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中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他喝了闷酒,醉得有些近乎病态(“病酒”即醉酒,俗谓“醉酒如病”);黄莺鸟的叫声,本来是悦耳动听的,所以博得了“流莺”的雅号,杜甫也有“自在娇莺恰恰啼”的诗句。可是对这首词中的主人公来说,却只能“唤愁无限”,听得心烦,却又无法封住那流莺的嘴巴,真是无可奈何(“可奈”即“怎奈”、“无可奈”)!主人公的愁从何而来?细细想来,既不是源于病酒,也不是因为流莺。伤春?倒有些相似。你看,“又是一年,花惊寒食,柳认清明”,光阴荏苒,逝者如斯,转眼“又是一年”!春光如许,年复一年,时不我待,触景生情,感到时序惊心,慨叹流年暗换,从而“愁”上心头,“春愁过却病”,美其名曰“伤春”,有何不可?“伤春”一词,不知被古人用过多少次,其实,春本无可伤,可伤者往往是与春一样美好的事物。
总结一下古人的生活经验,春天的本身虽无可“伤”,但它却往往是人们感慨伤怀的诱发物。王昌龄《闺怨》诗说:“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少妇本无愁,所以欢欢喜喜地打扮好。但她一旦登上了层楼,看到了那一派迎风飘舞的柳丝,于是愁从中来,——她想到了远在他乡“觅封侯”的“夫婿”。最好的春光,应该与自己的爱人共赏,一旦“共赏”不可得,便触景生情,对景怀人,这就是所谓“伤春”了。唐人还有这样的诗句:“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对于一个没有心事的人而言,黄莺的叫声是动听的,但是对思妇而言,它阻碍自己梦中到辽西与丈夫相会,所以不惜“打起黄莺儿”。看来,春天是一个怀人的季节,古人从这里选取题材,抒发感情,不知写下了多少诗词!黄简的这首词,也是这样。当他望尽天涯的层层翠巘,心中暗数着那根本数不清的“长亭短亭”,怀人之情油然而生,但天涯各一方,现实的现象不可能,绝望之下,只得象希望于梦中与家人相会。“天涯翠巘层层。是多少、长亭短亭”,是这首词中最关键的句子,也是读者理解和欣赏这首词的钥匙,况蕙风评说:“此等语非深于词不能道,所谓词心也。”(《蕙风词话》)“天涯”一句,是触景生情的诱发点。
上片的流莺、花柳,皆眼前身边之景,对于词境皆止于描述而没有开拓意义,“天涯”一句却既融入了上片诸景,又高瞻远瞩,意象博大,更重要的是它开拓出了“长亭短亭”一境,遂使全词豁然开朗,转出了一片新天地,这是一个成功的过片。“长亭短亭”句接踵“天涯”句而来,是词中主人公望尽天涯的直接所得,是揭示全词情感实质的关键处。“长亭”、“短亭”皆系行人休止之所,后来它就成了天涯羁旅、游子思归的象征。显然,这一句揭示了全词的抒情实质:乡关之思。读到这里,读者才能省悟到,上片所写的“病酒心情”以及流莺唤愁等等,都是主人公内心的乡关之思的外部流露,决不仅仅是因为春天即将逝去而感伤。结拍的“倦倚东风”三句,都是在思归而不能归的情况下的思想活动。实际上的“归”既不可能,只得寄希望于梦,在梦中“飞到”故乡的“银屏”,与亲人团聚,这自然是“好梦”了。虽是梦,也给人以希望和安慰。这三句把思归的心情作了更深一层的抒发。至此,全词所曲曲折折表达的思想感情,就凸现出来了。
作者黄简本是建安(今属福建)人,长期隐居于吴郡光福山,乡关之思,自然深切,至于能把这种感情抒写得如此婉曲缠绵,确实是“非深于词不能道”的。
黄简的词流传至今的,只有三首,皆精于修辞,如《眼儿媚》:“打窗风雨,逼帘烟月,种种关心。”《玉楼春》:“妆成挼镜问春风,比似庭花谁解语?”炼字炼句的功夫十分到家,竟似“妙手偶得之”。这首词中,则有“花惊寒食,柳认清明”。这两句的妙处,首先是如况蕙风所说:“属对绝工”。这两句都是同样的“主谓宾”句式结构,花对柳,是植物性名词相对,“惊”和“认”两个动词相对,“寒食”和“清明”两个表节气的名词相对,分明而严整。富有感情色彩和动作表现力的“惊”字“认”字,把一春郁闷,不觉时光飞逝,见花柳而惊知寒食清明已至的情态活脱脱地表现了出来。这两个极精当极富表现力的动词,不经几番锤炼,是无论如何得不到的,确实是这首词的“词眼”。乍见而“惊”,由“惊”而“认”,细细辨认之后,于是乎确认寒食清明已到,从而想到祖茔在焉的故乡,乡关之思油然而生,“泪眼问花花不语”的情态就出现了。作者选定寒食清明这种时节,也是不无考虑的。
如上所说,这是一个祭扫祖茔的时节,最容易勾起异乡人的乡关之思;同时,这也是一个“断魂”的时刻,往往是雾雨其蒙,雨痕,泪痕,冷冷清清。这种大家约定的、公认的气氛,对全词所要表达的那种比较低沉的乡关之思,自然起到一种烘托、浸染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匠意所在。当然,这首词的艺术精华,并不止于这两句(其整体结构上的匠心独妙之处,已略如上述),但这两句乃“词眼”所在,确实为此词生色不少,因此也就获得了后人的格外垂青。“词眼”所在,确实为此词生色不少,因此也就获得了后人的格外垂青。
诗的开头先从孟郊《移居》诗说起,因为他自己也正在“移居”(由徐州到湖州)。移居显得如此清贫,于是他又很自然地联想起杜甫的“留得一钱看”这句自慰兼自嘲的话。下两句转入耳聋。杜甫的另两句诗:“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左耳聋。”若只从字面上寻找,对得上号的仅是耳聋,可是,他引这两句杜诗,是想从整个精神上合拍,只有这样,典才用活。“君不见诗人借车无可载,留得一钱何足赖!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虽存耳先聩。”这些,都是浓得化不开的牢骚块垒。
下面便是正面入题,用亦庄亦谐的口气发表议论。他说:一般人总是那么提心吊胆,那么战战兢兢,我才不哩!“人将蚁动作牛斗,我觉风雷真一噫”,人家把蚂蚁之动看作牛斗,当成风雷,他听来不过是一声唉罢了。他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根本就不听,“闻尘扫尽根性空,不须更枕清流派。”患得患失之情,在他思想上已一扫而空,他已不必像古人那段“枕流洗耳”了。诗人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因为自从他离开朝廷之后,多年来忧谗畏讥,不见不闻,反倒觉得洁净。
接着,他又深一层抒发感慨说:“大朴初散失浑沌,六凿相攘更胜坏。眼花乱坠酒生风,口业不停诗有债。”一个人若是能浑浑沌沌就好了,一有知识,便有忧患,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知识愈多,必愈加敏感,这就更坏事了,纷纷扰扰,等于酒后生风,眼花缭乱,会惹下很多“口业”。这里,还同时提到“诗债”,很像是针对“乌台诗案”的谶语,但实际上诗人是不可能预知的。
再下面,他的感慨愈旋愈深,索性倾吐出内心的真情。他说:“君知五蕴皆是贼。”对事物的敏感于已有害,幸而他已耳聋,“人生一病今先差”,尽可不闻不问了。但是,他关注时政的心还在,一切不闻不问的努力还是会化为徒劳,所以“不见不闻还是碍”,诗人欲求超脱、终究不能超脱的心情至此和盘托出。
诗写到这里,意思已完全说清了。但为了让诗人自己和对方都轻松一下,他又强颜为笑,想用几句诙谐话遮盖住刚才所触及的衷曲。“今君疑我特佯聋,故作嘲诗穷险怪。须防额痒出三耳,莫放笔端风雨快。”意思是:你心疑我是装聋,所以写出这样险怪的诗来作调侃,可是,你须明白,你这种过分的聪明,会使你自己受到上天的戏弄,成了“三耳秀才”。
这首诗,恰好总结了诗人在“乌台诗案”之前一段时间内的思想情绪:他忧谗畏讥,却又过于“托大”,此时还是“我觉风雷真一噫”,到乌台诗案之时,只能“魂惊汤火命如鸡”(系于狱中所作)了。他经此打击,创巨痛深,所以在“诗案”以后,诗作的风格上以至手法上都有改变,由刘禹锡那样的喜好讽刺,转而为白居易式的旷达、陶渊明式的恬适——一句话,不再那么天真了。
天真,坦率,是诗人的本性,却又是他的苦难根源。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之一。封建贵族穷奢极欲,以一种病态的狂热度过醉生梦死的岁月,当时“奢侈之费,甚于天灾”(《晋书·傅玄传》)。张华的这首《轻薄篇》,以铺叙的笔法酣畅淋漓地描写了骄代王公、末世贵族的淫逸生活。虽然,作品仍不免有“劝百讽一”之嫌,作者也流露出津津咀嚼之意,但对于后人认识那一时代的生活仍是有一定价值的。
诗的开头四句总提时代特征,这是一个病入膏肓的“末世”,这是一个挥金如土的“骄代”,这是一个患有结核病的社会,越是荒淫越是色红如花,越是负罪越是志意沉溺。这四句诗还点明了以下要展开描写的两个特征:一是“浮华”,二是“放逸”。
从“被服极纤丽”到“手中双莫邪”共十六句;写饮食服饰之奢华:绫罗丽服,珍馐嘉肴,文轩羽盖,宝车骏马,还有玳瑁簪、象牙鞭、金鑮履、莫邪剑,连僮仆也食不厌精,连婢妾也衣必锦绣,一片珠光宝气,一派纸醉金迷。以上突出“赀财”之“丰奢”。接下来六句,从“宾从焕络绎”到“朱门赫嵯峨”,写气势之不凡:宾客络绎,鱼贯而入;侍御盈门,喧呼而出,何等规模,何等排场。主人结交的都是头面人物:“金张”指金日磾和张安世,都是汉宣帝时的大官;“许史”指许伯与史高,都是汉宣帝时的外戚,诗中用以代指世家大族,皇亲国戚。再看房屋建筑:朱门沉沉,庭院深深,高楼巍峨,飞阁流丹,第宅座落在中心地带、贵族区内,面对着繁华大街、来往行人,更显出主人之地位。
以上写“财”、“气”。接下来十六句,从“苍梧竹叶青”到“展季犹咨嗟”写“酒”、“色”。“九酝”指久经酝酿,即陈年老窖。“宜城醝”、“竹叶青”都是古代美酒:醇醪在金钟中旋转,带着蛊惑感官的色泽与芳香,浮沫如蚁,溢出杯盘。觥筹交错,可以想见其鲸吞牛饮之态矣。以上写“对酒”“行觞”还只是略略点染,下文述“当歌”“征色”则不惜浓墨重采。献歌献舞的都是天下绝色,人间尤物;“齐赵”指齐都临淄,赵都邯郸,都是以女乐出名的地方。“西巴”指巴郡,其地之民亦以善舞著称,《后汉书·西南夷传》即有“夷歌巴舞”之说。“北里”之舞出荒淫好色之商纣,《史记·殷本纪》云:“纣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大陵”也是女色歌舞、云雨恍惚之代名词,《史记·赵世家》云:“王游大陵,梦见楚女鼓琴而歌。”歌儿舞女,倾城倾国,歌声比古代名曲“激楚”还动听,舞姿比名倡阳阿还轻妙。五陵年少,膏梁子弟,眼花缭乱,一掷千金。这一部份写征歌逐舞的场景,作者洒开笔墨,汪洋姿肆地着意描绘,画面飞动,行文节奏疾速,一幕幕豪华场景旋转而过,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铺排用典又起到了加重笔触、在高潮处延宕往覆、令人回味再三的作用。但写到此,作者意犹未足,最后四句又以夸张的手法,从侧面来烘托歌舞“移人性情”的力量:墨子是主张“非乐”的;展季即柳下惠,是坐怀不乱、不为色动的真君子,但在如此“刺激”的歌舞面前,这两位老夫子也忍不住要停车欣赏,感叹咨嗟了。即此可见其“感人”之深。不仅是君子和苦行主义者受到诱惑,连没有情感的游鱼玄鹤也闻声而动了,或敛翅下降,或鼓鳍出水,可见,新声巧调不仅能“感”人,还能“动”物。
写罢“浮华”之状,再写“放逸”之态。《宋书·五行志》载:“晋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从“淳于前行酒”到“此欢难可过”十六句就是戏剧化、集中化地再现了这一种“放逸”的时代风气。“淳于”即淳于髡,滑稽而善饮;“雍门”指雍门周,善鼓琴而助人饮。有这样的清客与宴,三分酒量者也会十分豪饮。而主人又是十二分热情,好比西汉之陈遵(字孟公),每设宴必将客人之车辖投入井中,客人欲行不得,便只好拼得醉颜作长夜之饮。如此气氛,如此主客,举座便由微醺而沉醉,终于猖狂失态。其始也,酒色上睑,耳热眼花;继而举杯命酒、讨酒、催酒(“三雅”指伯雅、仲雅、季雅,皆酒爵名);其间,喧哗争吵,杯盘狼籍,提耳强灌,出乖露丑,不一而足;最终,男女混杂,放荡不羁,官帽歪戴,首饰堕落,猥亵淫乱之事自不待言。“绝缨”用楚庄王宴群臣事:楚庄王与群臣狎客滥饮,适殿上烛灭,有人乘机拉扯王后衣裳,欲行无礼。王后在黑暗中将那人冠缨扯断,以便追查问罪。谁知楚王唯恐扫兴,反而下令让所有的人都将冠缨拉掉再点灯,以此遮掩那荒唐酒客,染指而不膻。既然“烝上”“犯主”尚不见怪(尤,责怪也),其它荒唐行为就更是“合理”“合法”的了。作者举此一端,其余荒淫之事就尽在不言中了。
从“人生若浮寄”到“礼防且切磋”,这结尾八句是从“理论”上探讨“浮华”“放逸”这一时代贵族病的成因,揭示了贵族子弟的颓废心理。生命有限,这不能激发起他们抓住时机、建功立业的志向,却成了他们醉生梦死、及时享乐的理由。在露水短促的存在中,他们看不到那曾有过的光彩夺目的片刻,他们唯一的启悟却是人生苦短,他们唯一的感慨是享受得还不够,因而要拼命加大享乐的强度。当然,这种享乐,并不能带来长久的欢乐,每当他们想到人生又少了一天,这时内心就更加空虚。空虚袭上心头,又再次以享乐来掩盖,如此恶性循环,终至不可救药。看来,腐败的不仅在于贵族的生活方式,更在于不可疗救的病态心理。假如没有任何限制,他们有可能从废人变为只知享乐的生物意义上的人,只是对“执法吏”还有所畏惧,他们才偶尔“切磋”起“礼防”问题。这结尾是一种劝戒,是一种警告,也是一种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