居门清昼,觚棱照日,双阙中天。”他以清朗白昼中的“居门”,显示皇宫的气派;他以阳光照耀下的“觚棱”,显示皇宫的富丽;他以直冲天际的“双阙”显示皇宫的巍峨。寥寥十二个字,写尽了“帝居”的壮丽。
接下来“太平时”三字是从环境向人事的过渡,因了这“太平时”,“朝野”才得以“多欢”,不露痕迹地表露出歌功颂圣之意。底下的结拍一韵三句,就是对“多欢”的具体叙写了——“遍锦街香陌,钧天歌吹,阆苑神仙。”街市繁荣,用视觉感受“锦”、嗅觉感受“香”作具体修饰;歌吹高扬悦耳,用“钧天”显气势,歌妓舞女美艳绝伦,用仙境仙子作比况。这些词人仍觉不够,所以“锦街香陌”之上缀以“遍”字,领起这三个四字句。这一切,真是写尽了“皇家”都城的“熙盛”。这一番笔墨,在宋代其他词人的作品中是很难觅得的。
下阙换头“昔观光得意,狂游风景”,概括词人早年在京城的放荡生活,“狂游”二字似随手而书,但一个活生生的风流浪子形象呼之欲出。接着“再睹更精妍”一句,仅一个“再”字,明点出自已是旧地重游,因而也就埋下了今昔感怀的伏线:京城而今是“更精妍”了,而篇末最后四字——“不似当年”——一语道出词人如今的境遇已绝非昔日了。
所以下阙自第二韵始,都是层层铺写自己的“不似当年,“傍柳阴”一韵三句写自然美景“柳阴”、“花径”如昔,自己虽“傍”之而行,觅之多有,但是“空恁蝉辔垂鞭”,游兴淡漠,即使停马驻足也是枉然。这是“不似当年”之一。“乐游雅戏”“平康艳质”是玩赏地、冶游处,但接下来“应也依然”一个推测句,可知词人这时连“傍”、 “寻”的兴致都没有了。这是“不似当年”之二。昔日,柳永引许多下层歌妓为知己,如今却不思再去亲近她们,“仗何人、多谢婵娟”,想着仰仗旁人向“婵娟”表示谢罪之意。这是“不似当年”之三,且是已深入到具体的人物身上了。于是词的最后一韵,词人用充满人情人性的话语向这些美艳的少女们表示歉意:自己因“宦途踪迹”而年老气衰,而“歌酒情怀”“不似当年”了。词人把自己内心情愫的表白通过一个“道”字,化作了对美人的致歉语,情致更为委婉曲折,在一句看似家常的话语中,包含了词人难以言述的内心伤痛。
这是一首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全诗八句四十字,展示了唐末农民遭受的严重剥削,表达了作者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深切关怀与同情。这首诗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鲜明的对比,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把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描写得历历如绘,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烘托得淋漓尽致,同时充分表现了作者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
诗的前四句为第一层,主要描写残酷的高利贷剥削给广大农民所带来的剜心割肉般的痛楚。
开篇就揭露封建社会农村一种典型“怪”事:“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写出了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被迫借贷的悲惨境地。二月还未着手养蚕,五月稻子尚处青苗期,然而,贫苦的农民迫于生计,为济燃眉之急,竟不得不以未来的新丝、新谷作抵押,借上“驴打滚”的高利贷。“二”“五”月极言时间之早,这么早就背上阎王债,足以说明农民已到了山穷水尽、骨枯髓干的地步。“卖”“粜”状其只出不入,深刻反映了农民的辛酸血泪和无比痛苦。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两句,运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高利贷吮血噬骨的残酷剥削本质。“眼前疮”固然比喻眼前急难,“心头肉”固然比喻丝谷等农家命根,但这比喻所取得的惊人效果决非“顾得眼前顾不了将来”的概念化表述能及万一。剜却性命攸关的“心头肉”以疗眼前毒疮,是迫不得已,其后果更是不堪想象。旧伤未愈添新伤,穷困伴着死亡行,这就是对当时广大农民濒临绝境的高度概括和生动写照。“挖肉补疮”,自古未闻,但如此写来最能尽情,既深刻又典型,因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诗的后四句为第二层,主要是直抒胸臆,尽吐胸中块垒,表达诗人对解决正在激化中的社会矛盾的希望和设想,深寄对“君主”的讥刺之意,表达改良现实的愿望,颇合新乐府倡导者提出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的精神。诗人把解决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这反映出作者存在一定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君王”所代表的个人利益。
“君王”之“烛”只照地主豪绅,权贵达官,而其光不可射及逃亡的农舍,即客观反映其一向只代表豪富的利益而不恤民病,不满之意见于言外,妙在运用反笔揭示皇帝昏聩,世道不公。
“绮罗筵”与“逃亡屋”构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两极分化的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增强了批判性。它形象地暗示出农家卖青破产的原因,又由“逃亡”二字点出其结果必然是:“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呼号而转徙,饥渴而顿踣”,“非死而徙尔”(柳宗元《捕蛇者说》),充满作者对田家的同情,并含蓄而尖锐地讥刺了“君王”的不恤黎庶,使读者能够透过黑暗的社会现实,思味出那激化社会矛盾的真正罪手。
这首诗之所以向为人们所传诵,除了它真实而带有高度概括性地再现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农民的痛苦生活、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之外,还在于它有高超的表现技巧。
首先,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对农民被迫借取高利贷及其更惨痛的后果,诗人并未明白道出,而是用“剜却心头肉”以“医得眼前疮”来比喻之。剜肉补疮,并非根本的疗毒之策,它只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新局面。这样以剜肉补疮来比喻农民以借高利贷济燃眉之急,是再形象不过了,也是再具有高度概括力不过的了。这个比喻,一方面使诗歌的形象具备了可感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使有限的形式容纳了无限广阔深厚的社会内容。
其次,鲜明的对比手法的运用,把封建社会中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给历历如绘的描写出来了。“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本是对“君王”的希冀之语,但其中却包含了双重对比的意味。从“君王”的角度来说,恩泽不均,只顾富室,不恤贫苦,这一对比,就把“君王”的阶级立场给鲜明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一边是权贵豪门华丽的衣着,丰盛的筵宴,一边却是无衣无食,贫困破产,逃亡在外。这一对比,就把地主富室用高利贷剥削农民的严重恶果给突现出来了。如此形象的对比,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给烘托得淋漓尽致。
此外,这首诗的语言颇质朴通俗,感情也很真诚感人,充分显示了聂夷中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胡震亨论唐诗,认为聂夷中等人“洗剥到极净极省,不觉自成一体”,而“夷中诗尤关教化”(《唐音癸签》),从此诗即可看出。其所以如此,与语言的朴素凝炼同取材造境的典型都是分不开的。
宫廷宴会诗的恰当开头方式之一是皇帝的威严光临,经常运用形容帝王威仪的现成词语,如以“动地”描写帝王的到来。沈期这首诗的开头富有戏剧性,平静的水池倒映着虚空,但随着帝王紫光及香车的到来,这里突然充满了色彩和动态。沈佺期运用了最流行的惯例,把帝王及朝臣描写成天上的神仙。当诗人俯视池中的倒影时,他“错”把他们的出现当成天上神仙的形象。皇帝驾“云”出现在虚空的倒影中,他的车“御风”,这一词语出自《庄子》,用来描写羽化成仙的列子。
接下来,宫殿群倒影的出现使得凝视水池的诗人产生了一时的错觉:由于宫殿群的倒影添加在天空的倒影上,他错认为它们是天上的宫殿,但又“纠正”了自己的比喻,指出它们是“汉家城阙”。诗人的视界逐渐充实和扩大,从空澄的水池到皇帝一群的来临,再到宫殿群,这一切都是从水中倒影看出来的。接着诗人又从他的“镜子”中看到了京城地区的全景。读者在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中已看到,旧的虚构需要加以合理化,在这里是宫廷和天的同一;解决办法是一种在唐诗中流行的比喻形式——“迷惑的比喻”,诗人含蓄地或明确地承认比喻的虚构性,他不说“甲是乙”,却说“在我看来”、“我误认甲是乙”。
开头四句写得直率自然,具有戏剧性的秩序和宏壮的音调,接近于盛唐风格。第三联描绘的是狭小的特定景象,这在早期宫廷诗及盛唐诗中都可见到。诗人此时抬起头来,先看到水池周围的景象,然后看到远处的树林。第六句描写耸立于树林中的宫殿,但有一部分被盛开的木槿树遮住了。沈佺期与陈子昂一样也用了“分”这一动词,描写打破视觉延续的某事物的出现。在宫廷诗中,时节经常根据植物的花序确定,如这首诗,一种植物“已”呈现某种状态(此处为”绿“),而另一种则是“初”——开始开花。另一种流行的时序平衡法,是在对句中以“已”和“未”相对。
最后一联指汉武帝的《秋风歌》,写于他在汾阴祭祀后土的一次快乐出游中,李峤的《汾阴行》描写了这一事件。尾联对中宗诗的高雅评价,回到了帝王主题上。但是,诗人不仅是一般地将中宗与汉武帝相比,而是认为中宗诗的“雄”超出了汉武帝。一千多年来,许多帝王试图获得汉武帝横济汾河的同等乐趣,但只有唐中宗成功。第三联精致小巧的泛舟画面超过了汉武帝的强烈感情。从中宗现存诗篇的质量来看,沈佺期的恭维是言过其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