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伤时感事的诗。《毛诗序》说:“《兔爰》,闵周也。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这是依《左传》立说,有史实根据,因此《毛诗序》说此诗主题不误。但意谓作于桓王时,与诗中所写有出入。崔述《读风偶识》说:“其人当生于宣王之末年,王室未骚,是以谓之‘无为’。既而幽王昏暴,戎狄侵陵,平王播迁,室家飘荡,是以谓之‘逢此百罹’。故朱子云:‘为此诗者盖犹及见西周之盛。’(见朱熹《诗集传》)可谓得其旨矣。若以为在桓王之时,则其人当生于平王之世,仳离迁徙之余,岂得反谓之为‘无为’?而诸侯之不朝,亦不始于桓王,惟郑于桓王世始不朝耳。其于王室初无所大加损,岂得遂谓之为‘百罹’、‘百凶’也哉?窃谓此三篇者(按:指《中谷有蓷》、《葛藟》及此篇)皆迁洛者所作。”
诗共三章,各章首二句都以兔、雉作比。兔性狡猾,用来比喻小人;雉性耿介,用以比喻君子。罗、罦、罿,都是捕鸟兽的网,既可以捕雉,也可以捉兔。但诗中只说网雉纵兔,意在指小人可以逍遥自在,而君子无故遭难。通过这一形象而贴切的比喻,揭示出当时社会的黑暗。
各章中间四句,是以“我生之初”与“我生之后”作对比,表现出对过去的怀恋和对现在的厌恶:在过去,没有徭役(“无为”),没有劳役(“无造”),没有兵役(“无庸”),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而现在,遇到各种灾凶(“百罹”“百忧”“百凶”),让人烦忧。从这一对比中可以体会出时代变迁中人民的深重苦难。这一句式后来在传为东汉蔡琰所作的著名长篇骚体诗《胡笳十八拍》中被沿用,“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那悲怆的诗句,是脱胎于《兔爰》一诗。
各章最后一句,诗人发出沉重的哀叹:生活在这样的年代里,不如长睡不醒。愤慨之情溢于言表。方玉润说:“‘无吪’、‘无觉’、‘无聪’者,亦不过不欲言、不欲见、不欲闻已耳”(《诗经原始》),这也是《毛诗序》中所点出的君子“不乐其生”的主题。
全诗三章风格悲凉,反覆吟唱诗人的忧思,也正是《王风》中的黍离之悲,属乱世之音、亡国之音,方玉润评云:“词意凄怆,声情激越,(三国魏)阮步兵(籍)专学此种。”(《诗经原始》)
这首诗看似仍在描写人美、舞美,但君臣迷乱,荒淫无度,已经让原本美好的女性变为了毒药。
曹植由备受亲宠的子臣变成了被监管的罪人,他对当权者的淫逸腐败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亲眼目睹君臣迷乱、荒淫无度的生活,对魏国朝政焦急忧虑。诗中细致入微的描绘,集中表现权贵们酒肉女色的彻夜之欢,酒具、酒菜、女饰、女舞等无不显示出主办者的地位、身份,篇末又通过客人的言辞反衬出主人的淫乐无度。这首诗纯以叙述、描写出之,终篇未有一句评说性的议论,让读者好似亲眼所见一般,这是颇有匠心的。长时间处于“危疑禁锢”之中,曹植不能不谨小慎为,“改心回趣”,但只要人们把那些描述百姓痛苦生活的诗拿来对读,便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诗人埋藏在权贵淫乐图背后的真正用心:他是把憎恶、愤怒的主观情感溶进了平和、冷静的客观描写中,表面上是波澜不惊,实际里却是激流飞湍。这是曹植去世前几年诗歌创作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此词偏于实叙,用移步换形之笔,写登上南天门的观感。词原注云:“南天门尤陡峻,人多凿窑而居。”全词就在这“陡峻”二字上落墨。
形容山之高峻,前有李白的名句:“扪参历井仰胁息,以乎抚膺坐长叹。”(《蜀道难》)此词起句“引手摘星辰”,就其夸张笔法而言,显然脱胎于李诗。但李白重在写“畏途巉岩”之不可攀,渲染了人对自然的恐惧心理,此句情致则异,一“引”一“摘”两个动作,表现的是身临奇境的惊喜感,其中还颇有点欣然自得的意味呢!但既属夸张想象之笔,句意毕竟偏虚,故次句必以实写济之:“云气扑衣如湿。”用人行山中时的真切感受,来突出山的高峻。唐人有句:“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张旭《山中留客》)“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王维《山中》)境界差近,而此句写“云气扑衣”,便富动感,再加“如湿”二字,更有触感。以上两句虽写得语工意足,其实都不过是陪衬之笔。接着再作衬垫——“前望翠屏无路”,见得山路百折千回,盘曲异常;经这一句延岩、顿挫,突如其来地推出全篇景物中心——“忽天门中辟”。在那云气晻霭之上,忽见天门矗立眼前,犹如横亘天半,其奇峻何如?名曰“天门”,真不虚也!
下片观察景物的视点,由仰视转为俯瞰,由“天上”下观“人间”。于是,新异的情境出现了:寻常的鸡鸣狗吠声,竟从“下方”传上天来,循声望去,发现了“人住半山侧”的奇特景象。因山民凿窑而居,人行山上,窑洞的檐宇都在脚下,故曰“行踏千家檐宇”。“看炊烟斜出”一句,最为传神,依依墟里之烟,俱从窑洞中斜着飘出,这种平地罕见的生活情景,摄入词中,倒也别有一种情趣。
此词并不以赏心悦目的情景取胜,但写出身历其境的新奇感受,同样有动人的效果。这端有赖于作者选择最佳视角、捕捉特征性景物和准确传达自我心理感受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