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

　　这首诗是诗人老年归隐九华山后即兴所作的一首不同于他以往风格的诗篇。此诗运用了托物言志的手法，借溪流表达了诗人随遇而安，独乐其乐的闲适心情和隐逸之乐。

　　“山雨溪风卷钓丝”，句中隐含一个因果关系：因为有“山雨溪风”，所以“卷钓丝”了。稍有垂钓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下的是小雨，刮的是柔风，反而更能刺激钓鱼人的兴趣，更容易钓到鱼，给垂钓活动蒙上一层朦胧的诗意，古诗“斜风细雨不须归”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雨疾风狂才足以让钓者收竿停钓。诗人大概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吧，无奈天公不作美，才有“卷钓丝”的无奈。

　　从诗句上也看不出来，也许是诗人有意忽略季节特点，表明自己一年四季都垂钓溪上，季节并不是他强调的重点。诗人的着眼点在于：用垂钓这一表示隐逸的传统话题昭示自己的生活状态――隐居。诗人晚年奔走无门，不得不回到家乡九华山过清苦的隐居生活。也许生活艰难，垂钓还有维持生计的意思，鱼可作为吃食的一点补充。又因雨大风急，连这点小小的心愿都不能实现，诗人心里该有几分酸楚吧。

　　“瓦瓯蓬底独酌时”与上句互为因果：“卷钓丝”是“因”，“独酌时”是“果”。按照常理，收竿了，应该划船回家了，但诗人却没有，而是躲进船里，面对风雨迷茫，倒出瓦罐中的酒自斟自饮起来，或许诗人是想等雨稍稍小一点儿再继续垂钓；也可能是因为“山雨溪风”，正好有了过酒瘾的借口，诗人才有机会喝一杯。然而，透过画面的情景和气氛，这种闲适自乐的背后，却似乎隐藏着溪上人内心的无可奈何的情绪。

　　“醉来睡着无人唤”，让小舟在山溪中任意飘流，看来潇洒旷达，实在也太孤寂，有点看透世情、游戏人生的意味。

　　“流到前溪也不知”又和“醉来睡着无人唤”构成因果。因为醉了，睡着了，才不知不觉被船儿载到了前溪。此时诗人醒了，还有一点懵懂，仔细一看，才发现自己到前溪了。这里似乎透露出诗人一刹那的欣喜，人隐逸的日子很清苦，难得有欢乐的时候，即便像睡一个好觉这样微不足道的乐趣恐怕都少之又少吧，所以印象深刻，作诗述之。

　　诗人身处暗世，壮志难酬，他的《自叙》诗写道：“平生肺腑无言处，白发吾唐一逸人”，老来奔走无门，回到家乡九华山，过着清苦的隐逸生活。《溪兴》中所描写的这个遗身世外的溪上人，当是诗人的自我写照。

　　此诗乃赞颂牡丹之作，其赞颂之手法，乃用抑彼扬此的反衬之法。诗人没有从正面描写牡丹的姿色，而是从侧面来写牡丹。诗一开始先评赏芍药和芙蕖。芍药与芙蕖本是为人所喜爱的花卉，然而诗人赞颂牡丹，乃用“芍药妖无格”和“芙蕖净少情”以衬托牡丹之高标格和富于情韵之美。“芍药”，本来同样是一种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卉，但据说到了唐代武则天以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 （王禹傅《芍药诗序》）。以至有人将牡丹比为“花王”，把芍药比作“近侍”。此处，刘禹锡也怀着主观感情，把芍药说成虽妖娆但格调不高。“芙蕖”，是在诗文中常以清高洁净的面目出现的花卉，但刘禹锡大概因为她亭亭玉立于池面之中，令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说她纯洁而寡情。这里暗示了牡丹兼具妖、净、格、情四种资质，可谓花中之最美者。

　　这首诗本来是《赏牡丹》，可落笔却不先说牡丹，而先对芍药和芙蕖进行评赏。首句写芍药，这种同样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儿，较之牡丹更早为人们所喜爱。《诗经》就写到过周朝郑国的男女以芍药相赠的欢乐场面，而同时期却不见有关牡丹的记载。所以宋代韩琦在《北第同赏芍药》中写道：“郑诗已取相酬赠，不见诸经载牡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习俗也在不断地变化。到了唐代武则天执政以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以至于有人将牡丹比为君王，把芍药比作近侍。芍药地位的下降，刘禹锡认为其格调不高，所以说芍药虽妖娆而无格。

　　芙蕖，即荷花，这是自屈原以来在诗文中经常以清高洁净面目出现的花。大概由于它亭亭玉立于池塘水面之上，令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吧，刘禹锡觉得它虽纯洁却寡情。至此前两句已经分别对两种可与牡丹并肩的花儿进行了评赏：芍药的种植历史悠久，也曾受到人们的喜爱，但却“妖冶无格”；荷花也的确堪称花中君子，清高洁净，但却冷艳寡情。至此为后两句推出作者心中的最爱，可谓做足了铺垫，唯有期待着作者心中的“花王”隆重登场了。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国色”，旧指一国中最美的女子。这里用来比喻牡丹，便将牡丹的超群姿色表现了出来。“真”字虽是副词，却加强了语气；“唯有”是一种不二的选择，增强了评赏的分量，照应了上面两句，包含着之所以作出如此不二的选择，是经过了认真比较，确认了“非此莫属”的地位的意思。在这样的美好评价和高度概括之后，再以“花开时节动京城”作结尾，既反映了京城人赏花倾城而动的习俗，又从侧面衬托了牡丹花的诱人魅力：正是由于它具有令人倾慕的“国色”，才使得“花开时节”京城轰动，人们奔走相告，争先赏玩。

　　这短短四句诗，写了三种名花，而其中又深含了诗人丰富的审美思想。诗人没有忘记对芍药与荷花美好一面的赞誉，却又突出了牡丹的姿色，令人玩味无穷。作为花木，本来无所谓格调高下和感情的多寡，但诗人用拟人化和烘托的手法，巧妙生动地把自然美变成了艺术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这是一首伤春怀远之作。

　　上片主要是写主人公伤春怀人的悲愁和由此引发的纷乱心绪。开篇三句写闺妇触目所见之景，以景起情：晚春的和风轻轻地吹动着帘幕，燕子双双在檐廊的巢上啾啾话语。如此的良辰美景，愈加勾起了对远方恋人的深切怀念，以至主人公借酒浇愁。然而，愁而饮，饮而醉，碎而睡，一觉醒来，只见庭院的柳絮随风舞。“双语燕”在手法上用的是反衬，即以乐景写哀情，以成对燕儿的亲切话语，对照闺妇块然独处的孤独和凄冷。一个“醉”字，展示了主人公忧愁之深。两句合起来，写出了主人公所处的季节（晚春）、时间（午后）、地点（闺房）和眼前的景物（燕、柳），描绘出一幅暮春时节的风物图画，明里写景，暗里抒情，写物亦人。“心事”一句，明点出闺妇的心态。整整一个春天，在孤单、愁寂中度过，心里想的是什么，自己也说不清。“犹未见”与柳絮的“飞撩乱”相呼应，用的是陪衬，即以哀景写哀情，沸沸扬扬的柳絮在风中飘飞与闺妇思念情人的纷乱心绪是极相吻合的。“余花”句，进一步点染了暮春时节的浓重氛围。长满青苔的庭院，连晚开的花儿都凋落殆尽了。然而，花落人不在，燕语人不归，春老红残，香消色减，青春飞逝，衬托出主人公的悲伤。整个上片，以景语为主，景语与情语互见，物象与心绪交融，反衬与陪衬杂用。特别是最后一句，写得情味隽永，深曲委婉，具有丰富的情感内涵。

　　下片通过对景的拓展来达到对情的深化，进一步从视野的被阻隔来表现相思之无极。“过片”三句，写闺妇为相思所折磨，禁不住登楼望远，以从“天际识归舟”中求得一丝半缕精神上的安慰。可是，展现在她面前的是如烟的春雨和布满浓云的灰黯的天空，眼前的一切都被严严实实地遮盖了，什么也看不见。“百尺”句，勾勒出闺妇倚楼怅望的痴情形象，朱楼而“百尺”，状楼之高，望之远。“闲倚遍”，言登楼之频繁，盼归之殷切，怀人之情深，惆怅之浓重。“薄雨”句，再次点明季节的特征。“抵死”句，说视线被阻，世事多艰，难如人意。主人公不能“望尽天涯路”，而是“抵死遮人面”，望而不能，盼而难求，足见“天地终无情”，其愁苦之深可想而知。由于主人公盼归不能，音信又断，所以就只能是“消息未知归早晚”，游人什么时候回来，无处得知。末句“斜阳只送平波远”，写得极为疏淡、含蓄，具有丰富的表现层次：一说闺妇登楼倚望从薄雨之日到斜阳之时，景观的变换暗示盼归持久；二说游子取水路而归；三说闺妇等待心爱之人而每每落空，终究失望；四说闺妇盼归的离情愁绪如悠悠江水，“无穷无尽”、“欲断更流”。

　　本词全篇写得语浅情深，词约意浓，反映了封建社会痴情男女悲欢聚散的人生苦难。全词通过暮春景象的描写，表现了闺妇对游子的殷殷思念之情和盼归不能的惆怅、幽怨的心绪。通篇写得淡雅、含蓄、和婉，体现了晏词的一贯风格。

　　根据诗题，此诗应为怀古诗，其实称之以“旅游诗”可能更恰当。此诗描写了这位年轻的西部人第一次进入中国中心区域（虽然仅在南方边缘）的旅程。他不断地回顾“巴”（四川），细心地寻访“周甸”（不包括四川），寻访“禹功”所覆盖的地区。他反复提到那些广泛的地理名称，仿佛这些名称本身就具有某种神奇的意义。他为这些地区的历史和古迹所倾倒。他在白帝城怀古，所缅怀的既不是历史事件，也不是盛衰过程，而是集中于与中国文化的中心区域相联系的古迹本身。

　　由怀古而产生的忧伤很容易转换成孤独及思乡的情绪。与较老练诗人的修辞练习不同，陈子昂这首诗更多地与情绪的激发有关，而不是与技巧有关。他的旅行诗并不像王勃、卢照邻、骆宾王的同类诗，而更接近李百药的诗。诗中对句的排列比王勃、卢照邻的诗较不板滞。他的风格离开骆宾王的风格更远。骆宾王的怀古旅行诗用了高度矫饰的语言，即使最真诚的感情也会黯然失色，从而彻底破坏诗的情调。

　　陈子昂描写自然景物的对偶句不似上官仪那样复杂，可是在这首诗中，这些对句也一铺到底，破坏了诗篇的流畅。此外，诗人还隐喻性地运用动词描写直观景象，表现了宫廷诗的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