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疾舟中伏枕书杯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仇兆熬定为杜甫的绝笔诗。这首诗是杜甫对自己一生颠沛流离生活的总结,也可说是自挽诗。诗云:“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见参。”
开头八句,句句切风,发端奇绝,运用在洞庭湖汨罗江口而他处没有的黄帝、虞舜二妃的神话故事,以切成诗之地。
“轩辕休制律”,典出自《汉书·律历志》:“黄帝使泠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之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
“虞舜罢弹琴”。典出《史记·乐书》:“昔有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集解》引王肃说:“南风,养育民之诗也。”其辞曰:“可能解吾民之愠兮。”
古来,在汨罗江畔有神鼎山,山上有轩辕台,据清康熙《神居莲池谱》载:“神鼎山,以黄帝铸鼎,故名”。明清时期的《湘阴县志》《岳州府志》《洞庭湖志》,也有这样的记载:“轩辕皇帝南巡,张乐洞庭之野,朝登磊石岭(在汨罗江入洞庭湖处),暮上凤凰台(位于汨罗江口)”。又据明代的《名胜志》记载:“黄陵山(邻近汨罗江口),有二妃墓在其上,历古传记发此。是舜南巡,旧迹实在湖湘之间。
“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见参”记载了诗人的行迹,是坐船北归的。船行在湖面。“依震”的“震”字,按照《易经》解释“东方也”。所提到的“湖”字,当然是指洞庭湖。汨罗江的位置正在洞庭湖的东南方。即汨罗江下游,因湖平而常于早晨望见参星。
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杜甫《疾风舟中》诗,是在北返途中,重临湘水、洞庭湖、汨罗江交汇之处,到了磊石岭、凤凰台、黄陵山、二妃暮等处之后,因想到了黄帝、虞舜的“至治”之德,有感而作,不仅是诗人自己吊古伤今之情的自然流露,更是汨罗江一带风土人情,行船的地理位置的真实记述。
“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水乡霾白屋,枫岸叠清岑。郁郁冬炎瘅,蒙蒙雨滞淫”。
诗人进一步点明舟行湖湘泽国及在船中所见。船是靠近湖岸而行,岸畔青山枫林叠叠,历历在目,进令已是(大历五年)冬季岁未而且是汨罗江一带湘阴、平江山区的敢候特征。
“春草封归根,源花费独寻。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瘗夭追潘岳,持危觅邓林。蹉跎翻学步,感激在知音。却假苏寿舌,高夸周宋镡”。
杜甫本是满情信心地北归,但终因经不起寒风的吹指,家贫的困境,旧病的复发,逼得他不得不改变主意,中止北进。“转蓬”“行药”,这便是杜埔有感于归计不成,远行不复,羁旅病侵,幼女又已夭亡于路侧(人衡州诗中曾提到此女尚在儇乳,有“犹乳女在房”之句),自己的病情已十分沉重而伤心悲恨的流露。但他却并未忘情于国家所遭之灾难,而借用陶渊明“源费独寻”一词,寄幻念于唐王朝的中兴,给贞观之治以理想化,幻想唐太宗解民于水火之中。从而,异地相投知音,凭着“却假苏秦舌,高夸周宋镡”的三寸不烂之舌,觅邓林,寻找山区来养息,以寄病躯。
“转蓬”的主要原因是“行药病涔涔”,“乌几重重缚,鹑衣寸寸针”。“感激在知音”。此时此际,诗人的病已具有暴发性,满头大汗,知将不起。当时洞庭湖一带甚为荒凉,无处可以求医,湖面风大,于病体不利。而家境呢?已穷得一家老小穿的是“寸寸针”的鹑衣,一张桌子破烂得要绳子捆了又捆。因此,只得投奔、拜访他的远亲昌江县令和知音。大历四年春,诗人离开岳阳至潭州、郴州等地时是由白马潭(今湘阴境内)裴隐宅出发的,曾写有《陪裴使君登岳阳楼》一诗,“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写出了杜甫把自己比做东汉时的名贤徐稚,把裴使君比做礼贤下士的陈蕃,可知杜甫在岳阳的数月,受到了非常好的款待。谢宣城指南北朝齐时的诗人谢眺。他文章清丽,善长五言诗,曾出任宣城太守,故又有谢宣城之称。杜甫在此处,把裴使君比为谢眺,甚为赞誉。“诗接”一语杜甫对裴使君诗歌的唱对。裴使君如此礼遇款待,一同登楼共赏湖光山冈以。此时此刻,杜甫心情能不激动。杜甫到岳阳对裴使君说,也是十分高兴的。当看到饥寒交迫的老友,如此落寞,给以温暖的款待是必然的。故杜甫在岳阳时行到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安慰。故有“雪岸丛梅发,春泥百草生。敢违渔父问,从此更南征”的诗唏。裴使君在昌江也有草堂。李白诗中几处提到,并曾专程登鸭拦驿到白马矶(在今湘阴县境内)去访问过裴隐(名隐行九,在白马矶有居所,还在昌江有草堂)。贾至谪贬岳州时,与之亦有交往,依其《赠裴九待卸昌江草堂弹琴》诗所写的情况看,他是到过昌江草亲自听过裴隐弹琴的。李白、贾至、裴隐与杜甫都是诗人友好和知音。又据明清诸朝《平江县志》及该县的徐、刘、白、陈、李诸姓族谱记载:“天宝十四年(公元七七五年)发生安史之乱后,被黜的检校工部尚书兼理兵部侍郎,事荣银青光禄大夫的徐安贞与侍郎刘光谦、白琪、陈希烈、陆善经、李安甫等六个臣相,携眷属避乱,潜迹南游,至豫章黄龙寺,经超慧禅师介绍指点,谈及平江山清水秀,风光艳丽,景物宜人,遂先后流寓来平,一齐隐居平江。徐居下台,在县北五十华里的三墩建回台寺;刘居上台,在县北九十华里的幕阜山麓长庆建长庆寺;白居聚台,在县南六十里的白水,建白水寺;陈居就台,在县东的长寿岭,建惠果寺;陆在县西六十华里的芭蕉村,建芭蕉寺;李虑坐其兄林甫,累改姓孟安甫居下西乡,建九峰寺。死后在这六个地方,均有墓葬和塔牌。这就是唐六相隐平江,四乡建六寺的历史事迹。杜甫与六相,皆为同僚,曾同朝在京工合,此际病情恶化,遂转往昌江投裴隐和他的远亲昌江县令以及这
些知音同僚好友。“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正是这种心情和原因。
“纳流迷浩汗,峻址得钦山。城府开清旭,松筠起碧浔”。
“纳流”容纳细流,“浩汗”,水深广貌;“峻址”地势高。这就进一步指出了杜甫乘船进入了东洞庭湖的一条支流。杜甫进入的哪一条支流呢?诗中“峻址”一句,说明支流沿岸的绵绵的高山峻岭,有一个风景清旭的城市和官署之地。这个“城府”有着“松筠起碧浔”的秀丽景色。东洞庭湖,没有连绵的高山峻岭,湘江是主流不是支流。因此,杜甫舟泊的城府不可是湘阴县城。巴陵在洞庭湖之北,也不是山区,更没有支流。东洞庭湖有支流可纳的只有昌江(平江)。故杜甫是在大历五年暮秋溯汨罗江而上,于岁暮到达昌江城府附近的,当时昌江县城是在中县坪。位于汨罗江的中上游地段。北有幕阜山,主峰海拔一千五百多米,与江西黄龙山相连,山顶有晋代葛洪炼丹修身尸解得仙之,“葛洪仙坛”遗址。东南部有连云山,主峰海拔一千六百米。从东洞庭湖转入汨罗江,直驶昌江,山峦起伏,丘陵连绵,峰涧密布,溪流纵横,风景秀丽;杜甫来到这个“城府开清旭”的世外桃源养息,在这里呆了下来。但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自知病将不起,生命难延。伤垂死而事无所成,只能以涕泪作霖雨罢了。
最后,“披颜争倩倩,逸足况骎骎。朗鉴存愚直,皇天实照临。公孙仍恃险,候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问谷九洲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葛洪尸定解,许靖力难任。家事丹砂决,无成涕作霖”等句;其中“许靖”,“家事”等词语,就是说:不能像许靖那样安顿好家属,一身莫保,家人难安,不能不用悲伤表达胸中的无可奈何的痛苦与垂危的生命仍然和国家的不幸,人民灾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还在警醒人民:“朗鉴存愚直,皇天实照临。公孙仍恃险,候景未生擒。”“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来表达诗人忧国忧民,一心系念的是国计民生的真挚情怀。奉呈湖南亲友的目的在于诗代讣托孤托葬。此诗之后,即葬于离县城不远的小田天井湖。所生长子宗文早逝,次子宗武,年仅十七岁,尚未婚配成家。因家境贫穷,又处于战乱时期,只得留在平江,成家立业,世代繁衍,至今杜家洞一带,裔孙犹有谱谍,可资参考。
宋王朝得臣(麈史)谓:“予熙宁初调官(熙宁元年,系公元一零六八年)泊报恩寺,同院阳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忘名所为诗,见其清苦平淡,有古人风致不能传抄。”其过工部坟一诗云:“水与汨罗接,天心深在存。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日下西原。”
孟子长于言辞,在辩论中经常设譬,以小喻大,逻辑性很强,有极强的说服力;其文气势磅礴,笔带锋芒,又富于鼓动性,对后世散文有很大的影响。文章由叙入议,先通过庄暴和孟子的问答引出话题:“好乐何如”,然后叙述孟子如何就这个话题因势利导地劝说齐王要“与民同乐”。文章围绕着“音乐”这一话题,阐明不“与民同乐”就会失去民心,而“与民同乐”就会得到民心、统一天下的“王道”思想。
这篇对话体议论文,通过孟子与齐王的对话显示了孟子高明的论辩艺术。
1、循循导入,借题发挥。
作者并不是开门见山地把自己的论点摆出来,而是巧妙地运用对话的方式,在谈话中自然地转换话题,借题发挥,从齐王好乐切入,归结到与民同乐的主旨上。在与庄暴的谈话中,孟子只有一句话“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点出了齐王好乐与齐国政治的关系这个论题,但未加论述。在与齐王谈话中,孟子又从好乐切入,巧妙地重提论题,然后与齐王两问两答,从谈话气氛和思想感情上把齐王引导到自己的论题上后,孟子才进入自己的谈话主题。
2、对比和重复。
本文写国君是否与民同乐,人民的不同感受,造成的不同政治局面,运用的是对比方式。两段话在内容上是对立的,但语言上既有相对之句(如“举疾首……相告”和“举欣欣……相告”),又有重复之语(如“今王鼓乐……之音”和“今王田猎……之美”)。这样论述,就强调了国君同样的享乐活动,引起人民不同的感受,形成不同的政治局面,原因只在于是否与民同乐,从而突出了论题。
3、生动形象的议论语言。
本文虽是议论文,语言却很生动形象,如写齐王的“变乎色”,写老百姓“疾首蹙頞”“欣欣然有喜色”等。孟子在正面论述自己观点时,完全没有用枯燥的说教,而是通过两幅图画,生动自然地得出结论。
4、因势利导,论辩灵活
孟子见到齐王就“好乐”的事向齐王发问。齐王对“乐”的意义并不理解而觉理亏,因而“变乎色”,忙拿“直好世俗之乐”来作托词,不料孟子却抓住齐王的心理,因利势导,借题发挥,转换内容,把“好乐”与治国联系起来,引起齐王的兴趣,缓和了谈话的气氛。此时孟子提出“今之乐犹古之乐”,表现了论辩的灵活性。而后的两个问题“独乐乐,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引导齐王将谈话的话题引入自己的轨道,逐步明确自己的“与民同乐”的政治主张。
《国风·豳风·伐柯》是首男子新婚燕尔时所唱的歌,描述了他婚姻的美满。首章明白告诉读者:媒妁是使两人好合的人。男女双方的结合,要有媒人从中料理,婚姻才得以成功。作者说得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其道理就像做个斧柄那样简单明白,兴中有比,比喻浅显易懂。
诗的第二章赞美了新婚的妻子,但奇怪的是,一不赞其年轻貌美,二不言其和顺温柔,独独说“笾豆有践”,赞赏其善于料理祭祀宴飨事宜。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我觏之子,笾豆有践”,男子很兴奋地看到,他的新婚妻子料理宴席祭祀有经验。封建社会里,娶妻是以祖宗“血食”、延绵家族为目的,因而理想的女人不是貌美、健康,能生儿育女,而是能够辅佐宴飨祭祀。“椒聊之实,蕃衍盈升。”“椒聊之实,蕃衍盈掬。”(《国风·唐风·椒聊》)暗示这位女子的外貌,是一个多子多孙的美女子。
诗中的男主人公满心欢喜因为娶这样的女子为妻。他郑重提出“笾豆有践”这一点并因此而满心欢喜,宣布其婚姻的美满。认为只有懂得笾豆之事,才真正“宜其室家”。这些都从侧面反映出了封建的伦理观念、宗法观念已经渗透到婚姻生活中,成为衡量爱情是否美满的准则了。
此诗从语义上分析,有两重意义,一是文本的表层语义,二是作为引申隐喻的深层语义。
从文本语义来说,《伐柯》以砍伐一支合适的斧头柄子作比喻,说男子找一个心目中的妻子,如斧头找一支合适的柄子一般,要有一定的方法程序,也要有媒人、迎亲礼等基本的安排。男子心中的得意,情绪的兴奋,都凝聚在这首自得自悦的欢歌中。在古代诗歌中,常以谐音示意。“斧”字谐“夫”字,柄子配斧头,喻妻子配丈夫。诗中所说“匪媒不得”“笾豆有践”,也是具体地写出古时娶妻的过程:媒人两家介绍牵线,最后双方同意,办了隆重的迎亲礼仪,妻子过门来。这是中国古代喜庆民俗的场景,也表示中国人对婚姻大事的严肃重视。
从引伸隐喻义来说,重点落在“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这两句诗上。此处的伐柯,已经不是丈夫找妻子那样狭义的比喻,而是广义地比喻两种事物的协调关系:砍伐树枝做斧头柄,有斧与柄的协调关系;做其他事情,也有两方面的协调关系。要协调两方面的关系做到好的柄子配上好的斧头,那就不能背离基本的原则方法(“其则不远”)。如果砍下的枝条歪七扭八,过粗或过细,都不能插进斧头眼中,成为适手的斧柄。砍取斧柄,要有一定的要求、原则、方法。那么,协调一件事物或一种活动的双方,也要有一定的要求、原则、方法。从具象的斧与柄的关系,上升到抽象的一体两面的关系,这个比喻就有了广泛的意蕴,启示了一个事物发展的共同规律:按一定原则才能协调。后人常用“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来表示有原则的协调关系,来引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就是从广义的比喻性来理解这两句诗的。
这首诗还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思想:一方面强调“匪斧不克”、“匪媒不得”,因为运动变化需要一个中介,所谓“自内出者无匹不行”,或如阳明子所言“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心外求理,“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运动变化的根源在于自身,外面的中介只是“应”,“感”才是运动变化的主宰,或云“自外至者无主不止”。整首诗是在阐述《易传》“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道理,前半部分说“无平不陂”,后半部分说“无往不复”。
此诗歌者采取了设问的方式,从最浅显的比喻入手,言简意赅,形象鲜明,把娶妻必须行媒的道理说得很明确、很具体,给人一种不可置疑的印象。诗意单纯明朗,语言朴素自然。在一问一答的陈述中,歌者那喜形于色的情态也跃然纸上。由于此诗说到娶妻要有媒妁之言,再加上“伐柯”的比喻朴素明朗,浅显易懂,后世遂以“伐柯”“伐柯人”称作媒人,称替人做媒为“作伐”“伐柯”“执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