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借古代神话中著名的夸父逐日故事，歌咏失败的英雄，寄托对某些政治斗争中的失势者的复杂感情。
夸父追日的神话以绝妙天真的想像极度夸张地表现了先民们战胜自然的勇气和信心，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陶渊明《读山海经》组诗第九首即据此写成。但诗人不是一般地复述神话的情节，而是凭藉卓越的识见，运用简妙的语言，对神话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独特的审美观照和审美评价，因而又有其不同于神话的审美价值。神话反映事物的特点是“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恩格斯《反杜林论》）。因此，神话中的人物和事件都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此诗对夸父追日其人其事的歌咏，自然也是一种含有某种象征意义的歌咏。诗人之言在此，诗人之意则在彼，所以不像直陈情志的诗那么容易理解。
开篇二句咏夸父之志。《大荒北经》原说“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言外似乎还有点不以为然的意思。诗人却说：夸父产生了一个宏伟的志愿，竟然要同太阳赛跑！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不胜惊叹的情感，有力地肯定了夸父创造奇迹的英雄气概。这里表面上是赞扬夸父“与日竞走”的“宏志”，实际上是赞扬一种超越世俗的崇高理想。“俱至”二句咏夸父之力。《大荒北经》原有“逮之于禺谷”一语，诗人据此谓夸父和太阳一齐到达了虞渊，好像彼此还难分胜负，暗示夸父力足以骋其志，并非“不量力”者，其“与日竞走”之志也就确是“宏志”而非妄想了。本言胜负而不下断语，只用“似若”两字点破，故作轻描淡写，更有一种高兴非常而不露声色的妙趣。诗人对夸父神力的欣赏，也隐含着对一切奇才异能的倾慕。“神力”二句咏夸父之量。《海外北经》说夸父“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想像一个人把黄河、渭水都喝干了还没解渴，似乎有点不近情理。诗人却说：夸父至有如此特异的可以追上太阳的神力，则虽倾河而饮又何足解其焦渴？用反问的语气表现出一种坚信的态度，把一件极其怪异的事说得合情合理，至欲使人忘其怪异。在诗人的心目中，夸父的豪饮象征着一种广阔的襟怀和雄伟的气魄，因而有此热烈的赞颂。篇末二句咏夸父之功。《海外北经》说夸父“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想像夸父死后，抛下的手杖变成了一片桃林，固甚瑰奇悲壮，但尚未点明这一变化的原因，好像只是一件偶然的异事。诗人则认定这片桃林是夸父为了惠泽后人而着意生成的，说夸父的遗愿即寄托在这片桃林中，他的奇功在身后还是完成了。意谓有此一片桃林，将使后来者见之而长精神，益志气，其功德是无量的。诗人如此歌颂夸父的遗愿，真意乃在歌颂一种伟大的献身精神。
总起来看，这首诗的意蕴是非常深广的。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人物，生前虽未能施展其才能，实现其抱负，但他们留下的精神产品，诸如远大的理想，崇高的气节，正直的品质，以及各种卓越的发现和创造，往往沾溉后人。非止一世，他们都是“功竟在身后”的人。陶渊明自己也是一个“欲有为而不能者”（《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少壮时至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忆我少壮时》）的豪情，归耕后复多“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白日沦西阿》）的悲慨，他在读到这个神话时自然感触极深而非作诗不可了。所以在这首诗中，也寄托着他自己的一生心事。
用神话题材作诗，至须顾及神话原来的情节，又须注入诗人独特的感受，并且要写得含蓄和自然，否则便会流于空泛和枯萎，没有余味和生气。陶渊明毕竟是“文章不群”（萧统《陶渊明集序》）的高手，他把神话原来的情节和自己独特的感受巧妙地结合了起来，熔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平淡的言辞中微婉地透露出对夸父其人其事的深情礼赞，使人不知不觉地受到诗意的感发，从心灵深处涌起一种对夸父其人其事的惊叹和向往之情，并由此引出许多联想和想象，从而获得更加丰富的审美怡悦。清代著名诗论家叶燮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原诗·内篇》）。陶渊明此诗可谓真正达到这样的“至处”了。
此曲起首两句“布衣中，问英雄”，显示了两个方面的历史事实：一是历史上“王图霸业”的缔造者，尽管都被戴上了“天命所归”、“真龙天子”的桂冠（这情形就同他们失败了就被换上“贼”“寇”的帽子一样），但实际上多来自“布衣”；二是布衣们视这些幸运儿为“英雄”，并将此视为终生奋斗的最高目标。这后一方面看来尤使作者不满，故要向“英雄”们“问”上一问。第三句初看也有点似问非问。“成何用”本身便有不成用的意味。不过作者在这里实有问意，因为随后他便自问自答，并通过揭晓的答案来阐明了全曲的主旨。
“禾黍高低六代宫，楸梧远近千官冢”是工整而精警的对仗。“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诗经·王风·黍离》）远在西周就产生过对于废宫禾黍的嗟叹。“高低”既切“禾黍”又切“宫”，“远近”既切“楸梧”又切“冢”，足见造语的警策。
这首小令，是化用唐代诗人许浑名作《金陵怀古》入曲的。许浑的原诗是这样的：“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台戍楼空。松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
从内容上看，许浑原诗首尾两联主要是抒情，中间两联侧重于写景。马致远基本上一字不动地保留了颔联两句，这两句是诗人登临时眼中所见之景，没有这两句，览古凭吊之情就失去了依据。而诗中其他各句，由于律诗与小令毕竟差异很多，保留的余地不多。在这种情况下，马致远舍其次要成分，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首尾两联兴亡之感的抒发上。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开国之君，都是出身微贱登上皇帝宝座的，都所谓的布衣中的“英雄”。和许浑一样，马致远蔑视他们，认为他们的王霸事业，到头来不过是一场恶梦而已。在马致远看来，古今英雄争王称霸，做得高官显赫，但最终化为尘土，这如同做了一场恶梦一样，没有什么意义。曲子中流露出的历史虚无感和厌世感，是元代文人作品中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从艺术上看，马致远此曲对许浑原诗的化用，是有新意，有创造性的。此曲由于具有自己的精神和风格，遂能与原诗并峙，为人们所传诵。
这首词在《词的》《古今诗余醉》《古今词统》中调下有题作“咏佳人口”；《历代诗余》中调下有题作“咏美人口”；《清绮轩词选》中调下有题作“美人口”。
此词描写歌女的日常生活，曾是花间词人肆笔的主题。所谓“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欧阳炯《花间集序》），正是指的这种歌宴的生活情形。但西蜀词人对此泛泛描写的居多，极少关注人物的个性和心理活动，因而缺少生机和活力。李煜的《一斛珠》在题材上与西蜀词人的描写似曾相识，但已有一些新变，注意表现歌女的动作特点和心理状态。
词的上片，描写歌女为情人歌唱的情景。词人在描写中注意到了各个生活的细节，因此，歌女的演唱描写首先是从她的梳妆打扮开始的。“晓妆初过”，点明时间，其实也照应到了下片的“殷色可”，或者说预示着与情郎相会的时间不会短，不然也不会清晨化妆准备。“沈檀”一句，细致描绘出了歌女“点唇”的动作和情态，这个细节的抓取，不但能起到以点带面的描写效果，而且也开始了紧紧以“唇（口）”为中心的人物和情景刻画。“向人”一句少女情态妩媚动人，“一曲”句取白居易“樱桃樊素口”之喻，不但不见其俗，而愈发见其清新，同“丁香颗”相对，更见别致。整个描写，明喻、暗喻相搭配，动、静结合，又突出展示了歌女神态情貌的欢愉艳美，也从侧面衬喻出歌女的歌声是多么的迷人动听。
词的下片描写歌女与情郎在一起欢会调笑的情态。刚才罗袖上的酒痕只是隐约订见，及至深杯大口时便旋即被弄脏了，“旋”字如画。此二句写尽宴会时的热闹兴奋和歌女酒醉时的骀荡恣意。“罗袖”一句先应上片、喻示了时间已经很久，而歌女因为内心的欢愉表现在容色上更加娇媚动人。在行动上，“杯深”一句恰到好处地把歌女因与情郎欢会而贪杯忘情的天真欢愉之情表现出来，为后面结尾三句做好了全部的铺垫。结尾三句表现歌女醉后的情态。地斜倚着华美的绣床，娇憨无比。把烂嚼的红茸，笑着吐向词人的心上人。其情态非常大胆放纵，也极其可爱娇艳。可见歌女恃宠撒娇的心中的得意。由于词人对这—情节的精细刻画，这样富有戏剧情翅的画面极其生动，美人声情笑貌之娇憨妖冶如在眼前。词人的语言仿佛给读者画出了一幅情人之间天真烂漫的欢笑调弄之景，人可见，动作可见，连神情娇态亦可见，实在传神之至。
词人把歌女的音容笑貌，神情媚姿全都与“口”相联，对“口”的描写，笔笔都能点睛传神，不但十分细致、生动、准确地描绘出了一个美丽可爱的歌女的形象，而且使全片词结构整一，情趣盎然。
总体来看，全词描绘歌女的艳情冶态，格调不是很高，但不能就此否定其在艺术上、技巧上的成功。而且，如果不是把这首词放在李煜的宫廷生活中去简单理解，应该说这是一首描写男欢女爱的十分成功的作品。
此词反映了词人寄情声乐，荡侈不羁的早期生活。据《诗话类编》云：“后主尝微行倡家，乘醉大书古壁：‘浅斟低啪，偎红倚翠大师．鸳鸯寺主，传持风流教法。’”此风流倜傥的富贵闲人当时是不识得世间苦恼。故其前期作品，往往风流蕴藉，堂皇富艳。虽然多作绮靡之音有失人君之度。但是其艺术才能之高也是为世人所叹服的。李煜虽有愧于国，是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但不傀于才，是文学艺术史上一位出色的词人。
此诗首章写开疆拓土，开篇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人是在描述周代的京畿地区。在诗人看来，这畿内的大片土地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开辟出来的。毛传训“甸”为治，而郑笺则落实为：“禹治而丘甸之。”“丘甸”即指田地划分中的两个等级。《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因而郑笺等于坐实井田制起源于夏代。孔疏承郑笺之说，谓“是则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是则丘甸之法，禹之所为”。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大禹治水“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调法，虞夏之制未有闻焉”（孔疏引孙毓说），但郑、孔之说也不无参考意义。
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也值得注意。疆理田土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古人对经理田界是非常重视的。毛传释此诗云：“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学者解释得更为具体，如王安石说：“疆者，为之大界；理者，衡从（横纵）其沟涂。”（《吕氏家塾读诗记》引）吕氏又引长乐刘氏说云：“疆谓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经界之也。理谓有遂、有沟、有洫、有浍、有川，以疏导之也。”刘氏之说当是依据《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所谓“南东其亩”也与井田制有关。此句指顺应地形、水势而治田，南指其田陇为南北向者，东则为东西向者，此即《齐风·南山》所云“衡从其亩”。郑笺释曰：“‘衡’即训为横。韩诗云：东西耕曰‘横’。‘从’……韩诗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左传·成公二年》载：晋郤克伐齐，齐顷公使上卿国佐求和于晋营，晋人要求“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也就是使齐国的陇亩全部改为东西向，这样晋国一旦向齐国进兵，就可长驱直入。国佐回答晋人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国佐引此篇为据，说明先王当初定田土之疆界是根据不同的地势因地制宜的，既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的田陇，如今晋国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强令齐国改变田陇的走向，是违反了先王之道。此事又见诸其他典籍，但情节上有些出入。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晋文公伐卫，东其亩。”《吕氏春秋·简选）云：“晋文公东卫之亩。”郭沫若引成公二年事云：“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种证明。因为亩道系以国都为中心，故有南北纵走与东西横贯的两种大道。南北纵走的是南亩，东西横贯的就是东亩。《诗》上所说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这个事实。……这些资料好像与井田制并无直接关系，而其实它们正是绝好的证明。”（《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
第二章写风调雨顺。天上彤云密布，瑞雪纷纷，加之小雨如酥，润泽大地，五谷丰登。
第三章写酒食祭祖。地界整齐，庄稼茂盛，曾孙收获，酿造美酒，敬祭神主，厚待宾客，静享清福，万寿无疆。
第四章写瓜菹献祭。田中有庐，地畔种瓜，剥削干净，腌渍上供，敬献先祖。曾孙长命百岁，都是受上天佑护。
第四章中的“中田有庐”，说者也以为与井田有关。《吕氏家塾读诗记》引邱氏说云：“公田百亩内，除二十亩为八家治田之庐。”又引董氏曰：“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每家庐舍二亩半。”按《孟子·公孙丑上》述井田云：“方里而井，井凡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榖梁传·宣公十五年》称：“古者三百步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范宁注：“此除公田八十亩，余八百二十亩。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亩。除二十亩，家合二亩半为庐舍”，“八家共居”。《韩诗外传》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足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埸有瓜。’”以上诸说大同小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田中有八家共居的庐舍二十亩。说诗者多从其说，但笺疏别有所解。郑笺云：“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庐舍，于田中种谷，于畔上种瓜，所以便地也。”按笺疏之说，田中的庐舍成了农民在地里干活时的临时住所了。到了郭沫若，干脆推翻旧说，以为庐与瓜为对文，庐也当为植物，故庐为芦之假借，正如“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台、莱、瓜、壶均为植物一样。郭氏别出心裁，也可聊备一说（参见《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第五章写清酒牺牲。先以清酒祭献，继之以红色雄牛作牲，一并敬献先祖享受。曾孙作为主祭之人，手执带鸾铃之刀，剥开皮毛，取出血脂，干干净净敬献先祖。
第六章写祭典礼成。冬祭进享，祭品芬芳。祭祀隆重，先祖光彩。回报子孙大福大贵，万寿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