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诗的前四句写的是野外离别的情景。“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诗歌开篇直陈眼前景，使友人最感舒心爽意的时日不会再来了，这个分手离别的时刻就在须臾之间了。情深意长的友人即将在瞬间结束美好的时光，此刻的心情十分复杂，万分难熬。友人间在四通八达的路口彷徨，手牵手在即将分手的野外徘徊。其中的“屏营”指彷徨，“踟蹰”即徘徊。这两个词把他们那苦闷难解的心境写尽了。这四句诗，写出了友人之间平日友情之深，写出了他们对这份友情的珍惜，也写出了离别使他们遗憾终生。“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这四句以浮云吹散喻友人离别。抬头仰望，天际间浮云朵朵，随风奔驰；它们急剧地互相超越，而后被长风猛吹，各失其所，飘零于天各一方。其中“奄忽”指急剧；“波”用如动词，相当于“波荡”。这里，以浮云之驰，喻友人之行；以云朵互越，各失其所，喻友人皆为客，你南我北各奔他乡，故而更加珍惜当前的情意。“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其中“长当从此别”即“当从此长别”。讲从此分手了，再也难相见了，就多呆一会儿，再叙几句。真可谓情绵绵，意切切，难于割舍。最后，诗人竟希望自己随着晨鸟一起，亲自送友人远去。曹植《七哀》有“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与此意一致，皆言情之所钟，深且厚，久且长，不忍分手。这首诗将人情美好的一面，确实写得深，写得透，写得感人。
其二
“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是说美好的聚会很难再有机会了，以往相聚的三年，结下了深情厚谊，胜似千秋。三载胜千秋，写得寓意深切，既夸张又合理，也很有气魄。
“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送友送至河畔，用河水再为友人洗一洗系马的革带，一想到即将离去的友人心中惆怅难消。以上四句写旧日的情之深，而今难作别。
“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向着友人欲去的远处望去，催人泪下的悲风扑面吹来；举杯欲饮送别酒，心中却只念别离，难以劝饮。
然而，“行人怀往路，何以慰我愁”？远行的人非走不可，一心惦记着征程上的事。欲留不可欲，使人愁上愁。
用什么来慰安自己的忧愁呢？“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唯有斟满了的酒，与友人一起痛饮，祝福我们的友谊万古长青。绸缪，指缠绵难解的情意。
诗的后六句，写自己劝饮无心，但又只能借酒解忧。这之间的矛盾心情，正说明与友人分手时的那种忧虑、烦闷，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态。最后四句，与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语意一致，这也许能说明“别诗”所作的时间并非西汉，而为东汉末或者更晚些时日的原因吧。
其三
这首别诗是较前几首写得较轻松、较乐观的一首送别诗。诗歌的前二句写送朋友远行的地点、时间和情感。“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讲的是友人手拉手走上送别的桥梁，远游的朋友临晚时将前往何方？携手：亲切，难分手，惜别。“徘徊蹊路侧，悢悢不能辞。”走的难于启步，送的苦于无奈，只得在小路旁徘徊、激动、惆怅、外带着几分悲哀，临别的赠语都难以描述、但终究“行人难久留”，必走无疑，非分手不可。告别的话语是“各言长相思”，但愿人长久，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你常惦记我，我常思念你！千言万语浓缩为一句话：“长相思”！精炼、准确！“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句中的“日月”是偏义复词，“日”是虚设，“月”是主要的。这里以月比人，以月的圆缺比喻人的离合。需知，人不是月，不能按一定的周期周而复始，由圆到缺再由缺到圆。人的分手，能否再见，可就难说了。对一切的一切，只能寄之于希望了。一盼“努力崇明德”，各自珍重，努力保持好的品质、培育崇高的品德。二盼“皓首以为期”，即“以皓首为期”，把到了老年、白了头作为无论如何也要相见的期限。这“以皓首为期”想得多么乐观、多么浪漫，说明想相见的意志有多年坚定！这也道出了友人之间的情意有多么深了。寄希望于未来，有信心会相会，这也是此诗与其它几首别诗的不同之处了。
该词转进层深，深婉动人。“雁帖寒云次第飞，向南犹自怨归迟”：深秋季节，北雁南飞，排成行列，总是怨恨归去太迟。而大雁能够自由南飞，出使边塞的人却不能回家。“谁能瘦马关山道，又到西风扑鬓时”：马是瘦马，道路不是坦途，而是关山道，季节是萧瑟的秋天。词人这是在堆积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在词的上片，前二句云秋深而北雁南飞，犹怨归迟，一层；雁可南归而人却难归，一层；后二句再翻进，人已难归，偏又逢瘦马关山，西风扑鬓，又为一层。词的下片明写愁思，一层；而偏于杳杏依依之日闻乌鸦之啼声，一层；最后抬头同望一轮明月，又将思乡情感推进一步，又一层。
该词手法向称巧妙，层层递进翻转，最后以月牵和，相思深处，婉转动人。
首联交代了舜庙的位置，对这位“逊尧”“禅禹”的圣君给予了高度评价。
颔联写景。舜建都的事和长眠地都随着河水流逝、时间的逝去不可追。
颈联紧承上联:舜的塑像看似寂寥的存在，但舜的精神永存，舜的德泽已遍布天下。
尾联：风吹柏树之声，仿佛《南风歌》的韵律，言外之意，虞舜解民忧、富民财的为政思想余韵不息。 全诗通过对舜和他高尚品德的怀念，表达了对舜高尚节操的赞美。同时期待像舜那样“逊尧”“禅禹”人物的出世赖力挽狂澜，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