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春暮夏初鸣的动人景色：清风细雨，绿野鸣禽；而桑阴麦浪，男耕女织，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和平气象；作者摇鞭放马，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故吟之于诗，充满了活发清新的生活气息，令人读后悠然神往。此诗风格清丽自然，境界明朗空阔。
“高柳长涂送客吟”，诗一开篇，作者便用“高柳”两字点出鸣节为盛夏，用“长涂”和“客”点明诗人正千里游宦。浓浓郁郁的高大柳树，一排排沿着长长的路途绵延不尽，它们随风摇曳，发出丝丝柔和的低吟，仿佛正含情脉脉、依依不舍地送别这离家远行的游子。
“暗惊鸣序变鸣禽”，第二句，紧扣首句末尾的一个“吟”字，由风中的树吟写到树中的鸟鸣。诗人繁忙的公务和长途劳累使他几乎忘却了鸣序的变化更替，此鸣他目睹路旁轻摇的绿柳，耳闻翠柳柔和的低唱，心里顿鸣轻松闲静了许多，但正当诗人心灵舒展之际，突然，那茂密柳枝中传出的几声鸟鸣舔破了树的吟唱，直钻入心底。诗人愣住了，他发现鸟儿已不同于以前的鸣叫，它比以前啼鸣得更加婉转、更加动听，他惊讶为什么一直未听见这鸟儿的啼叫。这里“暗惊”两字，真切生动地表现出诗人由忙碌的人世进入纯净的自然鸣那种惊讶的心理，这其中既有喜悦之情，也有惊惧之意，他惊惧在繁忙的公务缠绕下自己感觉的麻木和迟顿。“暗惊”一句，出自谢灵运 《登池上楼》的千古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但却点化得自然贴切，没有丝毫痕迹，可见诗人写作技巧的熟练。
“清风破暑连三日，好雨依鸣抵万金”两句，诗人通过对“风”和“雨”的描写突出了旅途气候的宜人。凉爽的清风连吹三日，吹散了逼人的暑热，落雨依鸣，纷纷降落，价值万金，给整个大地带来了一片清新。诗人置身这凉爽的天气，沐浴着清风好雨，内心无比的自由舒畅，他情不自禁地向远方望去，“远岭抱枝围野色”，只见远处山岭怀抱着苍翠的树枝，呈现出一幅野趣横生的画面。这里，一个“抱”字，用得极为巧妙，它十分生动地形象描绘出了山岭与树枝那亲密和谐的神态，也由此而流露出诗人自身心灵的闲静和谐，表现出他与大自然浑然一体，亲密无间的境界。远处的山岭树枝是那样的和谐亲切，对于诗人身边的景色，于是，诗人把目光从远岭拉回身旁，由远及近。“行云随马弄轻阴”，只见天空中飘浮的云彩静悄悄地投影下片片清阴，这行云是如此的玩皮可爱，她跟随着马儿不停地与人嬉戏，游玩。这里的一个“弄”字，出自张先《天仙子》中的“云破月来花弄影”。作者用于此，给本无生命的行云赋予了无限活力，在作者的笔下，行云宛如一位天真玩皮的姑娘在耍弄着轻阴。“随马” 两字，感受细腻真切，它紧承“抱”字，又描绘出了“行云”与自己的亲切和谐、相依相伴。
“摇鞭喜入肥城界”，诗人信马挥鞭，体味着人与自然这神奇的和谐，内心涌起一种难以言传的喜悦，不知不觉已来到了山东肥城。这里，一个“喜”字，把高柳的低吟、鸣禽的啁啾、清风好雨的宜人、远岭抱枝的和谐、以及行云随马的亲切，都浓缩、融化、积淀为了作者内心的喜悦，从而也使前面的一切景物更深一层。
最后一句，“桑柘阴浓麦浪深”，作者又在前面自然景色的基础上，展示出一幅田园风光。桑林茂密，树阴浓浓，辽阔的麦田麦浪滚滚，这真是一幅迷人的农家乐。
此诗形象地刻画出作者悠然自得的神态，结末描绘了一幅桑浓麦深的丰收的图画；全诗层次鲜明，颇有意境；巧妙化用他人诗句，自然流畅。
这是苏轼晚年回答其侄女婿王庠问学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文笔简练，语气谦逊，循循善诱，表达了作者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作者的长者风范。
苏轼在信中用语十分谦虚虚，对王庠的赞语认为“过当”，“岂堪英俊如此责望邪？”谈自己的看法时用“卑意”一词，最后又用“可笑可笑”作结。苏轼是欧阳修以后的北宋文坛的第一人，他不但对宋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就，而且在诗词，绘画、书法等方面也有卓越的成就。这样的一个文坛巨匠，在青年学子面前却如此谦虚，完全是一个谦谦君子，表达了他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他的长者风范。
苏轼在信中就读书方法谈了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是反对死记硬背。苏轼认为“少年科目时，记录名数、沿革及题目等不值一提，自应举时的“节目文字“亦无用。这就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苏轼的作文原则，他主张作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表达了崇尚自然反对雕琢的文艺主张。
二是认为求学无捷径，“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青年人往往急于求成，希望走捷径，惟有靠勤奋努力，坚持不懈，在实践中摸索求学之道。
三是求学要讲究方法。这其中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指出求学不能贪多。苏轼认为“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他告诉王庠读书不能贪多，而应围绕”所欲求“的目的，也就是要有所选择。第二层指出读书要钻研得深。苏轼认为“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每次作一意求之“，即书要读多遍，每读一遍要能集中研究一个问题。“勿生余念”，研究其他问题也是这样，这不是浏览速成的读书法所能奏效的。这些读书方法是苏轼一生治学的经验之谈，在后世仍然有它的积极意义，值得借鉴。
《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此赋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而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且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还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此赋开端写了朝纲颠覆，仕路填塞、家园毁灭的北游缘起。虽在乱离之中，从“奋袂”、“超绝迹”的字面下，仍然透出作者壮勇上进之情。这是此赋的基调。
赋中的初辞长安，回顾通天台恋恋不已；长途远行，驰驱中预计期程；寒风雪野中抚剑叹息，念及畿辅故里而於邑流涕：都发自真情而有动人之力。由公刘惠及草木感怀身罹百殃；从秦昭王统兵北征引发离心烦乱，车马行迟：这吊古伤今的情思，紧密联系于自身遭际，自然感人，又在历史对比中显出作者忧思的深广，胸怀的博大。由日夕归牧思及人民行役之苦，诗人叹时之心；因长城漫漫感发对蒙恬的责问，对汉文帝的景慕，使人感到作者不戚于个人忧患，立足于广大人民的受难，要求执政者以宽仁绥远立邦，这表现了作家自觉的历史社会责任感。作者的这些思想感情，都是极可珍贵的。
赋文中认蒙恬绝地脉之说为虚妄，不承认堪舆迷信。作者坚信天命有常，卒章中抒发了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表现了对儒家教义的笃诚。这是作家信仰的支柱，是赋文所以具有健康向上基调的精神源泉。
全赋以写明北游缘起开端，按旅程顺序写所见所感，卒章总言自己对避难远行的根本态度。结构上条理清晰，连络有序。叙事、叹时显出了作家情思的自然流露，浑融一体，文气流畅。语言生动简练，经过锤炼之功又归于平易畅达，艺术上的用心与其创作意图达到了和谐统一。
《北征赋》结构模仿刘歆的《遂初赋》，也是结合途中所见景物与有关的史事，抒发感想。由于时事更为艰难，所表现的情绪也更显悲沉。它的语言精丽整齐，其中写景的一段（从“隮高平而周览”到“哀生民之多故”），则显得清新自然。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遂初赋》的写景，也已经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
如果拿《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在结构上存在一些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变化的特点。
（一）抒情方式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九章》中的作品多纪实之辞，《涉江》一诗又是写他放逐生活中最凄苦的一段经历，但诗的开始却采用了与《离骚》相类似的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他的极端苦闷，欲忍不能的感情。《涉江》的后半部分以及乱辞，也是采用的浪漫主义手法。特别是乱辞部分，采用香草美人的托喻，与《离骚》的写法一致。《北征赋》中，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
（二）写景与抒情由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中的景物描写，虽然能够表现作者的凄苦情怀，但景与情从整体上还显疏远，还有着为写景而写景的嫌疑。《遂初赋》和《北征赋》写景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特别是《北征赋》，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
（三）借助历史事实抒情方面，由情与史的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的整个第四部分，都在叙写历史上忠而见弃的人物，以表达作者自己“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之情。而《北征赋》则没有相应的部分。此赋是在纪行的过程中，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四）乱辞部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涉江》对君主忠诚不二的感情抒发，到《遂初》的以道家出世思想作结，抒发自己恬淡的自娱之情，再到《北征赋》以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的抒发，其发展轨迹是鲜明的。
作为纪行赋的成熟之作，《北征赋》确实表现出了与其在赋史地位上一致的优点。交待起行原因之简洁，借景抒情之恰切，叙史抒情结合之紧密，抒发感情之真挚，语言之平易晓畅，都是《涉江》、《遂初》所不能比拟的。萧统《文选》选赋，纪行一门首选《北征赋》；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亦列其为纪行赋第一篇。可见二人同选《北征赋》列为首篇，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