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中指蓟城,在今北京市大兴县西南。高适于公元752年(天宝十一年)春南返封丘,写下了这首诗。
诗一开篇,就以“沙漠”、“塞垣”这样特有的塞外景物,勾勒出一幅浩瀚伟岸的典型图画。接着以“策马”、“长驱”和“登”这三个动作,勾画出一个挥鞭驰骋、飞越大漠、慷慨激昂、勇赴国难的英雄形象。
三、四句,则写诗人登上塞垣的所见:映入眼帘的,是衰草遍地、寒风呼啸的“萧条”荒凉景象;纵目远眺,只见“白日”昏暗,寒云苍茫,天地玄黄。开始四句叙事写景,以白描之法大笔勾勒,境界阔大,人物虽尚未出场,但通过“策马”“长驱”的壮烈之举,落日黄云的苍茫之色,特别是“落日何萧条”句中的“何”字,突出了主人公的感慨之深,忧愁之重。
“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这两句既是由前面的叙事写景到下文议论抒情的转折,又是具体揭示前文“边城何萧条”的原因:征战不息,原来是“胡虏”的反叛造成的,同时也暗示对安禄山以“边功市宠”,引起战端。据《通鉴·玄宗天宝四载》记载: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逼得“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可见天宝时期东北边境的“边患”,主要是安禄山进行不义战争造成的。尽管当时安禄山手握三镇雄兵,是被唐玄宗封为东平郡王的显赫人物,而高适“栖迟一尉”,人微言轻,对此倒行逆施却已难捺愤怒,因此感情的激流勇掀波澜,以一强烈的反诘:“岂无安边书?”对统治者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同时也表现出自己安边定远的高度自信心。
史言高适“喜言王霸大略”,“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旧唐书·高适传》)对给国家、人民带来苦难的不义战争,高适坚决反对。但现实却是贤者沉沦,奸邪得志。“诸将已承恩”一句回答,包含着诗人多少深沉的愤慨!这一起一伏之中,诗人的感情又由激越转向沉痛。这样自然引出末尾两句,“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这两句各用一典,孙、吴指战国时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和吴起,“闭门”指东汉末年大名士陈寔有感于世道黑暗,拒绝入仕,故“闭门悬车,栖迟养老”(见《后汉书·陈寔传》)。此二句含蕴的情感十分深厚强烈,有言少意多之妙。不过,第二句的“闭门”之说,是对现实极为不满的反语,其实高适对现实是十分关注的,对政治是极为热衷的。正如钟惺所评:“ 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见,归咎于君;‘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成恩’,归咎于臣。”“‘已承恩’三字偷惰欺蔽二意俱在其中,可为边事之戒。”(《唐诗归》卷十二)。
艺术上叙事写景,形象逼真,衬托出壮烈的情怀。议论抒情,出言深睿精警,意绪起伏捭阖,透射出诗人强烈的愤懑和不愿同流合污的凛凛风仪。全诗语言看似平淡质朴,但由于“感赏之情,殆出常表”(徐献忠《唐诗品》)同样具有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打马驱驰越过沙漠,长途跋涉来到边疆。
边城一带如此萧条,日光惨淡白云昏黄。
身临沙场争战之处,常为胡虏的反复侵扰而忧伤。
胸中不是没有安边良策,无奈将帅己得封赏无心边防。
才如孙吴却无处施展呀,只好归来闭门独自惆怅。
注释
垣:城上矮墙。
萧条:冷落。
翻:同“反”,反叛。
安边书:安边的策略。
诸将:指安禄山等人。
孙吴事:指孙武、吴起用兵之事。孙武,春秋齐国人,古代著名军事家,著有《孙子兵法》十三篇。吴起,战国时卫人,任魏国将军,大败秦兵,亦有兵法行世。
蓟中指蓟城,在今北京市大兴县西南。高适于公元752年(天宝十一年)春南返封丘,写下了这首诗。
诗一开篇,就以“沙漠”、“塞垣”这样特有的塞外景物,勾勒出一幅浩瀚伟岸的典型图画。接着以“策马”、“长驱”和“登”这三个动作,勾画出一个挥鞭驰骋、飞越大漠、慷慨激昂、勇赴国难的英雄形象。
三、四句,则写诗人登上塞垣的所见:映入眼帘的,是衰草遍地、寒风呼啸的“萧条”荒凉景象;纵目远眺,只见“白日”昏暗,寒云苍茫,天地玄黄。开始四句叙事写景,以白描之法大笔勾勒,境界阔大,人物虽尚未出场,但通过“策马”“长驱”的壮烈之举,落日黄云的苍茫之色,特别是“落日何萧条”句中的“何”字,突出了主人公的感慨之深,忧愁之重。
“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这两句既是由前面的叙事写景到下文议论抒情的转折,又是具体揭示前文“边城何萧条”的原因:征战不息,原来是“胡虏”的反叛造成的,同时也暗示对安禄山以“边功市宠”,引起战端。据《通鉴·玄宗天宝四载》记载: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逼得“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可见天宝时期东北边境的“边患”,主要是安禄山进行不义战争造成的。尽管当时安禄山手握三镇雄兵,是被唐玄宗封为东平郡王的显赫人物,而高适“栖迟一尉”,人微言轻,对此倒行逆施却已难捺愤怒,因此感情的激流勇掀波澜,以一强烈的反诘:“岂无安边书?”对统治者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同时也表现出自己安边定远的高度自信心。
史言高适“喜言王霸大略”,“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旧唐书·高适传》)对给国家、人民带来苦难的不义战争,高适坚决反对。但现实却是贤者沉沦,奸邪得志。“诸将已承恩”一句回答,包含着诗人多少深沉的愤慨!这一起一伏之中,诗人的感情又由激越转向沉痛。这样自然引出末尾两句,“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这两句各用一典,孙、吴指战国时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和吴起,“闭门”指东汉末年大名士陈寔有感于世道黑暗,拒绝入仕,故“闭门悬车,栖迟养老”(见《后汉书·陈寔传》)。此二句含蕴的情感十分深厚强烈,有言少意多之妙。不过,第二句的“闭门”之说,是对现实极为不满的反语,其实高适对现实是十分关注的,对政治是极为热衷的。正如钟惺所评:“ 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见,归咎于君;‘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成恩’,归咎于臣。”“‘已承恩’三字偷惰欺蔽二意俱在其中,可为边事之戒。”(《唐诗归》卷十二)。
艺术上叙事写景,形象逼真,衬托出壮烈的情怀。议论抒情,出言深睿精警,意绪起伏捭阖,透射出诗人强烈的愤懑和不愿同流合污的凛凛风仪。全诗语言看似平淡质朴,但由于“感赏之情,殆出常表”(徐献忠《唐诗品》)同样具有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文苑英华》与敦煌唐写本残卷《唐人选谢诗》中此诗皆题作《送兵还作》,可知此诗是高适在天宝十年(751)冬天送兵后,于次年春天南返封丘时所作。
在其他题材中,作者用梅花、兰花等来和水仙比较,这首诗却用人物作比。所谓人物,是传说中的洛神。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写洛神飘然行水的姿态。诗篇开头两句:“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用洛神的形象来写水仙,把植立盆中不动的花朵,写成“轻盈”慢步的仙子,化静为动,化物为人,凌空取神,把水仙的姿态写得非常动人。假如把“微月”看成步的补语,即谓缓步于“微月”之下,也是有依据的,《洛神赋》的“步蘅薄而流芳”句,“蘅薄”亦作“步”的补语。这两句直呼“凌波仙子”,未写到花,下面两句:“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就由洛神转到花,点出洛神是用以比花。上两句写姿态,这两句写心灵,进一步把花人格化,表现作者对花有深情,表现出它有一种“楚楚可怜”之态,像美人心中带有“断肠魂”一样,使人为之“愁绝”。“断肠魂”移来状花,但说的还是洛神。洛神的断肠是由于对爱情的伤感,《洛神赋》写她:“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这三个字无论说水仙或说洛神,都是很动人的,因为把其整体概括成为这样的一种“灵魂”是有极大的引起联想和同情的力量的。
前面四句,是扣住水仙本身的描写;下面四句,从水仙引来山矾、梅花,并牵涉到诗人本身,作旁伸横出的议论和抒情,意境和笔调都来个大的变换。“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矾是弟梅是兄。”上句仍从水仙说,用“倾城”美人比喻花的清香洁白的芳韵;下句则拿山矾、梅花来比较,说水仙在梅花之下而居山矾之上。山矾,这个名字是黄庭坚起的。他在《戏咏高节亭边山矾花二首》的《序》中说到为郑花改名山矾之事。用山矾来比水仙,也始于黄庭坚。表面上,前五句都用美女形容水仙,写得那样幽细秀美,第六句忽作粗犷之笔,把三种花都男性化了,大谈“兄弟”问题;前后不统一,不调和,几乎有点滑稽。实际上,作者正是有意在这种出人意外的地方,表现他写诗的随意所适,抒写自由。这一句,作者有意使读者惊讶于诗句的粗犷,惊讶于与前面描写格调的不统一,不调和,还是第一步;作者还有意要把这种情况引向前进。最后两句:“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被花恼,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杜甫与黄庭坚,都不是真正“恼花”,恼花是来自爱花。杜甫是恼赏花无人作伴;黄庭坚是恼独坐对花,欣赏太久,感到寂寞难受。诗说赏花之后,想散散心,换换眼界,故走出门外。但作者所写出门后对之欣赏而“一笑”的,却是“横”在面前的“大江”。这个形象,和前面所写的水仙形象相比,“大”得惊人,“壮阔”得惊人;诗笔和前面相比,也是“横”得惊人,“粗犷”得惊人。这两句诗,不但形象、笔调和前面的显得不统一,不调和,而且转接也很奇突。宋代陈长方《步里客谈》说杜甫诗《缚鸡行》结尾从“鸡虫得失无了时”,忽转入“注目寒江倚山阁”,“断句旁入他意,最为警策”,黄庭坚此诗,当是仿效。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说:“山谷之妙,起无端,接无端,大笔如椽,转如龙虎。扫弃一切、独提精要之语,往往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连属,非寻常意计所及。此小家何由知之?”这些话,点出了此诗出奇的结语的用意和功力所在。
纪昀《书山谷集后》说黄庭坚的七言古诗:“离奇孤矫,骨瘦而韵远,格高而力壮。”这一首诗,从整体看,是“离奇孤矫”;从前半看,是“骨瘦而韵远”;从后半看,是“格高而力壮”。文学作品,千变万化,有以统一、调和为美的,也有以不统一、不调和为美的。从不统一、不调和中看出它的统一和调和,是欣赏文学作品的关键之一。能够掌握这个关键,就可以从该诗的不统一、不调和中看出它的参差变幻之美。陆游《赠应秀才》诗说“文章切忌参死句”,把问题看得太简单,看得太死,往往就会走上“参死句”的道路,对佳作失之交臂。
这首五言律诗是吟咏竹子的,但与一般泛咏景物之作不同,根据诗意,所咏之竹当实有所指,这须待读完全诗才能明白。
诗的前四句摹写竹之形状,但写的角度却极富于变化:一、二句一俯一仰,一是下写竹子入水之态,一是上写竹笋抽空之影,这是直接写竹;三、四句写笋径露华、霜根苔色、是以露、苔衬竹,是间接写竹。但是不管是直接写还是间接写,都并非出于悬空虚拟,而是实实在在的情景和境地,是诗人置身其间的观察、摹写。他低头看见了水中的文竹,微光摇曳,斑驳可爱;抬头望见了绿色的竹影,竹影凌空而上,充溢着春天的勃勃生机。这似乎是一个清新的早晨,诗人从竹林掩映的小路走过,竹笋上还挂着亮晶晶的露珠儿,带着粉霜的竹根也快要被青青的苔藓遮盖了。多么幽雅的境地!多么可爱的翠竹!这是诗人所熟悉的土地上的竹林——故里昌谷(今属河南宜阳)的竹子。据河南宜阳县委宣传部《李贺故里调查》报告上说,“今昌谷村名虽无”,但这一带的村子大都“绿竹成园,较大之竹园即有一百多亩”(转引自钱仲联《李贺年谱会笺》),由此可以想见当地竹林盛况,李贺自己也在诗中多次提到它:“舍南有竹堪书字”(《南园》)、“竹香满凄寂,粉节涂生翠。……竹薮添堕简,石矶引钩饵。……柳缀长缥带,篁掉短笛吹。”(《昌谷诗》)而且,除了这首《竹》诗外,还有一组诗——《昌谷北园新笋四首》——专咏故里之竹,其中一首云:“斫取青光写楚辞,腻香春粉黑离离。无情有恨何人见?露压烟啼千万枝。”这都可以证明这首《竹》诗所吟咏的为昌谷之竹无疑,因为在这里,李贺才更可能如此从容安闲地去欣赏它。“抽空”,形容竹子劲直挺拔上长的状态,也就是《昌谷北园新笋四首》诗中所说的“更容一夜抽千尺”或“笛管新篁拔玉青”之意。“霜根”,并非竹根上真的有霜,而是指竹根上结的白色粉末,有如寒霜,即《昌谷北园新笋四首》里“腻香春粉黑离离”的“春粉”。这四句诗不但写出了竹子的劲直潇洒,也写出了环境的幽雅迷人。
诗的后四句又换了一种笔法,写竹子的功用,并寄寓感慨:“织可华香汗,裁堪钓锦鳞。三梁曾入用,一节奉王孙”。竹子编织为席,可以华接香汗;斫裁成竹竿,可以用来钓鱼(“锦鳞”)。但这还是普普通通的用途,算不得奇特,最值得夸耀的是竹子曾被朝廷采用,制作贤冠上的横梁。《周书》载:“成王(姬诵)将加玄服,周公(姬旦)使人来零陵取文竹为冠。”《舆服志杂注》:“天子五梁进贤冠,太子、诸王三梁进贤冠。”“梁”指帽子里面硬的横衬,以竹为之。这似为此诗末二句之所本。很显然诗人是有所寄兴的。竹子那潇洒的风度、劲直的气节,竹子的被重用,这些怎能不令诗人歆羡和感慨呢?诗人怀不世之才,常有济世报国之心,但终其一生,始终是郁郁不得施展,虽曾官奉礼郎,但位不过从九品上,掌君臣版位,以奉朝会祭祀之礼,亦不过是“臣妾气态间,惟欲华箕帚”而已,终无能为。其情其志,于诗中时时可见,所以于吟物之中连类而及,也是很自然的了。
李贺之诗,虽然笼统地说,其光怪陆离、虚荒诞幻,是深得楚骚之真传,但细致说来,又有所区别,大抵长篇歌行,近于楚骚和汉魏乐府歌诗,而五言律绝,则更类似于齐梁间诗,显得明艳浓丽。此诗亦是如此,尤其是五、六句,活脱脱齐梁口吻。但李贺此诗并不止于咏物,而是将自己的情志编织于其中,因此与齐梁诗那种无聊至极的香艳软媚不同,这也该是李贺此诗的成功之处吧。
浪漫色彩
曹植在诗歌和辞赋创作方面有杰出成就,其赋继承两汉以来抒情小赋的传统,又吸收楚辞的浪漫主义精神,为辞赋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洛神赋》为曹植辞赋中杰出作品。作者以浪漫主义的手法,通过梦幻的境界,描写人神之间的真挚爱情,但终因“人神殊道”无从结合而惆怅分离。
周洪亮主编的《璇玑辞》选用曹植《洛神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一句来赞美王羲之的书法之美。
段落层次
《洛神赋》全篇大致可分为六个段落,第一段写作者从洛阳回封地时,看到“丽人”宓妃伫立山崖,这段类话本的“入话”。第二段,写“宓妃”容仪服饰之美。第三段写“我”非常爱慕洛神,她实在太好了,既识礼仪又善言辞,虽已向她表达了真情,赠以信物,有了约会,却担心受欺骗,极言爱慕之深。第四段写洛神为“君王”之诚所感后的情状。第五段“恨人神之道殊”以下二句,是此赋的寄意之所在。第六段,写别后“我”对洛神的思念。
突出特点
特点一,想象丰富。想象到:他从京城洛阳启程,东归封地鄄城。途中,在洛川之边,停车饮马,在阳林漫步之时,看到了洛神宓妃,她的体态摇曳飘忽像惊飞的大雁,婉曲轻柔像是水中的游龙,鲜美、华丽较秋菊、茂松有过之,姣如朝霞,纯洁如芙蓉,风华绝代。随后他对她产生爱慕之情,托水波以传意,寄玉佩以定情。然她的神圣高洁使他不敢造次。洛神终被他的真情所感动,与之相见,倾之以情。但终因人神殊途,结合无望,与之惜别。想象绚烂,浪漫凄婉之情淡而不化,令人感叹,愁帐丝丝。但这想象并不离奇,是有感于宋玉的《神女赋》、《高唐赋》两篇赋而作。
特点二,词藻华丽而不浮躁,清新之气四逸,令人神爽。讲究排偶,对仗,音律,语言整饬、凝炼、生动、优美。取材构思汉赋中无出其右。
特点三,传神的描写刻画,兼之与比喻、烘托共用,错综变化巧妙得宜,给人一种浩而不烦、美而不惊之感,使人感到就如在看一幅绝妙丹青,个中人物有血有肉,而不会使人产生一种虚无之感。在对洛神的体型、五官、姿态等描写时,给人传递出洛神的沉鱼之貌、落雁之容。同时,又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清新高洁。在对洛神与之会面时的神态的描写刻画,使人感到斯人浮现于眼前,风姿绰约。而对于洛神与其分手时的描写“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来鸣鼓,女娲清歌。”爱情之真挚、纯洁。一切都是这样的美好,以致离别后,人去心留,情思不断,洛神的倩影和相遇相知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浪漫而苦涩,心神为之不宁徘徊于洛水之间不忍离去。
苦闷之情
产生苦闷之情的原因有三:
1.人神有别,有情人不能成眷属;
2.“洛神”是他的精神寄托,但她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现实中难以找到,失落无限;
3.以此赋托意,他不但与帝王之位无缘还屡受兄弟的逼害,无奈之余又感到悲哀和愤懑。
艺术价值
对《洛神赋》的思想、艺术成就前人都曾予以极高的评价,最明显的是常把它与屈原的《九歌》和宋玉的《神女》诸赋相提并论。其实,曹植此赋兼二者而有之,它既有《湘君》、《湘夫人》那种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又具宋玉诣赋对女性美的精妙刻画。此外,它的情节完整,手法多变和形式隽永等,又为以前的作品所不及。因此它在历史上有着非常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晋代大书法家王献之和大画家顾恺之,都曾将《洛神赋》的神采风貌形诸楮墨,为书苑和画坛增添了不可多得的精品。到了南宋和元明时期,一些剧作家又将其搬上了舞台,汪道昆的《陈思王悲生洛水》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出。至于历代作家以此为题材,见咏于诗词歌赋者,则更是多得难以数计。可见曹植《洛神赋》的艺术魅力,是经久不衰的。
慷慨悲歌,豪情万丈,可以入词;小桥流水,也可以入词。这首词以柔美的曲调,表现出男女相怨的私情。
作品虽以大量篇幅写一女子,但是全篇的主题却是表现爱恋这个女子的一位男子的相思之情;女子的形象,仅是在这位男子的想象中出现的。这是词的成功之处。词的上片,全以虚拟之笔,想象女子在春日思念男主人公的情状。虽是虚写,却逼真细致,情景历历,宛然在目。首先,作者即描写那个女子所独自居住的环境。那是一个幽深静谧的小小院落。由于情人的远离,这深闺之中没有了欢声笑语,因而日间气氛空寂得令人难耐。更可恼的是,时当春日,天气冷暖阴晴没个准,使人觉得心绪也愈发烦乱了。天气之阴晴不定,暗喻女子思念情人时心情的起伏变化,意思极为含蓄。“春未足,闺愁难寄,琴心谁与?”接下来三句,由景入情,正面点出女子的怨情。琴心,典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以琴心挑之。”这里是为女方设想:闺中寂闷,无可交通心事之人,当此春昼,她如何排遣满腹愁怨呢?
以下由写情转入写事。“曲径”、“虚阑”二句,是一组工整而流畅的对仗,意在进一步刻画女子此刻之无聊。抒情男主人公设想,他的情人此时感觉万般无聊,于是找些游戏来打发光阴。她时而在幽曲的花径里穿进穿出地扑捉蝴蝶,时而斜倚栏干在阳光下教鹦鹉说话……可是这些做法都没能帮她驱走忧愁。有时她一抬头,院中杨柳枝条飞舞之态又使她思绪万千。上片末“笑十三杨柳女儿腰,东风舞”二句,意思是说:女子看到婀娜的杨柳在春风中自在摇动,恰如十三岁小女孩儿无忧无虑地扭腰作舞,她感到这种不知忧愁的张狂轻浮之态十分好笑。一“笑”字将女子因物兴感、情绪更加烦乱的心态点化出来了。
词的下片,将相思之情写得更加凄婉动人。过片的四个三字句,写女子黄昏之后的孤苦愁闷。这里用了两个比喻:云外月,喻心期阻隔,情人不得相见;风前絮,喻愁恨之绵绵不断。这四句,使人宛然见女子春夜枯坐空闺、如泣如诉之状。“想绮窗今夜,为谁凝伫”二句,将此夜女子悄然伫立,相思之情更深更苦的情态,准确地刻画出来。这里出以问句,更显出多情的男主人公对女方的无限关切。是全篇的高潮,也是抒情的“词眼”所在。一“想”字笼罩前后文,关合男女双方。有此二句,点明了前文一大篇描写皆非实景,而是“今夜”所“想”。有此二句,才由虚拟与悬想巧妙地过渡到实写,从而正面描写出男主人公一往情深的相思心理。“洛浦”与“秦楼”二句,即承“想”字而来,利用典故抒写自己怀想情人却无缘相会的痛苦。
这“洛浦”与“秦楼”二句,借用了二个典故。前一个典故是正用,写自己梦见情人,醒后一切成空;后一个典故是反用,叹息出双入对的情侣天各一方。
篇末“正黄昏时候杏花寒,廉纤雨(细雨)”,以景物的描写显示抒情主人公满目所见,无非令人断肠之物而已。无限的哀感顽艳之情,融入春日黄昏景色之中,愈发显得愁绪无边,韵味深长。全词的结尾是以写景来抒情、语尽而情不尽的妙笔。全词情景交融,章法穿插变化,风格沉郁顿挫,用语典雅精丽,不失为一篇佳作。
诗从“今日乐上乐”写起,先点出今日之乐不同寻常,乃乐上之乐。第二句“相从步云衢”写求乐的地点。相从,谓互相伴随,见得不是一人。步云衢,即踏上登天大路。以下即展开对天上宴会场面的描写,把“乐上乐”的情景具体化。先写酒席:美酒是天公出的,鲤鱼是河伯出的,东方青龙七星来铺排筵席,西方白虎七星来把壶斟酒。天公是天上的主宰者,他也对宴席有奉献,可见宴上的“我们”地位之高。次写歌舞:工于鼓瑟的南斗星,长于吹笙竽的北斗星,都前来表演他们的拿手好戏;耳垂明月珰的嫦娥前来献舞,身穿彩衣的织女奉上了美石与佩玉;这时苍霞和清风也放开美妙的歌喉,唱起齐地、吴地的歌曲助兴。这情景,真令人眼花缭乱,耳不暇听。在这里,既没有对神仙神物的神秘感和恐惧感,也没有羡慕和乞求,相反,倒是一切皆服务于“我们”,“我们”是宴会的主人。最后两句是宴会结束,当“我们”登车而去时,流星前来驾车,正在下滴的露珠便成了车盖的帷幕。可以想见,“我们”是多么快意,“我们”是多么自豪,只有“我们”,才是顶天立地的一群,俨然如天地间的主宰。
这首诗写的是天上宴乐,但仔细一玩味,诗中所涉及的一切,不管是酒、鱼、席、壶,还是明珰瑛琚、东讴西歈,无一不是人间的、不是人间的人们特别是富有者们所享受的。所以这场盛宴,不过是人间盛宴的折射。汉乐府中某些作品的首尾往往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这样的套语,不一定与内容相关,因为这类诗都是用来在宴会上娱人的,为了取悦宴会的主人们,便加上这样祝颂性的诗句。这首诗亦是如此。所以,它实际上体现了人间享乐者们的欲求,他们并不满足于人间的口耳之福,还要上天堂享乐,并让天上的神仙也为自己服务;主宰天上的世界,无所拘限地扩大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这首诗歌颂了这些享乐者,所以其思想性并不足取。但从另一角度看,由于诗写得恢宏恣肆,显得很有气势,意态不凡,因而在客观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社会国力强盛时期人们的一种昂扬而又自信的心态和气度,具有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
此诗写法上的主要特点是以赋的笔法,借助天文学的知识,发挥想象,尽情铺张,同时又层次井然,纷繁而不乱。其次,诗歌运用拟人手法,把神话中人物和天上星宿都“驱遣”到酒席宴会上来,让它们各司其职,并都切合其特点,“个性”鲜明,“面目”可见。这些都非富于想象、善于想象者不能为之。诗中除开头二句外,其他皆为对偶句,共六组十二句,连连排比,使赋法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些对偶句中,又善用互文,上下句各举一边,合则互相补充,既语言简炼,又文意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