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寻访隐者不遇为题材的小诗有好几首。而似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最为后人激赏。魏野这首七绝的意境很像贾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诗题中的“隐者”为谁，人们已不得而知，魏野本人即是宋初有名的隐士，他与不少隐逸者有交往，这里反映的就是诗人生活的这一方面，写的是隐者相寻，终未得遇。与贾岛诗相比，诗题虽同，内中含义却昭然有别。贾岛诗中，隐者在“云深不知处”，但毕竟“只在此山中”，还是有目标可见的，而此诗中的隐者，行迹更加漂泊不定，难以捉摸。
“寻真误入蓬莱岛”，首句点出寻访的地点，这位隐士看来是个道士，诗人称之为得道成仙的“真人”，足见敬仰之情。“误”二字，既说明诗人是不知不觉中来到此地的，也表现了他对此幽寂之景的惊异之情、“香风不动松花老”具体写所见之景。香风不动，松花自落，隐者居处之清幽可见。
第三句“采芝何处未归来”为一转折。贾岛诗中虽略去问句，却还有一回答的童子出现，魏野则将发问的对象也略去了。他自问自答道：满地白云，杳无行迹，隐者想必采灵芝去了。灵芝，历来被认为是长生不老之药，长在深山峭壁，来取不易，隐者这一去，何时归来就难么肯定了。诗人虽未能见到隐者，内心却向往之，他伫立于此，极目远眺，隐隐透出惘然若失的感情，诗篇已终，余音未了。
在宋初诗人中，魏野的风格是近于唐人的。《宋史》本传云：“野为诗精苦，有唐人风格，多警策句”。写访隐者不遇的诗，除贾岛一首外，唐人如高骈“落花流水认天台，半醉闲吟独自来。惆怅仙翁何处去，满庭红杏碧挑开”，李商隐“城廓休过识者稀，哀猿啼处有柴扉。沧江白石樵渔路，日暮归来雪满衣”，韦应物“九日驱驰一日闲，寻君不遇又空还，怪来诗思清人骨，门对寒流雪满山”等等，在唐诗中都属上乘之作。“意味闲雅”（蔡正孙语）是这些诗总的风格。魏野一生没有出仕，居处是“清泉环绕，旁对云山，景趣幽绝”（《宋史》本传），真宗遣使召之，他“闭户逾垣而遁”（《宋诗纪事》卷一），是个真隐士，他写的《寻隐者不遇》诗，于“闲雅”之外，就更有隐逸之风。前人称他诗风“平朴而常不事虚语”（《玉壶野史》），这首诗纯用白描手法，青松郁郁，白云悠悠，构成鲜明的艺术形象。将香风引入诗句，更使整个画面增辉。而这些都显示了隐者的高洁，表达了诗人的向往之情。
此诗以自嘲的口吻，抒写平生到处漂泊，功业只是连续遭贬。诗人面对当年自己的画像，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既有对目前垂垂老矣的描述，也有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多重感情交织在一起。造语苍凉，寓庄于谐，言有尽而意无穷。
苏轼诗清新豪健，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一格。本诗更是语出惊人，开端便说自己心如死灰，乍看似与诗人一向旷达豪爽的性格很不相附，然了解了诗人的经历、心情后，就不能不对作者这种心死之哀寄予深切的同情。
作此诗时，是苏轼去世前两个月，作者已年逾花甲，堪堪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回首自己的一生，几起几落，失意坎坷，纵然有忠义填骨髓的浩瀚之气，也不得不化为壮志未酬的长长叹息。作者只能慷慨悲歌，自叹飘零。接下来的“身如不系之舟”指自己晚年生活的飘泊不定，抒写羁旅漂泊的忧伤情怀。如果仅限于“入乎其内”的抒写人生的苦闷，苏轼也就不成为令人发出会心微笑的“东坡老”。他不会，也不屑在哀愁中沉沦。
且看后两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一反忧伤情调，以久惯世路的旷达来取代人生失意的哀愁，自我解脱力是惊人的。苏轼认为自己一生的功业，不在做礼部尚书或祠部员外郎时，更不在阀州、徐州、密州（作者曾在此三地作过知府）。恰恰在被贬谪的三州。真是“满纸荒唐言”，然而这位“东坡看”最能够“白首忘机”。失意也罢，坎坷也罢，他却丝毫不减豪放本色，真是不可救药的浪漫。末两句，语带诙谐，有自我调侃的意味，却也深刻地传达了作者此刻的微妙心情。
整首诗庄中含谐，直中有曲。表现了东坡其人其诗特有的风格。读之使人击节可叹，极易受感染。
这首小令写春日少妇的寂寞。上阕前二句以瑰丽的彩笔描绘出姹紫嫣红的满园春色：鹅黄的新柳，娇红的桃杏，映着青青的芳草，织就一幅美不胜收的图画。“春到青门”四字极有诗意，词人把春天来到人间的景况形象地比拟为春姑娘翩翩地来到大自然的芳草青青的门槛，这想象是多么新奇，美丽而又得体贴切，“柳色黄”三字也用得妙，在“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早春季节，柳梢最初缀着的是米粒大的新芽，而新芽初茁之际，柳条上便缀满了鹅黄的嫩叶，渐渐才变成淡绿碧绿的成叶。前人有“柳垂金线拂平桥”之句，即是描写这一“柳色初黄”的情景。次句“一梢红杏出低墙”一出，画面就更为之增色，，在鹅黄淡绿的背景上加添了绯红瑰丽的一笔——一枝红艳艳的杏花探出低低的墙垣，呈现在我们眼前，就益发感到春色的迷人。北宋词人宋祁有“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名句，南宋诗人叶绍翁也有“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绝唱，但他们皆在冯延巳之后，从字句的安排与意境的经营上都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后二者较之前者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最早能吟出这样佳句者却有不可替代的美学价值。
前二句对于“莺窗人起未梳妆”来说是一种反衬，即以大自然的生机勃勃与万紫千红来反衬人物的慵懒无绪与黯然寂寞。“莺窗”这一意象也捕捉得十分美妙，它使我们听到窗外莺啼的婉啭，也使我们联想到草长莺飞的美丽意境，还使我们想起“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的名篇。黄莺儿真的惊破了丽人的好梦了吗？她悻悻地、懒懒地起了床，却恹恹地、迟迟地不去梳妆打扮。“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悦己者远在他乡，是没有心思去拭容饰貌的。
下阕紧承上阕第三句，描写少妇起床后呆呆地出神、默默地痴想的神态：方才在绣帐中萦回的别梦已成为依稀的碎影，而玉炉中袅袅香篆更增添了心境的寂寥。“玉炉空袅寂寥香”一句，把女主人公寂寥的心境形象化：她那落寞心绪正象袅袅香篆悠悠地舒卷、轻轻地飘散着。词人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最能外化主人公心境的意象。尾句“闺中红日奈何长”乃点题之笔，良辰苦短，愁日倍长，这是人的心理时间在起作用。对于一个无所事事只盼良人归来的闺中少妇来说，她肯定感到时间是无可奈何的漫长。这也正是有闲阶级的妇女不幸之所在。
这首诗开门便见山，以四句来状写山峰之高与它的天长地久。诗人说，金山远在那烟波弥漫的大江之中，它直插云霄，又值秋凉（下有“八月”之句为证），因此，山峰上早已是雪崖冰柱的世界了，仙宫便飘浮在其间。诗人又说，金山由天地（乾坤）扶持，历经古今，岿然不变；而日月又仿佛悬在它高高峰顶的东西两边，朝夕照耀、千古相伴。一开始，就为金山抹上了一层神异的色彩，从而为全诗奠定了雄壮的基调。
接下四句，诗人便写自己去登临金山，“搜索异境”。灵槎，即指浮槎，为了进一步加浓神话色彩，故换“浮”为“灵”。诗人夸说自己行程：我便乘着灵槎出尘世到金山仙境去，要在那仙山琼阁中探奇访胜，窥看造物主的神奇功绩。说话之间，他已登上了久已向往的金山，送目纵观，便一下惊诧于眼前天造地设的异境，连连抚膺长叹。他的思绪此时也随着多变的景物而快速运转，脑际一一闪过想象之中的四季风光，又叹道：是何等雄奇。
下面八句，诗人挥动如椽之笔，描画了金山秋日异景。其时已是傍晚，诗人留宿在金山寺内的仙阁中。趁着夜幕尚未完全降临之际，他赶紧凭窗，再次饱看奇景。刚一卷起帘子，便看见北斗七星像个勺子，闪闪发亮，挂在阁前。俯视大江，只见江中恰有一条世所罕见的大鲸，它乘风驾浪，扬起的浪花直吹长空。江上波涛汹涌，被摧毁的船只、断裂的堤岸，难以计数。此时，水天已连成一片，一条蛟龙正在兴云作雾，腾挪太空，但阵阵霹雳，又往往把它搥得无处躲藏，景象煞是奇险，不一会儿，又风平浪静了。八月的寒蟾（活泼泼地跳荡在瑶海之中，天上月，水中月，上下遥遥相对。蔚蓝的天空，这时也像是一面平滑的青铜镜，高悬在天上，倒映在水中，秋月的光辉就上上下下、一刻不停地磨着这两面镜子，把它们磨得纤尘不染。正在这时候，诗人看见一群小鸟儿，飞到了青铜镜似的蓝天之上，它们拼命鼓翅飞啊飞啊，可总也飞不出这苍茫的暮天；隐隐约约，突然又传来渔舟唱晚的歌声，悠扬动听，别有风味。然而一阵从芦花里吹来的清风，又忽然刮断了歌声，让他感到十分遗憾。这八句，诗人通过丰富瑰丽的想象，夸张多变的手法，把这神化了的金山风光，写得绚丽多彩，气象万千，宛然如在人目前，其中“鸟飞”二句，据《王直方诗话》说，还大为王安石称赏。
“蓬莱”四句，写诗人的思绪由金山想象到蓬莱。诗人既惊喜于金山的无限风光，便由此及彼，想象到久闻其名而至今尚未涉足的蓬莱，它与金山，一为海上神山，一为江中神山，那么，景象的雄伟、景致的奇绝，蓬莱该也是与金山相似的了。像眼前金山，潮生、潮落，各有一番景致；夜还晓，晓还夜，“朝辉夕阴，气象万千”，景物与时间、季候运会，则景色的变化，无人能够看尽。他想蓬莱仙境也是这样。
最后四句，写诗人想安身金山的念头，而又以思归作结。仙山美景是如此令人陶醉，诗人心中升起一个强烈愿望：人生百年，形影不过是世间一过客，不必徒然熬苦自己。我干脆就在此地安身立命。正在如此打算，却不料“白云南来”。故此时南来白云进入了这位正在长望中的诗人的视野，便使他情不自禁地思念起父母双亲来，而“又起归兴随征鸿”，决定还是返回人间了。
这首诗，诗人把常见的登山览景的题材，通过丰富的想象，极度的夸张，写成了一首别具一格的游仙式的写景诗，通篇充满着神异的色彩，兼之感情奔放，造语奇壮，意境阔大雄伟，音调高亢嘹亮，因而在给人以壮美享受的同时，又激起人们热爱祖国山河、热爱生活的强烈感情，它和苏轼的《游金山寺》诗，同是咏金山风光的名作。
“七哀”，《文选》六臣注吕向注云：“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这是望文生义。元人李冶《敬斋古今黈》云：“人之七情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乐、爱、恶、欲皆无有，情之所系惟有一哀而已，故谓之七哀也。”亦颇牵强。《七哀》是乐府歌辞，今人余冠英说：“所以名为‘七’哀，也许有音乐上的关系，晋乐于《怨诗行》用这篇诗（指曹植《七哀》）为歌辞，就分为七解。”（《三曹诗选》）较有道理，可以参考。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西京，指长安。东汉都城洛阳，洛阳在东，长安在西，故称长安为西京。豺虎，指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人。长安乱得不成样子，是因为李傕、郭汜等人正在作乱，他们大肆烧杀劫掠，百姓遭殃。这两句写社会的动乱。诗人正是在这种动乱之中离开长安的，这里交代了诗人离开长安的原因。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这里点出诗人离开长安以后的去向。“复”，值得注意，这说明诗人的迁徙不是第一次。公元190年（初平元年），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驱使吏民八百万人入关，诗人被迫迁移到长安，此时为了避难，又要离开长安。这个“复”字不仅表现了眼前凄楚的情况，而且勾起了悲惨的往事，蕴涵着无限的感慨和哀伤。“中国”，中原地区。我国古代建都黄河两岸，因此称北方中原地区为中国。“荆蛮”，指荆州。荆州是古代楚国的地方，楚国本称为荆，周人称南方的民族为蛮，楚在南方，故称荆蛮。这两句是说，离开中原地区，到荆州去。这是因为当时荆州没有战乱，所以很多人到那里去避乱。王粲因为荆州刺史刘表，与自己是同乡，而且刘表曾就学于王粲的祖父王畅，两家有世交，所以去投靠他。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写离别时的情景。这两句是互文，“悲”的不仅有“亲戚"，还有“朋友”；“相追攀”的也不仅有“朋友”，还有“亲戚”。诗人描写送别时的表情和动作，固然是为了表现诗人和亲戚朋友的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制造一种悲惨的气氛，使人感到这是一场生离死别。
诗人离开了长安，离开了亲戚朋友，一路上见到的景象触目惊心：“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见到的是累累的白骨，遮蔽了无垠的平原。这是“豺虎”作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场战乱造成的悲惨景象，曹操《蒿里行》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所咏是同样的情景，可以参阅。以上是“鸟瞰”，下面六句写的才是典型事例：“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六句同样紧承“出门无所见”。诗人见到的不仅是“白骨蔽平原”，还有“饥妇人”弃子的事。妇人爱子，这是正常现象；妇人弃子，这是反常现象。这种反常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战乱。因此，诗人以惨绝人寰的事例深刻地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鲜明而生动，催人泪下。吴淇说：“‘出门’以下，正云‘乱无象’。兵乱之后，其可哀之事，写不胜写，但用‘无所见’三字括之，则城郭人民之萧条，却已写尽。复于中单举妇人弃子而言之者，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选诗定论》卷六）张玉谷说：“‘出门’十句，叙在途饥荒之景，然胪陈不尽，独就妇人弃子一事，备极形容，而其他之各不相顾，塞路死亡，不言自显。作诗解此举重该轻之法，庶几用笔玲珑。”（《古诗赏析》卷九）都道出了这种写法的艺术特点。这种写法对杜甫是有影响的，所以何焯说：“‘路有饥妇人’六句，杜诗宗祖。”（《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
妇人弃子的惨景，使诗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所以他“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这表现了诗人的哀伤和悲痛。诗人乘马继续向前行进。“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霸陵，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墓所在地，在今陕西长安县东。汉文帝是汉代的明君，史书上赞他“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汉书·文帝纪》），有所谓“文景之治”。诗人南登霸陵高处，回首眺望长安，自然会想起汉文帝及“文景之治”。如果有汉文帝这样的贤明君主在世，长安就会不如此混乱、残破，百姓不至于颠沛流离，自己也不至于流亡他乡。登霸陵，眺长安，诗人感慨万端。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连同上面两句，同为全篇的结尾。下泉，是《诗经·曹风》的篇名。《毛诗》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贤伯也。”“下泉人”，指《下泉》诗的作者。面对着汉文帝的陵墓，面对着动乱的社会现实，诗人才懂得《下泉》诗作者思念明王贤君的急切心情，因而从内心发出深深的哀叹。张玉谷说：“末日‘南登’‘回首’，兜应首段。‘伤心’‘下泉’，缴醒中段，收束完密，全篇振动。”（《古诗赏析》卷九）方东树也说：“‘南登霸陵岸’二句，思治，以下转换振起，沉痛悲凉，寄哀终古。”（《昭昧詹言》卷二）都指出了此诗结尾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写得悲凉沉痛，真切动人，是建安诗歌中的名作。方东树评为“冠古独步”，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