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赋通过想象描写了屈原的经历,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悲伤绝望的心情,不仅表达了作者对于屈原这位伟大诗人的景仰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忧思,更是表达了他不屈服现实、勇于抗争的决心与勇气。全文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语言明畅,感情真挚,充盈着一股奋发向上的豪气,被认为是发屈原之心的作品,其词气与屈原暗合。
此赋开篇交代了出峡适楚的行程以及造访屈原故居的感受。屈原的故居在屈原死后被改建为屈原庙,但时过境迁,此时屈原庙已荒废不堪。苏轼目睹此景,百感交集,心潮澎湃。
接着文章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彷徨以及绝望的心态。屈原虽被放逐,然系心于国事,徘徊江上不忍离去。赋吟《怀沙》诗章自伤怀抱。这些都是屈原内心的挣扎,他作为楚国的大夫,却没有尽到责任。尽管这些都不是他主观上的原因所造成的,但是他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事实,屈原感到的是懊悔,是自责,是无奈,是悲痛。最终这些情绪彻底压垮了他。对于他而言,唯有一死才是解脱。这并不意味着他在逃避责任,而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承担责任的可能了,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国家以及人民的忏悔。
苏轼正是看到了屈原内心最为真实的情感,因此他在赋中为屈原代言:为了忠君报国,为了国家人民,不逃避不苟活,活着要力争强谏,即使死了也希望自己的死能感动君主使其从而改变作风。对于屈原而言,是可以选择逃避和苟活的,是可以把所有的责任完全推卸给那个不负责任,甚至是没有责任的国君身上的,甚至像屈原这样名满天下的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安身立命,甚至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屈原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他对于楚国的爱是深入骨髓的爱,是超越生死的爱,是发自灵魂的爱,正是这种爱超越了千古,为一代又一代人所敬仰。屈原不是为了一个不争气的国君自杀的,他是为了楚国而死的,他是一个殉国者,一个殉道者,这是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与历代腐儒的不同之处。
接着作者写了屈原宁愿为国而死也不随从流俗的决心。对于很多人而言,屈原的确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这样一个国家去死,但是他就是去了,原因何在,因为这个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形式,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正如齐奥朗所言:“一个国家的偶像灭亡了,那么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偶像就是文化,就是精神。屈原悲伤的不是国破家亡,而是神器被毁,楚国就此不复存在了,这是令他感到绝望的根本之处。作为一个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他是不能够就此苟活于世的,是不能够没有灵魂、行尸走肉一般地活下去的。屈原是一个贵族,他有着无与伦比高贵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不能够受到一丝一毫玷污的,同时越是高贵的灵魂越是脆弱,越是不堪一击。
文章最后表明“君子之道”不必苛责求全,对屈原的精神表示肯定和赞赏。苏轼通过一种跨越时空的、一种精神上的对话,完成了对于屈原精神的一次深刻的分析与理解,最后他终于明白,作为一个君子,所要思考的,所要接受的,不是利害,不是现实,不是生死,而是一种道,这种道类似于儒家所谓的“仁者”之道,类似于孟子所谓的“舍生取义”。有些人总是要为了某些东西做出牺牲,这种牺牲并不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更好的东西,而是为了捍卫信仰,捍卫真理。屈原的死,是出于对自身的绝望,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抗争,但是这种绝望不是彻底的绝望,死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为了唤醒更多麻木的灵魂。这就是屈原的希望。
《屈原庙赋》是采取“骚体赋”的形式写成的,同《离骚》一样,大量运用句尾助词“兮”字,使文章唱叹有致,哀婉缠绵而又悲壮遒劲,读来使人有荡气回肠之感。全赋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叙写了江峡的崔嵬山峰、峭壁惊湍、江畔荒凉寂寞的屈原故居和屈原徘徊江上、怨慕楚王、思念故园的矛盾心情,抒发了作者追慕屈原高洁的人品,渴望匡时济世的情感。这是作者与屈原灵魂的对话之作,不论在思想内涵或是艺术表现方面,都堪称赋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品。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不过是一篇绘画题记,却写出了文同高明的画论、高超的画技和高尚的画品,写出了作者自己与文同的友谊之深,情感之厚;文章看去好像随笔挥写,却是形散神凝,“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从文与可的画竹理论写起,突兀不凡,生面别开,起首就给人以一种新鲜感;第二段叙述作者和文与可交往中的趣事;最后一段说明写作此文的缘由。这篇散文语言天然本色,朴素清新;全文好似从作者胸中自然流出,滔滔汩汩,毫无滞碍,所用语言不加雕琢,文从字顺,活泼流畅。
文章劈头的一段议论,提出十分精彩的画竹主张。“胸有成竹“的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但议论又不能发挥过多,否则便离开了追怀、悼念逝者的主题。所以下面紧接着指出:“与可之教予如此。“点明被追怀、悼念的《筼筜谷偃竹》的作者文同。是文同这么告诉苏轼的。苏轼也是诗人而兼书画家,他和文同建立了深厚情谊,不只因为是朋友、亲戚,也不只因为彼此的政治倾向一致,还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艺术爱好,他们写文章赠答,用诗歌唱和,而且在画竹方面属于同一流派。文同关于画竹的主张,实际上也是苏轼的主张。苏轼曾在《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古铜叶》诗中描写他在友人家喝酒后作画的过程,同时还在《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中认为写诗要像追赶逃犯那样紧急,迅速把眼前景色描绘下来,略有迟缓,景色一消失,就没法描画了。这如同画竹的“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一样,必须善于捕捉形象,并且及时加以表现。其实绘画作诗,原理本来相同,都讲求形象的气韵生动,而不追求外在体貌的形似。我们以前讲过,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中也指出绘画上注重外形相似,这就等于小孩子一般的见识。如果写诗也这么要求,那么,这个人就一定不懂得诗。画竹的钩勒法,“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就是力求形似,而水墨画法的主张“胸有成竹“,然后—挥而就,则是力求神似,通过竹子的完整形象表现出竹子的神态来。
苏轼很谦虚,他说这些艺术见解是文同告诉他的。而且,苏轼还讲述了实际是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并且提到一般的认识论原理上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是上文“胸有成竹“一段议论的补充与深化,也是一位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各方面都有着极深造诣的艺术家的甘苦之言。苏轼从自己的方面指出由于“不学“而“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那言外之意,还是在肯定文同的艺术理论的同时,进一步肯定其艺术实践的“操之“甚“熟“,因而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文章总是紧扣着追怀、悼念文同这一主旨。所以下面又引用一段旁人赞扬文同的话来加以印证。“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邪?’“子由,是苏轼的弟弟苏辙的字。
《墨竹赋》是苏辙为文同所画的墨竹而写赠文同的一篇赋。赋中以“客“的口吻,举了两个古代技艺高超的的事例来说明文同的精于画墨竹是表观了他懂得事物发展的普遍法则。在这篇《墨竹赋》中,苏辙用庖丁解牛和轮扁斫轮来比喻文同,认为文同具有高超的画竹才能,但画竹只是作为寄托,他实际是了解、掌握了事物规律的人。苏轼引用苏辙这几句话,是把文同画竹的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提到“有道“的高度来认识,而不停留在绘画技巧本身。不过,苏轼还指出:“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因为苏辙不会作画,所以他只能从一般意义上来评论,而苏轼自己也是画家,他除了通过画竹了解文同是“有道“的人以外,还能掌握文同画竹的方法。这里,用“并得其法“一句收结了前面关于画竹的议论。
文章的第一段,高度评价文同的画竹主张和画竹实践。下面由“并得其法“引出文章的第二段,叙写作者与文同关于画竹的书信、诗歌往来的故事,进而高度评价文同的画品、画德,并且归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上来。
文章的第二段开始说的几句是说文同对自己的画竹,开始并不很看重,人有请求,就答应为之作画。其后四面八方拿着绢绸请求作画的人脚踩着脚,越来越多,文同便厌烦了,把绢绸投掷在地,说是用来做袜子,表示极端轻视。文人官僚之间把他这件事当作谈话的资料。苏轼通过求画人的“足相蹑于其门“,写出文同画竹的为人们所喜爱和贵重,又通过文同把缣素“投诸地而骂“,写出文同的不肯自居于画匠,以画竹作世俗应酬,沽名钓誉。文同不肯轻易为人画竹,却同苏轼开玩笑,要人们去找苏轼画竹。这样一来,做袜子的材料绢绸就集中到苏轼那里去了。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但由此却可以看出文同与苏轼之间关系的亲密,而且说明了苏轼对文同的精于画墨竹确实是“并得其法“的。苏轼略举文同信后附诗的两句,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鹅溪绢,是鹅溪出产的绢绸。鹅溪在四川盐亭县,那里出产的绢绸洁白、均匀、细致,很适宜于作画。扫取,是挥写而成的意思。寒梢,指经冬不凋的长长的竹枝。
这两句诗体现了文同的墨竹画法:竹子是一挥而就的,即“扫取“,画在短短的一段绢绸上,却具有直节云霄之势,所谓“万尺长“。文章至此点山《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两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之间,为了二百五十匹绢绸的进行讨价还价式的调笑,实际上是彼此心照不宣地谈论着画竹的艺术。“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与“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其精神实质完全一致,都说明了生活与创作的源与流关系,说明了艺术美不同于自然美,说明了诗人画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对现实客观事物所进行的提炼、集中、夸张、渲染。《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就是如此,所谓“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因为提到了筼筜谷,自然需要对这个地方作一交代。但苏轼不是孤立地进行介绍,而是由此又描述了文同的一件趣事、雅事。文同在洋州喜好种植花木,修建园亭,曾就各处景物逐一题咏,写了《守居园池杂题》诗共三十首。苏轼也逐一和了诗,这就是《洋州三十咏》,苏轼诗集作《和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其中第二十四首题为《筼筜谷》,即这里所引的诗,诗中扣着筼筜谷产竹,描写文同爱山爱竹并喜欢吃竹笋。汉川,即指洋州,因洋州在汉水上游。箨,是笋壳。竹子一名龙孙,所以称竹笋为箨龙。渭,指陕西的渭水。《史记·贷殖列传》曾记载“渭川千亩竹“,那里的人因而很富有,相当于“干户侯“。这里借用“渭滨干亩“,来表示洋州盛产竹子。全诗意思是洋州那么多高高的竹子,像蓬草一样遍地都是,斧头逮着竹笋就砍,想来是太守清贫贪馋,把渭水边上千亩竹林都吃进了肚里。这也是开玩笑的话,所以文同打开信封读完这首诗,那时他正和妻子在筼筜谷烧竹笋进晚餐,不由得大笑起来,口中的饭喷了一桌子。这一段简短的描述,十分形象,生动,刻画了文同豁达、爽朗的思想性格,也表现了苏轼同他的亲密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突出了文同的品德。作知州而“清贫“,以竹笋为食,是写其廉洁,携妻子游山,自备晚炊,是写其旷放,而“渭滨千亩在胸中“,则又照应前面的“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议论,以诙谐的笔调,通过文同的趣人趣事、雅人雅事,写出他的画竹理论主张。
文章的第二段写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下面第三段则以交代文章的写作缘由作为全篇的结束。文同于元丰元年(1078)十月被任命为湖州知州,湖州,治所在今浙江吴兴县。文同去湖州上任,元丰二年(1079)正月二十日病逝于陈州的宛丘驿。这年七月七日、继文同任湖州知州的苏轼晾晒书画,看到了文同送给他的《筼筜谷偃竹》,感伤故旧不禁痛哭失声。他放下画卷,便写下这篇记念文章。“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曹孟德,即曹操。桥公,指桥玄。曹操年轻时,桥玄对他多有鼓励帮助,后来他们的情谊日益加深,曾约定无论谁死了,活着的人路过墓地而不用鸡酒祭奠,那么车过三步就要闹肚子疼。这不过是说着玩的话,但显示了二人关系的不同寻常。苏轼引用这个典故,来说明他在这篇文章中记述当年与文同的“戏笑之言“,也为的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厚无间“,那么,作者对逝者的追怀之深切、悼念之沉痛也就充分表现出来了。
这首词刻画了一个怀恋旧情人而幽独伤感者的形象。上片由景语入,先渲染环境,而后推出薄衫低髻,抱外思量,一个孤独苦闷人的形象。下片承前再铺写,侧重心理描绘,最后点出所思之由,但朦胧含蓄,给人留下了联想的余地和深婉的美感。
上片写暮春落红、雨后斜阳的景象。“红影湿幽窗,瘦尽春光。”开篇这句实则是与周邦彦的“雨过残红湿未飞。珠帘一行透斜晖”暗合,纳兰随手拈来,将古人的词用在了自己的词里,浑然天成,令人不觉有何再妥。周邦彦写的是雨后残红在斜晖下投射于珠帘,而到了纳兰的词里则变得更加简洁洗练,更富美感。“红影”指鲜花的影子。鲜花的影子,透过小幽窗看去,别有风情,被打湿的花朵在暗影下,摇曳出多姿的风采,比起周邦彦的“残红湿未飞”,更显得有韵味一些。而多出的感叹“瘦尽春光”,其实有着李清照的“绿肥红瘦”的哀怨无奈。承接上句,“雨余花外却斜阳”。“余”既是后,雨后的花朵在斜阳下,而梦中的她却是穿着单薄的衣衫,挽着低垂的发髻,挺立在暮日下,低头思量。雨后、鲜花、美人、夕阳这些事物构成了纳兰笔下的一幅美丽的画。上片最后写那位女子“还惹思量”。词中所写的女子为何人,无法考证,但从词面来看,是一位温婉可人的女子,让人忍不住想去怜惜。
上片写完雨后景色,下片便转而写情,直抒心曲:“莫道不凄凉,早近持觞。”思念的人不知身在何处,只能自己独自饮酒,这真是无限凄凉的事情啊。“暗思何事断人肠?曾是向他春梦里,瞥见回廊。”写出了少女内心深处梦牵魂萦的心事。特别是写梦中的她“瞥见回廊”一句,实际上是纳兰内心对回廊相思之地的无限眷恋。明代王次回《瞥见》诗:“别来清减转多姿,花影长廊瞥见时。双鬓淡烟双袖泪,偎人刚道莫相思。”这首诗与纳兰的回廊情思有着某种深刻的关联。
全词是写暮春雨后,夕阳依依,一位春衫少女愁情难释,对花持觞。最后道出她的心事,原来是梦里在回廊又遇情郎。这是表面之意,实际上是纳兰容若以想象中的少女暮春怀思,写自己对她的深切思念。这就是“心已神驰到彼,诗从对面飞来”的写法。韦庄有《浣溪沙》词云:“想君思我锦衾寒”,杜甫五律《月夜》诗中云:“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明明是自己在思念对方,却总写对方在思念自己。这样的写法情更深,意更浓。
第一部分
从开始到“安人在求瘼”二十二句为第一部份,叙述早年之经历和自己的政治理想。一开篇诗人就截取“别京华”这一经历,将自己萧条冷落的悲凉心境倾吐出来。诗人二十岁时初到长安,踌躇满志,想在长安建功立业,但“布衣不得干明主”的现实打破了他的幻想。严酷的现实使他猛然醒悟,出生贫寒的诗人根本没有进身之机。第二句中用一“乃”字,不但表现出诗人由希望到失望的心理转折,而且巧妙地过渡到下文的叙述。在天真的诗人面前,“别京华”只是他仕途不幸的开始。紧接着“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十字,又叙写了自己以“章句”之学求仕的巨大挫折。文路不通,改走武路,诗人“单车入燕赵”(《酬裴员外以诗代诗》),欲从军边疆,沙场报国建功。他“年蓟门”而遥望,只见沙漠之茫茫,“风尘”(喻边患)之四起,痛悼时艰,“倚剑”感愤,但不料请缨无路,报国无门,不禁遥想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得遇雄主,驰骋疆场,建不朽之功业,垂万古之英名,自己却空怀抱国志不免感慨万分。紧接着以“拂衣”、“驱马”两个动作描写,把他对权势压抑的睥睨之态,曲郁难伸的失意之情形象地展现出来。同时,他怀着一腔愤懑走向社会下层。“沧州”(水曲之地,此指隐居者所居的地方)路上留下了他的足迹,邯郸城廓闪动着他的身影,时而“淹留”于“酒肆”之中,时而“栖泊”于“渔潭”之上,孤独寂寞,尝尽“艰险”;人间“善恶”无不穷尽。然而,诗人“穷且益坚”,长期的挫折,更激励他昂扬奋发。“艰险”的生活,使他对人民的苦难有深刻的了解,更唤起他济世救民的壮志。因此文势至此,突起波澜,唱出了“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的宏伟抱负。“刍荛”,本指割草打柴的人,此指广大穷苦人民,“鼎镬”,是古代施行烹煮酷刑的容器。两句意思是:我愿意拯救老百姓的苦难,谁还顾及由此而触怒当权者而遭到致命的酷刑呢?紧接着“皇情”二字,以纯朴敦厚的上古遗风,与当今“浮薄”的“时俗”相对比,证明了自己主张的合理性,并进而提出“任贤”“安人”“求瘼”(瘼,疾病,此指人民的疾苦)的具体措施。以上六句,言简意赅,可谓诗人一生政治理想的纲要。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故交”以下六句。先宕开一笔,以己及人,回应“酬薛三据”的题旨,继而以“灵奇”赞其不同凡俗的才气;以“謇谔”颂其耿直敢言的品格;以“隐轸”夸其经世济民才略的富盛,以“建安风骨”喻其诗作的慷慨激昂,至于才能声望的“先鸣”,风度信谊的超拔和真诚,那更是有口皆碑。薛据虽“自持才名”,但不过主簿县令而已,郭微亦不过一“少府”。这不但不能一展大志,而且为“州县”琐事所羁,为地域的阻隔所“限”,连“言谑”之机也没有,只能神“驰”“贝丘”,“西顾虢略”(贝丘,今山东博兴县南。虢略,今河南嵩县西北,可能是薛郭二人所在之地),遥寄相思罢了,这其实就是对他们极大的讽刺。所以,诗人的感情再度强烈地喷发出来。“淇水”东流,“浮云”飘逝,己之理想俱“不堪托”,一种时不我待的焦虑,一腔为国为民的热忱,使诗人不禁发出“吾谋适可用,天路岂寥廓”的强烈呼喊。最后四句,以“不然”二字再一转折,设想自己若不被赏识,决心“耕凿”一生,自食其力。如“鹪鹩”营巢,一枝足矣自况(见《庄子·逍遥游》),就不能效“鸿鹤”高飞,一举千里。这个结尾,从字面上看,似乎表现出诗人与世无争,潇洒出尘的恬静心情,其实是正话反说,他一生对政治十分热衷,决没有真正归隐的想法,诗人的愤懑之情是不难体会到的。
首联“有客虚投笔,无憀独上城”感叹自己无所事事,因“上城”远眺,拟消散心中之“无憀”。“虚”字极佳,将投笔从戎的心事勾起。“独”字传神,万般无奈独上城楼。
颔联“沙禽失侣远,江树著阴轻”写望中景色,失伴的鸟,树木在云彩掩映下留下淡淡暗影,景语即情语,这些景色是凄清空落的,这一切也压在诗人的心头。
颈联“边遽稽天讨,军须竭地征”由景物转入议论时事,诗人慨叹讨寇不力而军需赋税苛繁弄得民穷财尽。就算目睹国势动乱,自己纵有韬略,也不过是虚度光阴。国事维艰,这一联给读者以喘不过气来的重压。
尾联“贾生游刃极,作赋又论兵”宕开一笔,只言才智足以匡国的贾谊被弃之不用。由此上溯首句“虚投笔”之语,一个心忧国事、渴望报效国家的形象跃然纸上。这一联情感愤激,极写诗人心中的苦闷。
诗人登城眺远,写景抒怀,以抒发其壮志难酬的苦闷,写得情景交融,含而不露,颇有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