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阕以“传情入景”之笔,抒发男女间的相思之苦。作者借“移情”笔法,赋予视野中的客观景象以强烈的主观情感,使天边新月、枝上红豆都染上别离相思的情愫。“新月曲如眉,未有团圞意”,明为写月,实则喻人,作者以眉比月,正暗示出相思人儿因不见团聚而双眉紧蹙,郁闷不欢的愁苦之态。“红豆”本是相思的信物,但在离人的眼里却是贮满了忧伤,令人见之落泪。一弯新月,数枝红豆,词人撷取传统的寄寓人间悲欢离合、别离思念之情的两种意象,正表达出对爱人的无限深情和思之不得的痛切缺憾。
就内容而言,下阕为上阕之顺延;就感情的“走向”而言,二者又有着微妙的差异。如果说上阕中写相思还只是借助于意象的寄托,情感的附着还比较虚幻,词中的情绪基调也是一种充满残缺感的低沉.那么下阕中的情感就相对地落到了实处,词中流露着的、是充满希冀的向上的基凋。“终日劈桃穰,仁儿在心里”,一语双关,看似百无聊赖的行为,正寄托着主人公对心上人丝丝缕缕的情爱和日复一日的期盼。“两朵隔墙花,早晚成连理”更表明对爱情的充满信心,尽管花阡两朵,一“墙”相隔,但相爱的人儿终将冲破阻碍,喜结连理。整首词写得情致深长,淋漓沉至。
这首词在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极其自然地运用了南北朝民歌中的吴歌“子夜体”,以下句释上句,托物抒情,论词家评曰:“妍词妙喻,深得六朝短歌遗意。五代词中希见之品。”
诗前二联用几个典故追溯金廷覆亡的原因。首联以讽喻的笔致,揭示亡国的根源在于金廷最高层在决策思想上对蒙古南侵野心缺乏足够的警戒和清醒的认识。一“初”一“已”呼应紧凑,提示了问题的紧迫和严峻。而金廷满脑子求和思想,对蒙古入侵毫无准备,这是它必然走向灭亡的内在根源。颔联以追悔的语调,指出亡国的原因还在于金朝军队在军事上丧失战斗力,无力抵御蒙古军队的入侵。他只知道金军如汉代霸上驻军一样真把军事守备当做儿戏,谁料到竟导致神州沉沦,江山易姓!“只知”、“谁谓”,流水而对,以意外的惊愕,表达出诗人内心极度的震撼和后悔。
后二联抒发国破家亡的情愫。颈联借用历史故实,抒写被羁管出京的凄凉心境。上句用丁公化鹤的典故,倘若汉代丁令威化作白鹤飞到青城城门的华表柱上,看到金朝生灵涂炭,他当然“应有语”,慨叹“城郭如故人非昔”。这正是金亡后人民惨遭蹂躏的真实写照和高度概括。下句用金铜仙人辞汉的典故。铜铸的仙人尚且流泪,而作为有血肉之躯的人,诗人他们的心情就不言自喻。这两句,一“去”一“来”,正切合“出京”和“来”青城“暂居”,用典精切工巧,含蕴深广,可谓“于极工炼中,别有肝肠崩裂之痛”(清沈德潜语)。尾联揭示历史巧合,哀叹亡国悲剧的重演出于天意安排。青城是北宋靖康元年(公元1127年)十一月金接受北宋徽宗、钦宗二帝降表的地方,宋廷后妃、皇族都被俘虏北去,金灭北宋。而一百年后,亡国的金廷皇太后、两宫嫔妃及诸宗族在此被杀戮,诗人和其他官员作为蒙古军队的俘虏也暂居于此。兴在青城,亡在青城,历史的巧合让诗人感慨不已。在他看来,一“兴”一“亡”,恰恰是天公的意旨。金廷之“兴”已成“古”,金廷之“亡”正是“今”。这一“古”一“今”终将被历史的潮汐淘汰,唯有记载金廷兴亡的青城继续存在,给后人留下一面明镜,让人们观览和记取国家兴衰存亡的历史经验。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促使诗人写下了这首立意深刻精警的诗篇。
诗用了几个典故以寓亡国之痛。“霸上真儿戏”,用《史记》载汉文帝语,暗讽金国军纪松弛,早已潜伏危机,不料竟因此亡国;“华表鹤来应有语”,用“汉丁令威学道成仙化鹤归来,城郭如故人非昔”的故事,比喻京城沦陷,“人非昔”矣;用“魏明帝迁徙汉长安铜盘人”故事,喻国祚转移。用古事古语,不着痕迹,如出诸己,是善用典者。“留着青城阅古今”,劫难之后仅仅青城还在,人物荡然无存矣!青城,是两朝痛史的见证。
元好问“纪乱诗”的一个特点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他往往把对现实的悲怆情怀与对历史的批判意识融合在一起,从而增加了诗的思想深度。诗人在国家沦亡的悲愤中,对国家武备松驰而招致败亡的历史教训作了深刻的省察。其他如《出都》、《岐阳三首》等,也都表达了诗人对金朝败亡原因的理性思考。
每逢重阳节,人们都要怀念远出在外的游子,异地做客的游子也思念家乡的父老兄弟。中国古代诗人也屡屡在诗中表达重阳节思亲的情怀。如杜甫《九日》:“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也是脍炙人口之作。而汪元量由重阳节感发的就不仅仅是对故乡亲人的怀念,更为深情的,是对故国的无限眷恋。
小令分上下片。上片主要是对思念故国的情绪和气氛的渲染。开头:“官舍悄,坐到月西斜。”夜深人静,万籁俱寂,而作者心绪如麻,不能成寐,面对一弯明月沉思默想,一直到月沉西山。“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汪元量举头望月的所思所想就不仅仅是故乡,而要广泛、深沉得多。“永夜角声悲自语,客心愁破正思家”。这两句紧承上面,进一步表达一种悲痛的情怀。长夜漫漫,角声时起,给人一种绝域苍茫的肃杀气氛,在这阴森恐怖的陌生之地,作者只有悲愤地喃喃自语,聊以排遣内心的痛苦于万一。这种悲痛的来源就是对“家”的无限思念。这个“家”主要是指已经沦丧于蒙古铁蹄之下的南宋王朝,一个大“家”,当然其中也包含有自己的小“家”。“南北各天涯”。从南宋临安到元大都,重山叠水,遥距数千里,真可谓天各一方。即作者对故国、对家乡的怀念,正是在这样的近乎绝望的境地中,才显得更加悲壮,更加沉重。
词入下片,作者对故国、对家乡的思念,由抽象的情绪变为具象的行为。“肠断裂,搔首一长嗟。”作者虽有回天之愿,却无回天之力。作者思念国家、以至肝肠寸断,却只能以搔首长叹作结。“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杜甫《春望》),这只是一种忧心如焚而又无可奈何的举动。“绮席象床寒玉枕,美人何处醉黄花。”这两句涉及到了作者思家的具体内容。作者想到,往年南宋宫中那些拥金枕玉的美女们,在重阳节总是开怀畅饮,醉赏菊花,尽情欢笑。而今国破家亡,她们就不能象往年那样了。即使她们陪着征服者饮酒赏花,强颜欢笑,但由于物是人非,她们的心情也一定是十分痛苦的。末句“和泪捻琵琶”再次把内在感情化为具体行动。悲愤交集,热泪长流,但又不能跃马扬鞭,奋战沙场,只能捻动琵琶。弹上一曲曲悲歌。在这如泣如诉的琵琶曲中,会有多少作者不敢或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情感。
后人在评价汪元量的诗词时说:“唐之事记于草堂,后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其诗亦鼓吹草堂者也。其愁思壹郁,又可复伸,则又有甚于草堂者也。”(李珏《书汪水云诗后》)确实,汪元量诗词中对国破家亡的沉痛感,比之杜甫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南宋灭亡这段历史,比起安史之乱来更为沉痛。