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题“岁暮”二字,在直观上有一种“岁云暮矣多北风”的凄凉之感,且二字均仄声,读来更抑郁寡欢,仿佛给全诗定了一种低沉的调子,罩上一层黯淡的色彩。这首诗通过描写边境战争,时局艰难,朝廷却无人请缨抗敌,而自己漂泊异乡,孤独寂寞;表达了诗人对朝廷里懦弱无能的大臣们的谴责;抒发了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全诗语言简洁,感情真挚。
首联“岁暮远为客”,“远”字不是对成都草堂言,而是对河南老家言。诗人流寓西蜀,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羁旅生活,故有“远为客”之叹。但是西蜀一隅也仍然不平静,所以接下去便说“边隅还用兵”。“还用兵”之“还”字,有仍然之意,言自己虽避地西蜀,暂得一席安身之所,没想到这里仍有战争。另外,“还”字又有又、复意,意谓中原战事未了,川中徐知道叛乱刚平,而吐蕃之侵袭又至,战乱似永无宁尘。 “还”字隐含诗人对生活和时局的失望与叹息。于此可见杜甫炼字的功力,极为平常的字,出自杜手,便往往辞警意丰,耐人咀嚼。当时吐蕃的威胁尘益严重,当年七月,吐蕃入寇,侵取河陇,十月攻入长安,唐代宗出奔陕州,十二月又攻陷松维保三州(均在四川境),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抵御,全川为之震动。
颔联“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二句承上“用兵”,具体写吐蕃侵蜀之事。“烟尘”,吐蕃兵马过处尘土蔽天,代指吐蕃军队。“鼓角动江城”写备战情形。“动”字既显出战争的紧迫,形势的严重,又写出吐蕃入侵给社会带来的动荡。这一联相当警策生动,前句写雪岭,后句写江城;前句写吐蕃,后句写唐军;前句是所闻,后句是亲见;一远一近,概括而形象地写出吐蕃来势之猛和在社会上引起的震动。
颈联“天地尘流血,朝廷谁请缨。”此句既指吐蕃入侵以来的情况,又是对安史之乱以来时局的高度概括。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人民天天都在流血,在呻吟,国家处于十分危急之中。“朝廷谁请缨”一句,是杜甫对当时那些贪禄恋位、庸懦无能的文武大臣的讽刺和责问,表现了他深深的失望和愤怒。杜甫和他们不同,他早年就怀有“致君尧舜”的宏愿,当此国家危殆、生民涂炭之际,更激发了他舍身报国的意愿。
尾联“济时敢爱死”,为济时活民,岂敢爱惜一己之性命而苟且偷安,杜甫是希望“请缨”的,但是虽有捐躯之志,却无报国之门。自从疏救房培,他被朝廷冷落,流寓西蜀,寄人篱下,连生活尚且经常发生危机,哪有机会和条件过问国事。“寂寞壮心惊”,在客居边隅的寂寞岁月中,壮志一天天消磨,每想及此,诗人便感到愤激,不由得拍案惊起,心如刀割。
这首诗,前四句主要陈时事,后四句主要抒怀抱,层次清楚,结构井然,语无虚设,字字中包含着诗人对时局的殷忧和关注,对国家的热爱,对庸懦无能的文武大员的失望和谴责,也抒发了他不被朝廷重用、壮志难酬的苦闷。
这首诗的艺术手法也很有特色,如借代修辞手法,颔联中的“烟尘”代边境战争;与后文“鼓角”相应,从视角和听觉两方面突出了战争的紧张,渲染了时局的艰危。而且还运用了用典的修辞手法,如“请缨”,典出《汉书·终军传》,在诗句中暗示朝中无人为国分忧,借以表达诗人杜甫对国事的深深忧虑。又如“对偶”和“双关”手法,诗题“岁暮”表面指的是时序岁末,深层指杜甫已进入人生暮年,还指唐帝国由盛而衰进入风雨飘摇的晚唐。
本诗还运用了虚实结合描写手法,如“边偶还用兵,烟尘犯雪岭”“朝廷谁请缨”是杜甫的想象,是虚写;“鼓角动江城,天地尘流血”是眼下情景,是实写。表现手法中有对比,如朝廷之臣无人请缨与江湖之士的杜甫“敢爱死”对比;杜甫高远的心志与报国无门对比。“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自己的言行反差的对比;“鼓角动江城”暗含战争前后对比;诗歌开头“远为客”与结尾“寂寞壮心惊”思想感情对比。
1.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一言一行都会在孩子身上印下深深的烙印,所以说,作为父母千万要做一个合格“产品”.但是也有教孩子走歪道的父母,文中陈万年就是其中一个。“子不教,父之过。”父亲如果不给生养子女良好的教育,这就是做父亲的过错。陈万年喜好结交权势,对他们卑躬屈膝,文中内容对他极具讽刺之意。
2.不要光阿谀奉承与听信谗言。
3.父母不要为儿女做坏的榜样。
4.世上竟然有父亲教儿子拍马屁学奉承的,陈万年就是这种反面的角色。
5.儿子揭露了陈万年内心的虚伪。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这是一首贵族男女的恋歌。诗以男子的语气,赞美了女子容貌的美丽和品德的美好。
时当夏秋之际,木槿花盛开,诗中的男女一同出外游览。他们一会儿赶着车子,在乡间道路上飞快地奔驰;一会儿又下车行走,健步如飞。诗中洋溢着欢乐的情绪,明快的节奏。
这个女孩姓姜,“孟”是老大的意思,即这个孟姜在家里排行第一,就是姜家的大姑娘。中国有句古话:“情人眼里出西施”,在那男人看来,孟姜真是“细看诸处好”,美不可言。她的面颊像木槿花一样又红又白;她走起路来像鸟儿飞翔一样,十分轻盈;她身上还佩带着珍贵的环佩,行动起来,环佩轻摇,发出悦耳的响声。她不但外貌美丽,而且品德高尚,风度娴雅。总之,诗人以无比的热情,从容颜、行动、穿戴以及内在品质诸方面,描写了这位少女的形象,同《诗经》中写平民的恋爱迥然有别。这也可以说是此诗的主要特色。
木槿花朝开暮谢,所以白居易有“槿枝无宿花”的说法,李商隐对之也有“风露凄凄秋景繁,可怜荣落在朝昏”的叹息。这是文人心中的木槿花,带着伤逝的美。所谓“舜华”,是描述这花朝开暮谢的瞬息之美。有人认为,诗中描述的这两情相悦的欣喜在“舜华”这一美丽的词汇中蕴含了危机。
此诗二章,自宋范处义《诗补传》以下皆以之为赋体。也就是说它是用叙事或铺陈的方法进行描写的,但作者在叙写时是饱含感情的。两章字数、句数完全相等,意思也大致一样,唯有所押的韵不同。第一章“舜华”之“华”,朱熹《诗集传》谓“叶芳无反”,用反切的方法说明这个“华”字音“夫”,因此与以下的“琚”“都”属于一个韵部。《说文通训定声》将“华”字归入“豫部”,与《诗集传》相同,可证。第二章的“行”字,《诗集传》注云:“叶户郎反”,即音杭(háng) ;“英”字“叶於良反”,即音央(yāng),皆与以下的“将”“忘”属于一个韵部。从首章“六鱼”韵到次章“七阳”韵的转换,也反映了诗中情绪的变化,它更为欢快和昂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