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羹味薄牲牷洁，至乐声和凤鸟飞。
黄道月斜风细细，紫坛天晓露霏霏。
可怜此夜商山客，画尽炉灰泪满衣。
大羹味薄牲牷洁，至乐声和凤鸟飞。
黄道月斜风细细，紫坛天晓露霏霏。
可怜此夜商山客，画尽炉灰泪满衣。
作者首先叙述了离家远游，备尝旅途艰辛的情形，文章中似乎看不出鲍照对到江西上任的旅程感到丝毫的愉悦，“寒雨”、“严霜”、“悲风”使整个气氛感染了一丝清冷。旅途的艰辛，更增加了他对亲人的思念。
接下来作者以凝练的文字总写大雷岸地形。作者虽出身低微，处处受到压制，但却有宏图之志。可以说刘义庆对他的欣赏使他得到了一次施展壮志的机会。赴任途中，望眼川陆，一腔久藏于心的壮志豪情不免喷涌而出。作者从南、东、北、西四个方向分别描写了途中所见的高山、平原、湖泽、江河。他用拟人化手法写出了崇山峻岭怒起竞胜、雄壮飞动的气势；用白描手法对比写出了暮色来临时秋野的静谧、肃杀与湖泽的喧嚣、繁茂，“静听无闻，极视不见”突出的是原野的宁静，“号噪惊聒，纷乎其中”突出的是湖泽的嘈杂，“寒蓬夕卷，古树云平”突出了秋野的萧条空疏，“苎蒿攸积，菰芦所繁”突出的是湖泽的繁盛茂密。面对奔腾向西的大江，络绎不绝的舟船，作者不禁有了感叹。“思尽波涛，悲满潭壑”写出了他处处受制于人的处境，“烟归八表，终为野尘”写出了对士族门阀制度的不满、蔑视、反抗。
在对景物作了全方位的关照之下，作者又把视线聚焦于庐山。他写出庐山在烟云夕照的变幻中气象万千、雄伟壮丽，接着写洞壑驰骋，大江恣肆，排山倒海，瞬息万变之势，这种惊心动魄的壮观景象，不由感到“愁魄胁息，心惊慓矣”。
在淋漓尽致地描写了惊涛骇浪之后，作者突然把笔锋一转，悠然地描写起水中的草木虫鱼，这些奇禽异兽出没于沙丘草洲之间，栉风沐雨，悠然自得，为整幅汹涌澎湃的水景图增添了一番优雅闲逸的情趣。最后，作者通过“夕景”、“晓雾”、“孤鹤”、“游鸿”、“樵苏”、“舟子”等意象，渲染了一幅萧疏的画面，并托眼前的孤鹤游鸿给妹妹寄出无限情思，表达了对妹妹的关爱。
这是一篇色彩瑰丽、写景如绘的骈文家书。作者运用生动的笔触、夸张的语言，描写他登大雷岸远眺四方时所见的景物，高山大川，风云鱼鸟，都被他绘声绘色地表现出来，成为一幅风格雄伟奇崛，而又秀美幽洁的图画。同时作者也写了自己离家远客的旅思和路上劳顿的情形，感情与景物交融，使文章充满了抒情气息。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这是一首宣泄厌弃官场、决意归隐的词章。按理说四十多岁正是人生建功立业之心最盛，最能奋发作为之时，然而词的开首两句却说：“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这两句应题，大意是说，他已经不再心向国都，不再在意天下国家之事了，只流连于博山寺和它周围的山水，使得它都厌于逢迎我了。辛弃疾显然不是果真作如此想的。他不会真的已经忘情于山水游乐，把北复中原的大志抛诸脑后。下边“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两句，典出《庄子》，貌似超脱，要安于归隐平淡的生活，自得其乐，做不材之材以终其年。事实上，上片四句是怨辞反说，辛弃疾并非真正能安于闲适平淡的生活，置国家天下于不顾，只是当权者对他始终若即若离，不能真正信任，而主和派又百般猜忌，以致他在几乎二十年的时间里被闲置不用，素志不展。“材不材”，强调的是才。词人文武全才，不论在抗金战场，还是在文苑词坛，都如虎挪狮拏，龙腾象踏，但这样一位高才，却长期被废置闲居，报国无门。在这首词中，他字面上超然闲逸之词，实则包含着对当权者的激愤与积怨，只是不易察觉罢了。
下片表明自己不会改变本性去迁就别人，表现宁学躬耕者不屈其志而得真名的精神。过片起句表明心志：保持完我，不屈附公卿而求取声名。下一句说人生历尽世事，到头来还是要归于田园，躬耕田亩。词人南归以来，一直在地方官的任上转徙不停，一个“却”字，实又流露出对当政者的不满。最后两句“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辛弃疾意托于松竹花鸟，守君子之志的意向自不待言，其中或许也包含着对仕途人情的戒畏。松竹真朋友，花鸟好弟兄，只有他们不会让辛弃疾伤心失望。篇末承转，说明人世无君子可处，只好与松竹花鸟为友，无奈兼以自我开脱。
这首诗描绘了农民在大雨中劳作的情景，并抒发了诗人同情、自惭的感情。全诗以时间为序，由写景到抒情，此诗前八句描绘暴雨骤至情景；第九至十八句描写所见诸物遭受风雨袭击的情状；第十九至二十六句描绘农民冒雨车水抢救稼穑的情景；最后八句写诗人的感慨。这首诗继承了白居易新题乐府的传统，以景抒情，诗境宽阔壮丽，语言雄奇纵恣。
诗的前八句描绘暴雨骤至情景。只见乌云开道，轰雷殿后。原野间浓雾很快地吞没了高丘，古城内霎时变得天昏地暗。神龙自幽栖之地腾空而起，黑雾迷茫，更加剧了大自然的变幻莫测，刹那间倾盆大雨自天而降，令人双耳欲聋，目眩神惊。诗人分别以 “暖”形容阴云低垂遮天蔽日之状；“讧”状述雷声纷乱之景；“骎骎”描画雷霆来势之猛；“扰扰”渲染乌云弥漫之乱，情景生动无比。这八句，将暴雨骤至时“霆奔龙挂”的赫赫威势渲染得淋漓尽致，有声有色。
“帆重”以下十句，描写所见诸物遭受风雨袭击的情状。船帆已被风雨浸湿灌饱，船橹摇起来声音更大更响；雨点打在水面，形成圆圆的波漪，向四面扩散；成双成对的鸳鸯被暴雨打散，孤独无依，喜好高飞燕子被淋得四散奔逃，又饥又累，渐熟的麦子横卧在水中，幼嫩的秧苗承受着狂风的袭击，田间小路就象即将沉没水中的危城，蚁穴般纵樌交错的水沟已被汹涌的洪流冲毁。
这十句铺叙遭受风雨的诸般景物，行舟、河面、禽鸟、庄稼，一一写来，历历在目，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见出诗人观察的细腻，笔力的健拔，又隐隐透露了诗人对骤雨成灾的焦急忧愁心情。
“水车”以下八句，是描绘农民冒雨车水抢救稼穑的情景。虽雨骤风狂，“霆奔龙挂可骇”，但是劳苦的农民却在竟相车水，因为正是收获季节，农事鞅掌，他们不敢休息。因而遍地水车响，老少齐出动。车水的人，母子并肩，邻里宗族相望。虽拼命快干，毕竟水势过大，东边地里的水车干了，西边的水又冲决了畦埂，刚排干了一小块地面，又淹没了一大片庄稼。“惊”“骇”二字准确地写出了劳苦农民顾此失彼、焦急恐慌的心理活动，也反映了诗人对涝灾的关切。
“嗟”字领起八句，是写诗人的感慨。他见景生情，很自然地以自身的境遇与辛苦的农民相比。从而想到自己并不比农民优越，同他们并没有什么区别，虽然一叶扁舟，栉风沐雨，走遍江溯，但却不懂稼穑艰难，只管一味消费，想想农家的艰辛，再不厌倦漂泊之苦了，“岂”“何”二虚词，无疑而问，加强肯定语气，强调与农民之同。“不解”“但解”则突出彼此之异。
这首诗继承了白居易新题乐府的传统，结合描写农民冒雨车水的艰苦劳动情景，抒发诗人的悯农之意。诗篇从暴雨骤至开笔，以“前驱”、“连鼓”作比，以“龙起幽蛰”的神话传说加以渲染，以“耳双聩目四眩”加以夸张，极力描写骤雨簇云挟雷而来的赫赫威势和令人惊骇的气氛。并且，选取有代表性的典型事物，运用富有感情色彩的词语如“饱”“健”“愁”“饥”等，依次铺叙遭受风雨的诸般景物。这些描写并非闲笔，它们既为冒雨车水提供了现实的环境，又衬托了车水农民的艰辛以及既惊且骇的痛苦心情，突出了游子与农民的差异，使结末“遥怜老农苦，敢厌游子倦”的感慨更为深沉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