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共分三章，第一章写诗人对当权者不制止祸乱深为叹息，指出祸乱发生，有父母的人会更加忧伤。第二章写诗人看到那些不法之徒为非作歹，便坐立不安，忧伤不止。第三章写无人止谗息乱，诗人心中愤慨不平，劝告友人应自警自持，防止为谗言所伤。一方面由于环境险恶，另一方面这是一首抒情诗，所以诗中对祸乱没有加以具体叙述，而只是反映了一种不安和忧虑的心情。忽而写丧乱不止忧及父母，忽而写忧丧畏谗，忽而劝朋友警戒。透过诗句使读者看到了诗人的形象。他生当乱世，却不随波逐流，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关心国事，对丧乱忧心忡忡。动荡的社会让他不得安宁，与“不肯念乱”的当权者形成强烈的对比。他爱憎分明，既担心丧乱殃及父母，也担心兄弟朋友遭谗受害，对作乱之徒充满了憎恨。
另外，比兴的表现手法在这首诗中也用得很有特点。每章开头四句（末章似脱两句）连用两组比兴句，这在《诗经》中很少见。首章以流水朝宗于海，飞鸟有所止息暗喻诗人的处境不如水和鸟。次章以流水浩荡、鸟飞不止写诗人忧心忡忡而坐立不安。末章以飞鸟沿丘陵高下飞翔写诗人不如飞鸟自由。诗中比兴的运用虽然大同小异，但决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各自有所侧重。不仅暗示了诗人所要表达的内容，有较明确的引发思路的作用，而且让人感到新鲜贴切，增加了诗的艺术表现力。
从这首诗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忧乱畏谗的感叹和沉痛的呼喊，而这正是对“分明乱世多谗，贤臣遭祸景象”（方玉润《诗经原始》）的高度艺术概括。
宋代不设郡，但习惯仍称州为郡，故州中公署后的园圃亦称“郡圃”。韩琦晚年既老且病，连一般的公务也应付不了，只能终日闲居；这种生活，对于以天下为己任的韩琦来说，是一种难耐的折磨。而当他对着郡圃的一派暮春景色时，感物生情，这种愁情更抑制不住。因此，前半首就从这些景物着笔，但并非简单罗列，而是融合了诗人不断变化的情绪，表现出深厚的功力。
“溶溶春水满方塘”，一个“满”字，活画出春水方生的气象。当此碧波平岸、春深如海之际，诗人本应开口一笑，愁苦俱忘。但突然之间，微风送来几缕淡淡的清香，诗人敏感地知道：这是春花正在随风飘堕。芳时难留，烟景不再，该送春了。诗人目光所对是自然界的落花，心中所思则是生命的凋谢，于是悲从中来。但妙在诗人并不将这种愁情一泻无余，而是极为含蓄，暗寓于景物描写之中：“尽日杨花飞又歇，有时林鸟见（即‘现’）还藏。”“尽日”，这是根据当时的观察作出的推论，从中隐隐可见诗人的闲愁。在用字遣词上，“又”、“还”，亦意在表现景物的不断重复，单调可厌，从而展示出诗人心境的烦闷、孤寂。
第三联由景及人，关键在一个“闲”（“静”也是闲的意思）。韩琦本来是不“闲”的，他一向在朝廷或边关任职，政事繁剧，军务倥偬；当身染重病之后，为了调养，才申请回到故乡相州任职，因为这里是内地，要“闲”得多。后来病情加重，更是终日“闲”居了。但结果，“沉疴不为闲来减”，希望落空了；不仅如此，还因为过于闲散却又不甘闲散，既有生理的痛苦，又有精神的苦闷，更觉得时间难熬。所以，“流景（即时光）知从静处长”在字面上和上句是对偶，但意义并非平列，而是递进一层，抒写他的伤感。
最后一联直抒无可奈何的春愁。古人称酒为“酒兵”，谓酒能消愁，如同兵能克敌。说“欲战”，就暗含这个比喻在内。“愁”本不可数，加以“万”字，突出愁多，“战”字则从反面衬出愁多。愁情既如是之甚，诗人想借酒一浇，无奈因病戒酒，连这也不能做到。于是，一切防守的力量尽失，只好任凭“万愁”进攻了。
诗的最后一句，诗人用力点破这“万愁”的由来：“三月去堂堂。”这既是实写春水满塘、春花堕地，浩荡春光正堂堂逝去；同时，它又是虚拟，比喻诗人桑榆晚景，沉疴在身，这是愁的根源，自然界春天的逝去不过是愁的触媒。诗用五个字将这两层丰富的内容融为一体，所以极有分量；唯其如此，“可堪”二字才益显沉重，情调衰飒，诗人不胜其悲。
名为《墨池记》，着眼点却不在“池”，而在于阐释成就并非天成，要靠刻苦学习的道理，以此勉励学者勤奋学习。文章以论为纲，以记为目，记议交错，纲目统一，写法新颖别致，见解精警，确是难得之佳作。
本文意在写论，但发议之前，又不能不记叙与墨池有关的材料。否则，议论使无所附丽，显得浮泛，说教空洞。如记之过详，又会喧宾夺主，湮没题旨。故作者采用了记议结合，略记详论的办法，以突出文章的题旨。开头，大处落笔，以省险的笔墨，根据荀伯子《临川记》所云，概括了墨池的地理位置、环境和状貌：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同时，又根据王羲之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指出墨池得名的由来。其实，有关墨池的传说，除《临川记》所述之外，还有诸种说法，因本文的目的在于说理，不在于记池，所以皆略而未提。文辞之简略，可谓惜墨如金。对于墨池的记叙，虽要言不烦，却铺设了通向议论的轨道。接着文章由物及人，追述王羲之退离官场的一段生活经历。据《晋书》记载，骠骑将军王述，少时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述为杨川刺史，羲之成了他的部属。后王述检察会稽郡刑改，羲之以之为耻，遂称病去职，并于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来做官。对于王羲之的这一段经历，作者只以“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强以仕”一语带过，略予交代，随之追述了王羲之随意漫游，纵情山水的行踪：“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恣肆，而又尝自休于此邪？”这一段简略追述，也至关重要。它突出了王羲之傲岸正直、脱尘超俗的思想，这是王羲之学书法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精神气质，不能不提。从结构上讲，“又尝自休于此邪”一语，用设问句式肯了王羲之曾在临川学书，既与上文墨池挂起钩来，又为下文的议论提供了依据。随后，在记的基础上，文章转入了议：“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虞和《论书表》云：“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庾翼，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书十纸，过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说明王羲之晚年己与“草圣”张芝并驾齐驱，可见“羲之之书晚乃成”之说有事实根据，令人信服。那么，羲之书法所以“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专心致志，勤学苦练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至此，原因，在于缺乏勤奋精神，进一步说明了刻苦学习的重要性。最后，又循意生发，引申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上去，指出“深造道德”，刻苦学习也是不可少的．就这样，正面立论，反面申说，循意生发，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文章的题旨。然而，作者对题旨的开拓并未就此止步。在简略记叙州学教授王盛向他素文的经过以后，文章再度转入议论：“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这虽是对王君用心的推测，实则是作者作记的良苦用心．接着，又随物赋意，推而广之，进一步议论道：“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作者由王羲之的善书法之技，推及到“仁人庄士”的教化、德行，勉励人们不仅要有“一能”，更要刻苦学习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从而把文意又引深一层。曾巩是“正统派”古文家，文章的卫道气息较浓厚，这里也明显地流露了他卫道的传统思想。
在宋代以“记”为体裁的说理散文中，象《墨池记》这样以记为附，以议为主的写法还是不多见的。《醉翁亭记》的思想意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但这种"意“，不是靠发“议”表达出来的，而是随着山水相映、朝暮变比、四季变幻的自然景物描写透露出来的；《岳阳楼记》的重心不在记楼，在于敞露个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在抒情方式上，作者采用的是触景生情的方法，因而文章铺排笔墨，以较乡的篇幅写了岳阳楼变幻莫测的景色．而《墨池记》用于记“池”的文字较少，议论文字却很多。它不是在记叙之后再发议论，而是记事、议论错杂使用，浑然一体。尽管议多于记，却无断线风韵，游离意脉之弊，读来觉得自然天成。可以说《墨池记》脱尽了他人窠臼，辟出了自家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